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俊雄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民族理论家霍布斯鲍姆给葛兰西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葛兰西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他大概是第一位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者”(1)[英]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299、301页。。霍布斯鲍姆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确实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造性发展。葛兰西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反思，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相应的革命战略，并运用这一思想对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进行了历史反思，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领导了20世纪新一轮的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在革命实践中思索着民族问题，其理论探索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理论，英国的蒙克在《马克思在21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一书中提到：“正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方面看到的那样，安东尼·葛兰西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是一个创新者。”(2)[英]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王亚栋,张长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一、对意大利民族革命运动历史的反思

葛兰西认为，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是1848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真正历史始于19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其成果是1870年意大利的统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才出现了“比较狭义的民族和政治意义上的术语‘risorgimento’，随着也就产生了其他一些用语：‘riscattonazionale’[‘民族起义’]和‘riscattonazionale’[‘民族解放’]。”(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但是在当时，所有这些概念都表示的是对过去情况的“恢复”。“这些概念难于译得确切，因为它们是同民族文字传统密切相联系的，而这种传统确立了从古罗马起到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止在意大利半岛上展开的历史过程的内部连续性。”(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按照这种传统观点，意大利民族在古罗马时代就产生了，而随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意大利民族就会被恢复。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批评了这种当时较为主流的对意大利民族统一历史的错误看法，特别是专门批评了“作为民族的‘传记’的历史”，认为“这种编历史的方法是从产生民族感的时候出现的。它是一种政治工具，用来在广大群众中配合和加强恰好是那些其总和构成民族感的因素。”(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把历史解释为民族传记的杜撰方法其实是反历史的。

(一)民族统一运动迟缓的原因

“在中世纪，皇帝为反对教皇而进行了‘文化斗争’，结果既造成了德国的分裂，也造成了意大利的分裂(在意大利，教皇权力是民族统一的障碍)”(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页。。葛兰西具体分析了历史宗教遗产对意大利民族统一进程的阻碍和影响，阐释了古罗马帝国和世界天主教中心的历史重负对民族统一的阻滞，以及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民族主义发展的消极影响等。

意大利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就有一些印欧语系的部落进入意大利半岛。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部落人群已经成为半岛的主要居民，并在半岛中部和南部形成了以翁布里亚人、萨宾人、萨莫奈人等为代表的翁布里亚—萨比利安语言和以拉丁人、赫尔尼西人等为代表的拉丁语言。古罗马人的祖先正是拉丁人的一个支派，据考证他们在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化。古罗马历史是一部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的历史，它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和统治是建立古罗马世界帝国的基础。在古罗马共和国统治之下的古意大利各城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也不是“意大利邦联”。从公元前1世纪到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28公元～14年)，古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古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半岛的一体化进程得以完成，它拥有了明确的疆域。但是，古罗马摆脱了城邦国家的角色，变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半岛上古意大利人的各城邦则成为帝国疆域内的自治城市和地方行政单位。因此，罗马城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意大利本土。

葛兰西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评价，他指出，正是古罗马共和国演变为古罗马帝国，使意大利失掉了“‘领土的’领导权并且把领导权转给了‘帝国的’，也就是超民族的阶级。”(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这一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对半岛的和罗马的历史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罗马和半岛‘失掉国家地位’过程的开端，并且是半岛变为‘世界性的领土’过程的开端。”(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公元395年，古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正式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两部分，两者在政治上和形式上是统一的。但是，西罗马帝国很快开始衰落，并最终于公元476年灭亡，意大利迈入中世纪。在整个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普世性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体制使意大利不可能产生具有明确领土范围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绝对主义君主政体。这一时期新的城市社会集团没有达到如法国、西班牙等国那样的比较高的成熟程度。意大利“中世纪资产阶级，其发展停留在经济—团体阶段”(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当时，外来入侵者建立的王国、东罗马帝国、罗马教皇和基督教、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的各行省等四股政治和宗教势力支配着意大利的命运。这样，意大利一直不存在独立完整的民族王权，王权在意大利仅属于古罗马帝国皇帝的象征符号，因为是由外来入侵者实际掌控着国家的权力和权益。“在十世纪以后，由于帝国和教皇的国际职能并且由于帝国掌握了独占军队的特权，这一现象应该表现得最为明显。”(10)[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资产阶级不能自由地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明确国家独立和自主的具体表现和内容，也就是没有能够建立得到“被治理者信任”的并且有能力发展的国家。

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葛兰西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具有“政治的道德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它对于意大利而言“具有退步的性质”(1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文艺复兴促成了欧洲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运动，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葡萄牙等民族国家诞生。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缺少的正是古罗马文明的专有特点——国家的从而也是领土的统一。“在意大利与这些地区的民族国家相符合的是亚历山大六世建立的做为君主专制国家的教廷组织，是把其余意大利地区分开的组织。”(1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葛兰西具体反驳了罗西关于文艺复兴促进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的形成、民族意识的发展和民族团结的进步的观点，认为意大利不仅不具有民族性质的文化统治，而且缺少的正是文化的民族性。意大利“人道主义者就是中世纪普遍主义的继续者——当然是在另外不同的形式中，——而不是民族分子，他们是‘世界主义的邦会’，对这个邦会来说意大利大概就等于是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个地区，——既不更大些，也不更好一些：他们既具有非政治倾向，又具有非民族倾向。”(1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也是一样的，“在宗教界也没有过‘民族—人民的联盟’。”(1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葛兰西认为，直到16世纪，半岛上的外国统治才使意大利民族开始慢慢觉醒，希望争取意大利民族—民主的独立。而到了18世纪，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才真正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民族统一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

葛兰西认为，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首先应该在整个欧洲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找。

首先，“欧洲体系中的主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因素一直是教皇的权势。”(1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18世纪，教皇教会的国际国内地位明显下降。由于反宗教改革，教廷把人民群众推开，同统治阶级结合在一起，而且还不断发动战争。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也失掉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政府的能力，因为它不能再把人民群众作为压制政府的工具。而且一些开明的君主政体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有意排斥教皇的实力，实行“帝王教权主义”政策或世俗化政策。取消耶稣会教团是世俗国家对付教会干涉的顶点。总之，“第一次复兴时期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由于教皇权势这种欧洲的和意大利的力量，也就是一种能够在自己领导下改组半岛国家的可能力量削弱了。”(1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这一时期出现了“世俗的”、反对教廷的潮流，它极力主张意大利摆脱教廷的世界主义理性，完成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刚开始这种力量比较分散，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发展，最后汇集为马志尼运动。

其次，国际力量的平衡也为意大利民族统一提供了先决条件。虽然，18世纪的意大利仍处于处于列强势力的统治之下。但是，列强之间矛盾的加深使得它们对意大利的直接统治在不断减弱。特别是在1748年以后，法国领导权的衰落和西班牙、奥地利领导权的完全消灭，更是给了意大利喘息的机会，意大利南方和北方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希望寻求通过民族统一来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力量也越来越多。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无疑使意大利公民开始意识到民族独立革命任务的重要性，促进了分散的民族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团结。马志尼的行动党就渊源于法国革命及其在意大利的共鸣。法国革命对反动势力的打击，为力量相对薄弱的意大利民族独立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甚至是反击反动派的机会。

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对于第一次复兴时期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成就，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十八世纪的已经成为民族的资产阶级，在于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它渗入到经济的、宗教的生活里面，尔后也渗入到政治生活里面，它对生产者来说不仅是‘原则’，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需要。”(1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意大利的分裂阻碍了经济的发达，使意大利任由列强入侵。因此他们开始自觉地拥护自由主义，追求民族的统一和独立。

总之，在18世纪，意大利爱国主义成为有意识的志愿和热情，而且这种热情在18世纪最后十年特别明显地转化为争取独立和统一的现实的政治行动。

(三)民族统一运动实践

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是1848年以后才以完全确定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主要有两个派别。

一个是温和自由派，以加富尔为首的撒丁王国及其他一些王国中的自由主义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代表，其主要代表是撤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伯爵。撒丁王国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自然成为温和自由派民族运动的中心。温和自由派的愿望就是“把意大利的领土在撒丁王国领导下统一起来，把意大利人民在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宝座周围团结起来，不用群众革命斗争的方法，而用缔结外交协定和实行上层分子联合的方法来解决刻不容缓的民族问题”(18)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六卷第五分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版,第3页。。如加富尔及其拥护者为了获得法国的支持，同法国结为反俄同盟，派了15，000人的军队参加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双方又缔结协议一起发动对奥战争，拿破仑承诺如果打了胜仗，就把伦巴底和威尼斯归并于撤丁王国，加富尔则同意把萨伏依和威尼斯并入法国，而不顾威尼斯的居民大多是意大利人。结果，奥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尤其是加里波第率领的义勇军军团对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这次战争在客观上使整个意大利掀起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高潮，致使拿破仑三世被革命斗争的规模吓住，而决定单独同奥地利妥协，然后把奥地利交出的伦巴底“转让”给撒丁王国，威尼斯地区留在奥地利手中。因此，葛兰西认为不能把“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分子称为意大利的雅各宾党人，因为他们把统一看成是皮蒙特王国和萨伏依王朝版图的扩大，而不是‘从下而上’的民族运动，只当做王国的征服。实质上最富于民族性的因素是行动党。”(1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页。

葛兰西的行动党指的是民族革命派，其领袖是共和主义者、“青年意大利”的创立者马志尼。马志尼于1831年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其纲领就宣布要将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家，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这一纲领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其“统一思想”，当时极少有人如此明确、如此果断地提出这个问题。马志尼把人民看做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主要力量，认为只有各阶层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才能产生革命的力量。他指出，“意大利民族革命不能只限于少数个人或狭隘社会阶层凭经验进行的政治行动，而应是在精神上，首先在宗教和道义方面进行革新的一种广泛而深刻的潮流”(20)[意]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沈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47页。，通过“上帝和人民”的纲领让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坚实深厚的信念，积极参与革命。马志尼还把他的“上帝和人民”的纲领视为改造整个人类的纲领，把意大利视为发挥全面作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拯救全人类事业的发动者和捍卫者。在他的理想图景中，意大利的罗马应该承继，甚至胜过帝国罗马、教皇之罗马精神，他领导的意大利民族统一革命运动，不仅将建立一个自由团结的意大利民族社会，而且还将推动整个欧洲以及整个人类的民族联合和解放。

从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反思中可以看出，葛兰西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注重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找寻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出现的原因，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强调了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或公民)性，并且明确反对通过利用“历史记忆”，甚至歪曲历史的民族主义掀起民族冲突，进行分裂活动。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运用。

二、文化霸权与民族认同

在反思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历史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民族统一运动及民族国家构建思想。鉴于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不彻底性，葛兰西在意大利建立共产党，亲自带领意大利人民进行第二次民族统一复兴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通过对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革命条件的差异的比较分析，他明确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统治，是革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市民社会”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指伦理—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在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潮中,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古典社会理论家都往往在政治社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其中“具有较强的道德判断意味”“他们所讲的政治社会乃是一种公民社会，这是建立在共和政体基础上的一种社会”(21)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8页。。在黑格尔这里，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区分开来，但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并将市民社会定位在经济基础领域，“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而葛兰西提出的市民社会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他把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区分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社会”或“国家”两个层次。“政治社会”主要指国家的暴力机关，而“市民社会”主要指“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之总和”(24)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可以说，市民社会是全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是全部精神与理智生活，其功能就在于向人们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体系。葛兰西认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成功实现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最终导致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西方民众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文化霸权其实就是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就是指实现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使资产阶级掌握着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民众在其领导下自觉自愿地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认同和忠诚。

葛兰西通过对东西方社会政治结构和统治方式的比较发现：对集权专制的东方国家而言，“政治社会”或“国家”就是一切，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其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因而革命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就会取得了胜利；而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其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有较悠久的民主传统，“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平衡、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再简单地以暴力方式来建构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而是坚持协商、舆论监督、选举、议会等社会契约方式和理性化原则，从而使国家获得了双重性基本特征，即暴力强权特征与某种社会同意和合理化特征并存。另一方面除了实现政治专政统治之外，资产阶级通过自觉的政治行动和组织来实现自己在“市民社会”中的霸权，努力使其世界观扎根于人民根深蒂固的情感、愿望、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中，这使得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同意”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武力和同意，统治和领导权，暴力和文明”的双重结构。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尽量采取各种方式来实现强制统治和霸权统治之间的平衡，甚至尽量通过霸权统治来实现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连最有战斗力的工团主义也变成资产阶级社会从属部分的原因。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的霸权，不仅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而且甚至可以抵制政治问题和危机。

因此，葛兰西认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化，即社会所有和计划的经济(尽管这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框架)，而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化”(25)[英]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除政治斗争外，还有夺取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革命，使作为从属地位的无产阶级能够成为霸权阶级，后者十分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基本问题。这场革命必须进行长期的“阵地战”战略，要与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和反复的拉锯战，才能争夺资产阶级建构文化霸权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因为西方的“市民社会”不仅结构庞杂，遍及社会各个角落，而且观念杂糅，外表虽浑然一体，内部却鱼龙混余，矛盾丛生，是一个性质不一的文化、知识、智力和道德因素的综合体。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葛兰西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一样，把民族问题视为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核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应该实现各民族的“阶级的联合”。但是，他们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观察总体上是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为着眼点的。因此，他们更多的是讨论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他们以生产方式的历史推进为依据，侧重于经济与政治的互动，相对而言，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研究较少。而葛兰西是对“成熟的”欧洲民族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他把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统治和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丧失，并从文化层面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路径。从表面上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对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成果，与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理论却开启了民族共同体内一个开放的“文化/权力斗争模式”，民族认同、少数族裔身份斗争、多元文化统一构建以及民族国家间的认同等问题都可以纳入这一分析模式中。

市民社会包括国家暴力机关之外的一切组织，“实际上也涵盖各种社会群体，如根据经济关系划分的阶级、阶层，根据地缘关系划分的社区、社群，根据族群关系划分的种族、民族，等等。”(26)周兴杰：《葛兰西“市民社会”的三重意指与“霸权”的丰富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7期。个体不同的、多重的身份认同正是形成于市民社会中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按照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思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存在紧密联系，统治阶级实施“霸权”统治的成功在于被统治阶级自愿同意“霸权”，因此这就需要对多元的、存有差异甚至是矛盾、冲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成共识。所以，实施“霸权”的过程，就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共识的构建形成过程，其中包含了围绕民族或种族身份认同而进行的个体或群体间不断商讨和接合的过程。葛兰西的这一理论分析模式，对西方马克主义民族理论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直接影响。英国“新左派”在深化对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与权力等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创立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霍尔直接把霸权理论运用于英国撒切尔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种族身份构建等问题分析中。而法兰克福学派也继续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批判”的维度，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商谈理论”，与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意识批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契合之处，这不仅表现为二者对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注方面，而在对政治合法性达成过程中‘商谈性’的强调以及对于多元文化‘共识’的倡导方面均有一定相似之处”(27)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之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以爱德华·W．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也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把文化霸权置于全球状态的话语范围内，提出后殖民时代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问题，集中在文化话语权力批判反思“东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构建。20 世纪 80 年代，诸多拉丁美洲学者也开始深入研究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葛兰西思想成为他们进行“新的、民主的、民族的政治战略发展的指导”，“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在处理民族历史和民主斗争之间关系的转换取向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28)[意]西尔维奥·彭斯：《葛兰西思想的国际传播路径》，潘西华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7月24日。。

三、民族国家实施文化霸权统治的具体路径

葛兰西在阐释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理论的同时，还具体阐述了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霸权统治的具体路径。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阶级广泛而自愿的“认同”和同意，形成一种集体意志。作为文化领导权的“集体意志”，虽然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纲领，但又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因为它还植根于社会实践，是民族国家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文化思想活动对立统一发展的结果，是集政治性、民族性和人民性于一体的“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因此，它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剧的主人公”(2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7页。。

葛兰西指出，集体意志的建立与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的是一个详尽无遗的、像对毛细现象那样极尽条分缕析的分子过程，它可以利用的文献包括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口头的交谈和争论”(30)[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1-92页。。只有经过长期的整合才能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同质性的集体意志来协调一致的行动。葛兰西当时还提出要发挥通讯、报纸等大众文化传播对集体意志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有预见性的，大众文化在之后确实发展迅速，法西斯的宣传就比较成功地利用了现代大众传播。但是，葛兰西最为强调的是“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形成。可以说，集体意志就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共同体，通过发展人民—民族的文化而形成各阶层对国家的民族归属和认同。

葛兰西提出“民族—人民的”文化源于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当时，意大利的两家大报纸连载了法国小说《基督山伯爵》，而且非常受意大利人民的欢迎。《法西斯评论》为此打起“民族主义”的口号予以抵制。葛兰西反驳法西斯主义说，它们坚持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基督山伯爵》受意大利人民欢迎的背后原因是“意大利没有‘人民的’文学，因而‘被迫’向国外寻求生路”(3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页。。而且，这个问题应该归因于整个“民族的—人民”的文化的缺失。在意大利，“民族的”这个词是一种很狭隘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的”一词完全不相符合。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意大利知识界远离人民，一切“有学问的阶级”及其智力活动脱离了人民—民族。葛兰西指出，这也是意大利民族统一滞后的原因。为此，葛兰西提出，革命和执政的成功都需要构建超越阶级性的“民族—人民的”文化，以此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是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的知识分子两种类型，“传统的”知识分子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而“有机的”的知识分子“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意识”(32)王雨辰：《略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理论》，《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有机知识分子在提供道德和知识领导方面起着特殊的政治作用，实现文化霸权统治需要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让他们创造先进的意识形态来凝聚人民群众和各阶层。

葛兰西批判狭隘民族主义，高度重视植根于社会实践的集政治性、民族性和人民性于一体的“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形成，注重文化层面的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建设，强调发挥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应有作用和担当，以推进各阶级阶层对国家的民族归属和认可。时至今日，这一战略思想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当今世界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中国而言，“民族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我们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问题上斗争的前哨战，这场斗争依然尖锐复杂”(3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这块思想阵地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而其中长远和根本的就是增强文化认同。

四、“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意大利社会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必然也会遇到“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葛兰西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应以“民族”为支点，以“国际”为方向，以“平等”为原则，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实践和秩序。在与共产国际的合作方面，认为可以接受共产国际总的战略指导，但这种情况必须符合民族实际，意共必须要拥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不能附属于共产国际总的发展利益。所以，他坚决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独揽大权,坚持认为“在任何社会要建立一个普遍的基础，必须最终用民族的语言来阐明一个特殊的文化、语言和一系列的传统”(34)桂立：《从葛兰西到达莱马——意大利共产党发展探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3期。。他在一篇谈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民族思想的主要分歧的拾零文章《国际主义和民族政策》中这样说道：“国际局势必须从它的民族方面来加以考察。的确，‘民族的’这个概念是一种‘独创的’，唯一的(在某种意义上)结合的结果，假使想要掌握和领会这种结合，那就应该从它的全部独创性和不可重复性来理解它和领会它。”(3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1902～1917年的革命活动给国际主义赋予了实在的政治内容，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结合了各项民族性质的要求。但是后来斯大林完全从国际主义出发，而忽视了民族主义。

针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葛兰西针对性地提出应以“民族”为支点，以“国际”为方向，可以说是重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恩格斯早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3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页。。所以，斯大林指责民族主义不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民族力量的配合才能实现国际主义的发展前途。“国际性质的阶级因为它所领导的是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性质(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而且往往是具有更大的局限性质的——是本位主义的和具有地域观念的阶层(农民)，——所以这个阶级应该在一定的意义上‘民族主义化’。”(3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民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有坚持，也有发展。一方面，它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维度，把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视为历史过程的产物，主张以“民族”为支点，以“国际”为方向，在分析民族问题时基本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注重从经济基础上找民族问题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葛兰西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解读、反思和研究，他“把民族主义问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的”(38)[美]玛·奥卡拉汗：《关于种族主义问题》，《民族译丛》1984年第5期。，从文化层面来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战略方针和具体路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深化了对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认识。对葛兰西民族理论的梳理，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可以为中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