摘 要：回顾不同时期中越两国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不同模式，探寻不同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模式得失及原因，结合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新特点，得出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新趋势，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下两国政府和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合作共赢，调动各级主体积极参与，助力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全面合作升级。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越命运共同体 产业协同 技术合作

一、引言

201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提出，这与越南前总理潘文凯2004年主张的“两廊一圈”高度契合，友好睦邻的中越双方在共谋发展经济，共创和谐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方面形成高度共识。中国于2015年3月28日开始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交了中国答卷。同年4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阮富仲来华到云南考察后代表越南，提交了与中国共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越南方案。

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密不可分，产业协同是技术合作的基础，孕育了技术合作的土壤;技术合作则是产业协同的催化剂，推进产业协同快速稳步发展。近年来，从电动车到光伏产业，从电子电力产品到电力产业，从边民互市贸易到跨境电子商务等，“中越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越产业合作越来越深入，中越始终在为构建经济更强、更美好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探路，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是构建强大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必要路径之一。2017年9月的中越产能合作项目推介会为中越产业协同铺开了道路，2019年中国投资于越南最大的电力项目——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BOT项目开始运营，成为“中越命运共同体”下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产物。“中越命运共同体”下的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之路必能开通且亟待畅通。

二、综合述评

国内关于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研究较晚，近几年才开始有相关的文献，这些研究主要从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不同模式比较、创新机制、创新手段、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加以研究。如臧学英（2018）认为：以技术协同带动产业协同的模式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一种全新路径探索，以技术协同带动产业协同自下而上的内生性产业协同与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式的外源性产业协同相比较，其协同成本更小，模式也更稳固。钟荣丙（2018）结合创新方式的多边性，构建了“互联网+”与“中国制造”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于丞（2018）提出基于互联网+平台，为商贸企业构建了几种协同的营销模式。郑季良、王少芳（2018）基于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环境机制和创新治理机制，构建了高耗能产业群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的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颜廷标（2019）通过实证分析，从问题侧着手，认为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深度融合。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国内更是近期才开始系统进行，他们主要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理论、构建路径等方面加以研究。如刘芳彬（2019）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俯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须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平等互利、互利双赢。王丹莉、王曙光（2019）分别从初期、发展期和提升期捋顺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认为必须立足当今国际局势，构建秉承社会主义原则，从而共尽责任、共享其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薛安泰（2019）提出：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是要有意识;思己任，尽其职;继续量体裁衣地对外开放;包容迥异的他国发展之道;堅持国国平等;实行普惠经济，造福国民乃至世界人民;尽力而为地挑起国际责任。

通过分析发现，关于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研究虽然近期较热，但他们主要是以指导性和理论性文献为主，比较抽象，深入具体研究某个地区，某个产业的文献凤毛麟角。同样，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文献也是作为新时代思想体系，多从定义、发展历史、践行的路径选择、价值观等去研究，把这一思想体系与产业经济联系起来研究的很少，特别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联系起来去研究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更少。本文研究的着眼点，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策理论条件下，对特定地区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解决方案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三、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模式回顾

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按照不同的发展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建国初期的低层次合作模式，一种是新时期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下的较高层次的合作模式。建国初期，中越双方皆是经济和技术双落后国家，产业发展处在冰冻时期，但因地理位置毗邻，制度相同，历史文化相同，中越开始抱团取暖，并于1950年建交，开启了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模式。60多年来，中越进行了多项产业与技术合作，合作模式主要是互相交流技术，互派技术人员到对方国家学习或进行技术指导，属于比较传统的“授渔”合作模式。由于两国处境基本相同，被封锁，较封闭，难以发展，所以这一阶段的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处于低层次阶段。该阶段技术落后、合作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稀缺、环保问题突出、能源供给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其合作经济效益不佳，难以促进两国经济全面健康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着眼全球、审时度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论，于是中国经济发展以一种新的理论思想指导，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之路也随之发生巨变。通过不断总结探索，提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下，促进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意识。中越双方都高度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两国领导在谋发展中坚持两国合作，互帮互助，共促发展，实现共赢等方面达成共识，合力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2015年，阮富仲书记来华开始谱写“中越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这一时期，在越南丰富的资源、低劳动力成本、廉价十足的能源供应的保障下，中国以“互联网+”、油气开采、高铁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推动下，再加上两国的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以及东盟中两国的合作关系的深化，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进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中越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越两国共同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五个方面促进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全面合作，两国的合作走上了新道路，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形成多产业协同、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多层次合作、不同类型企业深度合作新态势。这种合作新模式不仅解决边民生活得不到保障的问题，还促进了两国的友好交流，促成两国结合成强大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使两国的经济共同沿着新台阶逐步迈向新高峰。尽管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目前仍处在探路阶段，存在成本效益不匹配、技术不能支撑产业发展、不能有效促进两国经济发展，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尚未明显提高，稳边固边政策有待加强等突出问题。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促进两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强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四、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存在的障碍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通过几年的不断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但由于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牵系到各方面利益的重新调整，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产业链条单一

据统计，至2016年，我国对越的投资结构为：制造业和工业建筑业占比61%，服务业占比26%，农林渔业占比13%。2018年前8个月，越南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3135亿美元，然越在华投资微乎其微。中越合作投资的项目更是没有。可见，中越产业与技术合作以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为主，并且产业链条单一，这将导致双方在产业协同与

技术合作中不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取他国之长，对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发展不利。

（二）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目标不明确

因政策、文化、经济情况不同，中越合作项目与国内企业迥异，存在目标不明确的现象。近几年，中国到越投资失败回国的工厂开始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合作的双方并不明确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目标。中国企业的目标为降成本增利润，没有把目标具体明确为是降低劳动力成本还是完善产品供应链抑或是共享人力资源等;越南则以人口红利和低劳动力成本为荣，忽略了自身不健全的产品供应链和高水平技术人才的稀缺，对中国到越投资抱着促进经济发展之目标。双方没有真正秉承“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同处理两国的合作项目，形成各为己利的模糊目标，不能细化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目标。

（三）传统产业尚未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

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集中于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量小力微，其中有利己主义、对共同体他方技术持观望态度等原因，双方皆担忧某些独有技术外泄会造成各自经济损失，阻碍国内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非常成熟，然越南因在安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国民的世界观等方面充满担忧，不敢借鉴中国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更不会将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嵌入到越南的传统产业。中越项目合作中，传统产业尚未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拖慢了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前行的步伐。

（四）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财务杠杆效应不明显

中越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资本更多来源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来源于负债的资本微乎其微。如此，由于资本不够充足，一些需要协同的产业不能协同，技术不能合作，这又引发了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成本—收益的商业可持续问题。经营企业总有资金短缺的时候，缺乏适当举债举措，将不能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对企业利润的增长不利。

（五）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资源配置不合理

由于中越双方都存在诸如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中亦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中国对越南的投资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工业建筑业，其他产业占比则较低，然而制造业和工业建筑业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制造业和工业建筑业的协同如不能先解决环境问题，不管是中国对越投资还是越南对华投资，都会加重双方的环境问题。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任何一方，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共赢，这有违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促发展的使命。

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新思路

“中越命运共同体”政策与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相辅相成，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是“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越命运共同体”可以为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提供保障机制。

（一）中越进行多产业深度合作，拓宽、延伸产业链条

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链条单一主要是由于双方的投资机制约束。双方皆对接受投资与对外投资制定了约束机制。比如越南规定他国对矿产资源的投资不能超过一定比例，且外方比例不能过半，为了不分散股权，还列明某些资源必须是多国合作投资。中国也对某些产业合作采取谨慎态度。然共同体旨在求同存异，共达发展。中越可在不违背双方投资机制约束的范围内，鼓励双方企业多进行项目合作，尽可能进行多产业深度合作，以拓宽、延伸产业链条。

（二）中越共同坚持互惠共赢，明确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目标

中越只有站在中越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始终坚持互惠共赢，明确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总体目标并细化为具体目标，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才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同产业其目标不尽相同，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要根据不同产业细分各个共同体的具体责任和权利，共同体的双方各自践行责任和按比例享受利益。

（三）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命运共同体，在求同存异中谋合作。双方理应做好技术沟通和解释，互派专业技术人才到对方那里进行学习或指导。中越应该取长补短，把各自的高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传授给对方，在对方技术落后的产业中，教对方如何利用高新技术打造传统产业。中国可以将互联网和大數据技术输入越南，促进其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同时，可以借鉴越南海防市的产业集群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的产业群，让国内企业合力发展。中越两国目前的清洁能源产业还比较落后，两国可以合作开发新技术，将传统的清洁能源技术上升为高新清洁能源技术，共同解决两国清洁能源的问题。需要进行协同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可能有可再生资源、现代化农业、智能制造业等。

（四）加强新金融协同，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发展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

中越两国可以考虑成立“共同体资金池”，专门为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共同体资金池”的控制方负责对申请贷款的中越合作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在安全的范围内，对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成立“共同体资金池”首先需要中越进行新金融协同，才能在中越合作中进行资本协同。如新金融协同为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合作双方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使共同体的利益成倍增加，对两国的合作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并可以一举多得，同时拉动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五）运用帕累托最优合理配置资源

根据中越双方协同的不同产业，分析合作地的地区结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人口结构等实际情况，运用帕累托最优计算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数据，从而对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中越应该协商出台关于共同体的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的指导性意见，意见中详细说明各个产业合作的比例，需要满足的技术条件、资本条件、人力资源条件等等，同时也明确双方会给合作企业怎样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只有详细的指导意见才能为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孕育肥沃的土壤。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中越边境地区边民生活水平低是中越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中越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中越命运共同体”进行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能够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中越两国友好的邻里关系，可以为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提供保障机制。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目前还处在探路阶段，存在成本效益不匹配、技术不能支撑产业发展等问题。在双方重视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将会因为坚固的保障机制而突飞猛进。以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进行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不仅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也有助于起到稳边固边的作用。

（二）展望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文只是从一个小的侧面加以论述。随着中越两国及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理论、财务杠杆理论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去研究中越产业协同与技术合作中的核心问题，促进合作的全面深入发展，扩大合作空间和延长合作时间;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增加投资规模，控制投资风险，造福中越两国企业和人民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广大学者不断地去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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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巧玲，百色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中国经贸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