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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邳州农民画的艺术特征探究

2019-11-30金鑫

艺术科技 2019年17期
关键词:色彩搭配构图

摘 要:邳州是农民画的发源地,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画运动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提高创作时期,而改革开放至今处于探索自己艺术道路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邳州农民画“构图大胆泼辣,造型也颇具现代风格”,本文探寻了它别具特色的视觉语言和艺术形式。

关键词:邳州农民画;生活主题;造型表现方法;构图;色彩搭配

中国农民画是通俗称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被称为“现代民间绘画”。1988年3月,文化部社文局以社字(88)第026号文件正式对全国45个“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进行命名。早在20世纪50年代,邳县就兴起了农民画,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壁画县”。时至今日,农民画乡已遍布全国各省市,它已成为整个社会不可忽视的艺术文化现象,为我国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民俗文化建设以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保护发挥灼热的力量。

1 关于邳州农民画

邳州古称邳国、下邳,早在夏朝,这里便是我国车马发明者奚仲的领地,它经历了楚汉相争、三国角逐以及现代历史上的淮海大战,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境内大墩子遗址、刘林遗址同属新石器时代青莲岗文化,已有六千年历史。1992年10月撤县设邳州市。邳州市地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其市区坐落在东陇海铁路与京杭运河的交汇处,河网密布,是苏北、鲁南的水陆交通枢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特殊的地理环境,铸造了邳州人粗犷、坚韧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豁达的邳州人为表达他们的信仰,创造了民间歌谣、民间剪纸,民间舞蹈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而农民画就是邳县众多的民间艺术之最。

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邳州农民画,在兴起不久就闻名全国,并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艺术家的关注,并吸引全国各地派代表来参观学习。邳州农民画在经历了1955—1965年的“讽喻化”时期、1966—1979年的“拔高、徘徊”时期,改革开放至今处于“抒情、变异、本土化”时期。1988年,邳州农民画再次在北京中國美术馆展出,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参观时说:“三十年前,邳县农民创造了一批农民画,确实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新事.三十年后,又看到了邳县农民画,与三十年前相比,绘画的构图大胆泼辣,造型也颇具现代风格。”现代的邳州农民画已经从刚起步时期吸收漫画的手法,不讲究构图,而注重作品的宣传性、思想性发展到现代农民画,不仅注重构图,而且力求借鉴和融合具有当地地域性特征的民间艺术门类,如大墩子彩陶、汉画像石、剪纸、刺绣等。同时,吸收一些具有现代性的夸张变形的技巧,这些既反映出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不断交融的一面,又反映出邳州农民画能够得以不断发展的源泉。

邳州农民画随着当时时代的变迁,脱离了政治的驱使,使它的功能得以转化,当前只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装饰画,与传统的民间艺术不同,传统的民间艺术则与民俗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现代的农民画则基本上已经与民俗生活脱离了。此外,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逐渐减少,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邳州农民画面临着传承堪忧的问题,再加上工业的推进使农民画创作出现市场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产品生产,还面临着创新的问题。上面几点是邳州农民画的发展现状,可以映射出当前邳州农民画的发展困境,农民画被挤到社会与艺术的边缘,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邳州农民画作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革开放至今呈现出比发展之初更丰富的形式美和更深刻的象征性主题,学习和了解民间艺术,对于保护和发展民俗文化意义非凡。

2 改革开放以来邳州农民画呈现出的艺术特征

2.1 时代和地理环境造就的主题

第一,叙事性的生活主题。邳州农民画的创作群体主要是农民,表现的主题多为以叙事方式描绘的当地村民所经历的具有当地地方和区域色彩的农事。如京杭大运河流经邳州,很多农活题材的作品多围绕着运河,像养鹅、养虾、捕鱼、洗蚕框等。此外,还有描绘节日、民俗方面的题材,如春节、元宵节、婚嫁、过周等。另外在邳州农民画中的自然景观,多围绕着银杏、大蒜、辣椒等当地特色产物,人文景观则围绕着农民所处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景观环境。

第二,象征性的生活主题。邳州农民画中所表现的生活主题,是邳州人的内心写照,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家乡越来越好。有些作品以物象征的形式,用画面主题映射出深刻的做人准则以及乐观积极的精神。例如,在2012年第二届全国农民画展上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染坊》,由邳州人邹文才所画,画面描绘了农民辛劳染布的场景,象征性地映射出了农民“人染布,不能染了心”的做人准则。还有由邳州人杨成年创作的三等奖作品—《繁荣的大运河》,以运河旁的村落为环境背景,描绘了农民过春节心怀期盼、满面春风、欢天喜地舞蹈的场景,映射出了新时代农民“奔梦人欢歌如潮”的生活态度。

2.2 重构型造型表现方法

第一,移植重构造型。邳州的农民画多移植大墩子彩陶、汉画像石、民间剪纸、民间刺绣等当地民间艺术中的物象形状,在新的农民画画面中演变出更加新颖的图案。例如,陈文艾的作品《挑花女》(图1),画面中挑花女的头发以及服装上的花纹,移植了民间剪纸中刀锋感的表现手法,而背景中的花、鸟、篮子等形象,则挪用了民间刺绣的针脚感。两种手法搭配运用,造型手法既形成对比又相互统一。

第二,调整重构造型。邳州农民画还善于在抓住物象本身的特征之后,对其外形、大小等造型元素进行调整,重构出具象或抽象的图案。例如,徐建平的作品《老友》(图2),画面中的所有人物形象、动物形象、地面都改变了具象的形态,而用抽象的高度概括的曲线色块来进行表现,背景中的河水则用改变原本物象外形的条纹状来表现。由于背景和主体都用了相近的曲线形态来进行表现,使作品既协调,又有稚拙感。

第三,组合重构造型。邳州农民画的创作,还常常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特点或不同优势的物质进行合理搭配,组成一种新的物质。例如,王先艳的作品《吉歌》(图3),作品中以一只在唱吉歌的公鸡形象为主体,而仔细观察会发现,公鸡的大多部位都是由植物搭配而成,公鸡的爪子一部分由蒜种组成,而它身上的羽毛由稻子的叶片组成,尾巴和鸡冠则是稻子穗。公鸡唱出的吉歌形成了高产量的大米,大米由簸箕接住,而簸箕的中心又出现了具有剪纸形象的农民夜晚举杯庆祝的画面,画面造型颇具特色,充满新意。

2.3 大胆饱满的构图

第一,平面式构图。邳州农民画不讲究近大远小、近实远虚,在创作时构图平面化,不追求立体真实的效果,常选取画面中最有辨识性、最直观的角度进行绘制。例如徐建平的《晚归》(图4)、《农家橱窗》,这些作品中描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主体人物均以平列式来进行表现,画面中点、线、面的关系,表现出很强的装饰感。

第二,多点观察式构图。邳州是中国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地之一,“重世俗”是汉画像石的一大特色,汉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都十分丰富,有不少反映汉代普通生活的图案,比如耕作、宴窖、娱乐、武斗等,这些汉画像石的雕刻风格非常质朴和传神。汉画像石雕刻的图案中善用多点观察法,仰视、平视、俯视都可以出现在同一画面中,且汉画像石构图讲究饱满和均衡。许多邳州农民画就从汉代画像石中吸取营养。例如,朱成梅的《美在人间》、杨年成的《走进新时代》(图5)、张士彩的《迎春图》、徐建平的《大蒜市场》等、均把从各个不同视角所看到的物象囊括到画面中,丰富了画面的内容。

2.4 主客观相结合的色彩搭配

第一,色彩的色相對比。在色彩上,邳州农民画吸取了徐州地区民间年画、刺绣的用色经验。徐州地区民间艺术中常用色为红、黄、蓝、绿、黑,而且多为纯色,不多用调和色,在邳县农民画中,大多也以以上5种颜色为主,并使得客观色彩和主观色彩相搭配。在这5种色相中红色和绿色为互补色、蓝色和黄色为对比色。它们的组合,可产生明快、艳丽、热烈、向上的艺术效果。在一些著名的农民画家中,许多都善于运用这五种色彩的色相对比来搭配画面,例如邹文才、朱成梅、陈良成、杨年成等,比如陈良成的作品《秋到银杏湖》,画面中大面积地选用高纯度的蓝色、橙色、红色,黄色、绿色,形成了强烈的色相对比以及明朗活泼的基调,突显秋季人民生活生机盎然的景象。

第二,色彩的纯度对比。邳州农民画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打破了传统的色彩搭配方法,而是选用以纯度对比的主观色调来烘托画面。例如李梅的作品《红红火火的日子》,画面中背景全都选用降低纯度的红色,与画面主体的色彩以及辣椒的红,形成了色彩纯度的灰强对比。画面大面积不同纯度的红色,渲染出农民收获辣椒喜乐融融的景象。再比如丁维玲的《采莲》,画面中的所有色彩都降低了纯度,形成色彩纯度的灰弱对比,形成静谧、稳重感。

现代邳州农民画无论是创作主题的选择,还是表现手法的选择,都是与时俱进、别具风格的,且与国家的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民俗文化建设息息相关。邳州农民画表达出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对于当今邳州农民画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呼吁加强农民画画家队伍的建设,定期出版农民画刊物,以此作为邳州农民画与其他地区农民画交流的一个平台,促进邳州农民画、甚至中国农民画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士有,奚吉平.中国农民画考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陶思炎.江苏特色文化[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杨先让.中国民艺学研究:第二届民间美术研讨会文集[M].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3.

[4] 许江.农民画时代:全国农民绘画展作品集[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金鑫(1991—),女,河南周口人,硕士,郑州西亚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基础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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