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养,李东轩

电子商务能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吗?—来自上海青浦的证据

刘平养1,2*,李东轩1,2

(1.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8；2.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电子商务在农村农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其作用路径和环境效应有待检验.以上海市青浦区为典型案例,利用264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IV-ordered Probit模型和夏普利值分解法,研究了“电子商务+农业”模式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电子商务的引入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但主要以产量扩大型传导机制为主,反而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电子商务并非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其贡献率仅为12%;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应的夏普利分解贡献了达到31%和25%.这表明当前的“电子商务+农业”模式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加强相应的规制和引导,实现从产量驱动阶段向质量驱动阶段转型.

电子商务+农业；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环境效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普及,“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论上,它能够减少农户对本地市场和传统批发零售渠道的依赖,改善农户获取市场信息能力,降低综合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1].在实践中,以电子商务为核心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淘宝村层出不穷.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更高、更能接受新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代替单家独户的小农成为农村生产经营主体[3-4].可以预见,电子商务在未来的农村农业发展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但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进而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一方面,电子商务模式通过供求关系的有效对接,有利于农户优化生产决策,避免盲目投入､低效投入,进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2].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解决了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对农户而言相当于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有可能刺激农户对产品产量的需求,导致农药､化肥等的高强度施用.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的可持续性,但迄今为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本文选择上海全球城市郊区农村为典型案例,基于“电子商务发展—收入影响认知—生产行为转变”的传导响应机制,探索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转变,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最终为“电子商务+农业”模式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尽管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5],但是其正向效应已经凸显,主要表现在获取市场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产品价值[6-9]进而增加农民收入[10-11]等方面.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电子商务对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作用.例如,纽约的374个小农场在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后都实现了年销售额的增长,其中77%的农场增长了10%以上[12].曾亿武等[13-14]对广东揭阳、江苏沭阳的研究也证实,电子商务模式对农户的农业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目前对电子商务影响农户收入的具体机制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产量作用.即电子商务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问题,对农户而言相当于市场需求扩大,可以通过高产量获得高收入[2,15-16].例如,Goyal[17]发现,印度中央邦农村地区在引进了网络售货亭后,大豆生产的盈利能力提高,导致大豆产量显著增加.另一种是质量作用,即电子商务使农产品“优质优价”成为可能.农户可以生产更高质量农产品,通过电子商务以更高的价格销售,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18],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

整体而言,目前对电子商务与农户生产行为转变、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之间联系和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往往假定电子商务能够引导农户向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转变,带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但是,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农民行为响应的关键在于其利益的获得是通过哪种路径实现的:在以产量为中心的路径中,需求的扩大刺激农户对产量的追求,在经营规模受到土地可获得性约束而难以扩大的情况下,加大农药､化肥等的施用强度以获取高产量可能成为农户合理的选择[19];在以质量为中心的传导路径中,农户有机会面向更高层级的需求并获得更高的回报,会降低对产量的追求,进而减少化肥的施用,甚至转向有机农业､自然农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3个假设(图1):

H1:电子商务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户增收.

H2:电子商务的发展激励农户通过追求更高产量获得更大利益,导致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提升,加剧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

H3:电子商务的发展激励农户通过追求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获得更大利益,引导农药化肥的合理施用,进而缓解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

图1 电子商务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传导机制

2 方法选择､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2.1 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分别对其化肥投入,农作物产量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1和2分别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3a化肥投入变化情况和近三年农作物产量变化情况,3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年人均纯收入;ELC表示近3a是否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销售农产品;表示一系列反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政策环境等可能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参见表2).表示常数项,和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为随机误差项.由于3个被解释变量属于排序数据,因此本文选择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以1(近3a化肥投入强度变化)的有序Probit模型形式为例.令1*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肥投入变化的潜变量,则1*为1背后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两者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对于1*而言,其满足(5)式:

实际中,可能存在一些难以被观测到的变量既影响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采用决策,又影响三个被解释变量.例如,个体的风险偏好情况难以观测,但是往往越是风险厌恶者越不愿意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也越倾向增加化肥投入来确保农作物产量.在这种情况下,若仍然使用传统有序Probit模型,将导致不可观测因素进入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部分,从而造成估计系数的偏误.故本文参考连玉君等[20]的处理方法,选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镇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本地社会关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来消除其内生性,并构建IV-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电子商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化肥施用强度的变化､亩均产量的变化以及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的贡献度,本文引入夏普利值分解法进行测度.其主要思想是把目标变量的不平等分解为其决定因素的贡献,量化分解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不平等的贡献[21-23];并通过同类解释变量贡献度的加总,观测该类变量的总体贡献程度.

2.2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择上海全球城市郊区—青浦区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课题组在青浦区农业委员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于2017年7~10月对青浦六镇(包括青西朱家角、练塘、金泽三镇,青东华新、白鹤、赵巷等镇)进行了实地调研,主要包括召开镇-村干部专题座谈会和面向老队长、普通村民的深度访谈.同时,面向8个乡镇的农户发放问卷700份(包括青东5个乡镇400份、青西3个乡镇300份),回收问卷588份.其中,324份来自流出土地而退出了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普通农户;264份来自流入土地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文选择264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分析样本.为确保问卷的真实有效性,课题组随机抽取了10%的问卷(26份)进行电话核实.结果26份问卷信息均无误.

表1 各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统计

2.3 变量选择及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亩均化肥投入量的变化,每亩地产量的变化以及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核心解释变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即利用微信、淘宝、微博等线上销售平台对自己种植或者加工的农产品进行宣传和销售.

此外,根据现有研究[24-28],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政策环境等也是影响其化肥投入,农作物产量以及家庭收入的因素,因此也被纳入到解释变量中.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定义和描述如表2所示.

表3为采用和未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3个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均值差异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到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偏向于增加亩均化肥投入,亩均产量提高的比例也更多,两者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前者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显著性水平上高于后者.从均值上看虽然电子商务能够促进农作物产量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但同时也伴随着化肥施用强度的提高.

表2 变量统计与描述

表3 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值差异统计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3 模型运行结果分析

3.1 IV-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5.0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3个模型的辅助估计参数Atanhrho_12分别在1%,5%以及10%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拒绝了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在3个模型中为外生变量的假设,说明3个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均存在内生性,有必要使用IV-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过度识别检验(表4)结果表明,3个模型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说明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条件的原假设成立.

从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使用电子商务模式销售农产品在3个模型中均和被解释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开展能够显著促进亩均产量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亩均化肥施用强度显著增加.进一步观察发现,在亩均产量变化模型中,亩均化肥施用量的变化和亩均产量的变化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亩均产量随着亩均化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模型中,亩均产量的变化和家庭人均收入之间关系不显著,而经营规模、新型生产技术的使用以及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却与家庭人均收入显著相关.

表4 IV-ordered Probit 模型参数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3.2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表5 基于夏普里值分解的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率(%)

续表5

在化肥施用强度变化模型和亩均产量变化模型中,电子商务的贡献率最高,分别达到了34%和26%.这证实电子商务刺激了农民对产量的需求,使其加大了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施用强度,提高了有限土地的单位产出.假设2得到验证,而假设3不成立.

在收入模型中,电子商务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显著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但是,电子商务的贡献率仅为12%,低于新型生产技术(31%)和经营规模(25%)的贡献率.这意味着,电子商务作为一种营销手段的创新,对农户增收有显著贡献,但并非关键因素.

从模型结果中还可以发现,在收入模型中,产量增加的贡献率仅为1%.这说明在农户的产量追求型生产决策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亩均产量的增加对收入增长的实际贡献微不足道,反而是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或成本的下降,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3 讨论

与其他研究结论类似[5,29-30],青浦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收入的提高,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其并未改变农民的农业生产方式,反而强化了化肥等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施用,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这意味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电子商务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仍然寄希望于电子商务带来的“需求的扩大”,通过数量扩张而非质量提升的方式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整体上未能推动农业生产向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型.

即便如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量型增收行为响应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青浦农村位于上海全球城市郊区,其对农村农业的主要需求已经从产品经济向生态、文化、精神等服务经济转变,从产量需求向优质、安全、绿色的质量需求转变.换言之,青浦农村走追求产量的路径,很难获得竞争优势.从当前看,由规模经济或者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效率的提升或成本的降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还需注意的是,“电子商务+农业”模式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资源、要素的整合仍有待进一步的加强.以青浦农村为例.在所有采用电子商务销售模式的样本中,相当一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仅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瓜果､蔬菜等初级农产品;有34%的样本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再销售,但仅局限于简单加工(例如将稻谷简单加工成大米),缺乏必要的包装设计､质量认证以及品牌打造;仅仅有16%的样本尝试从事有机农产品的销售.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市场仍然由初级农产品主导,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缺乏品牌意识以及在产品包装设计、培育推广和溯源保障等方面的必要投入[31-32].

此外,其他因素对化肥投入强度和亩均产量也存在显著影响.在化肥投入强度方面,较低的文化程度以及较高的兼业程度均导致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机械投入的增加则有利于化肥施用强度的下降[33].土地经营权越脆弱,新型经营主体越倾向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高强度化肥施用行为[34-35].在亩均产量方面,除了电商和化肥因素外,经营规模的扩大、机械投入的增加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4 结论

4.1 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主要通过产量扩大型传导机制实现.而产量的增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经很小,意味着电子商务并非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发挥决定农民增收的因素是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4.2 电子商务的产量扩大型传导机制加剧了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未能缓解农业生产的环境负效应.这说明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会自发驱动农民生产行为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4.3 整体上,我国“电子商务+农业”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当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实现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双赢”.农业经营主体文化程度、兼业化程度,经营规模、机械化程度和新技术的应用情况等因素对“电子商务+农业”模式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也有显著的影响.

4.4 未来需要加强与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配套制度和机制建设.在不断降低电子商务模式应用的综合成本的同时,一方面,引导扶持质量农业、服务农业等高附加值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对高强度化肥施用行为的监管,加大对假冒伪劣农产品的打击力度,倒逼农业生产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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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commerce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Qingpu, Shanghai.

LIU Ping-yang1,2*, LI Dong-xuan1,2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2.Center for Lan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2019,39(11)：4921~4928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rural agri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 while th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the subsequent environmental effects remain unteste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Qingpu, Shanghai and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264 new agriculture entities, IV-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Shar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we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e-commerce plus agricultur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oduction of e-commerce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but mainly depends on the output-based mechanism, which accelerates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commerce is not the key factor of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with a limited Sharpley value contribution rate of 12%,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scale, with corresponding contribution rate up to 31% and 25%, play the decisive role. it’s concluded that the e-commerce plus agriculture remains in the early stage and specific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should be enhanced to accelerate its development from output driven to quality driven stage.

e-commerce plus agriculture；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environmental effects；new agricultural entities

X954

A

1000-6923(2019)11-4921-08

刘平养(1981-),男,广东饶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环境治理与发展方式转型方面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

2019-04-30

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2019BGL035)

* 责任作者, 副教授, pyliu@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