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山，彭述华，袁 航

(1.梧州学院 商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 2.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一、引 言

经济良性运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富强的基础。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是否良性的标准是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及地域之间是否均衡发展。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纳克斯及张培刚等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都明确提出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弥补一国或地区在农业领域的欠账，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一国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就我国而言，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消除，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平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能否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强劲最巨大的潜力在农村。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达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我国才能真正走向发达。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最根本的措施是实施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乡村振兴战略时说：“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1]

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梳理，论证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农村人力资本开发。

二、经济增长源泉：经济增长理论的求索

自经济学产生起，经济增长问题就成为经济学及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所言，人类一开始思考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了。因此，何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每个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派必须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金与劳动物化资本。古典增长理论代表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G=S/K，即国民收入增长率=储蓄率/资本—产出比例

该模型假定生产过程中不仅资本和劳动不可相互替代，还不存在技术进步，国民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国民资本—产出比例。在资本产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储蓄率的大小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高低。

新古典增长理论代表模型是索罗—斯旺模型：

k=sf(k)-(n+δ)k

模型中，k表示人均资本存量，f(k)表示人均产出量，s 表示社会储蓄率，n表示人口增长率，δ表示资本折旧率。该模型表述了储蓄、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及资本折旧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人均产出f(k)随着人均资本拥有量和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推动产出的增长。[2]这是一种典型的注重资本积累的模型。虽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看来，储蓄率、人口增长率等资本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也只能在短期内起作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素参数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系统会收敛到k=0的稳态点，经济中的人均产出在长期会通过自身收敛而呈现出稳定水平。新古典增长模型结论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人类经济增长会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不会出现长期的持续增长。届时，世界各国的投入产出比会趋同，经济最终都会呈现出相同的状态水平。

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通过严密论证达到了逻辑自洽，但却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严重不符。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呈现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及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状态。特别是经过两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愈加繁荣。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已经增长了70%～80%。[3]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不时出现危机，但从整体上看，持续增长的势头到现在仍看不到停滞的迹象。其次，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并未出现各国经济水平趋同，而是富国经济持续走高，穷国经济停滞不前，国别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对此，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

为了纠正增长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原增长理论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纳入了技术因素λ，以解释经济能够长期增长的原因。加入技术因素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变为：

k=sf(k)-(n+δ+λ)k

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后，即使s 、n、δ等要素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无法促进人均产出大幅度增长(即模型中的k收敛到k=0的稳态水平时)，但由于技术在不断进步，技术因素λ可以带动其他资本要素的有效利用，从而使人均产出实现长期增长。[2]532新古典增长修正模型的结论是：经济短期增长的源泉是物化资本，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

新古典增长修正理论虽然把技术因素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已接近经济增长的实质，但由于把技术因素作为一个人们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致使其无法对技术进步本身的促进因素进行解释，即技术进步的因素又是什么决定的。按照该理论，既然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是人们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外生变量，那么经济增长前景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这样，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经济学及经济学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修正后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不能进一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还有自我否定之嫌。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尝试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做进一步修正来对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导致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逻辑它洽、自洽的两个主因是技术要素外生化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于是经济学家试图从这两个方面寻求突破。

在技术要素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J·阿罗。阿罗认同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把技术进步作为人类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但他通过研究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技术进步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于是，阿罗通过深入研究亚当·斯密的分工导致生产力提高的理论，并借鉴同时期生产管理实践中的“学习曲线”、“经验曲线”等管理思想，转换视角，尝试把技术因素内生化，从而取得在探索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方面突破性的进展。1962年，阿罗在其《边干边学的经济学含义》一文中提出技术进步是人类自身知识积累的结果，“边干边学”是知识增进和经验积累的渠道。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人类的知识和生产经验也随之增加，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技术因素是可控的内生变量。阿罗通过将技术因素内生化，强调知识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思想的引领者，为当时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比如谢欣斯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口的增长和学习效率；宇泽弘文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两个部门推进的，这两个部门是生产物质的生产部门和生产知识技术的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生产的知识能够提升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人类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所谓的人均资本的收敛点，经济会持续增长，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来自教育部门。

虽然阿罗、谢欣斯基及宇泽弘文等经济学家没有进一步诠释什么因素影响学习效率，也没有对教育部门如何促进技术进步做出深入的解释，但他们把经济增长的源泉聚焦在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上，无疑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起着开沟挖渠的作用。

在边际收益研究方面取得突破的是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保罗·M·罗默。为了消除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逻辑矛盾，罗默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进行颠覆来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约束。罗默通过考察发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适用于知识及技术等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他认为知识和技术产品具有“非竞争”性特征，在被多数人同时使用时不会出现零和效应，并且随着知识的丰富、技术的进步，收益呈现增长状态，知识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1986年，他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提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概念。罗默的边际收益递增概念的提出，在经济学界掀起了围绕知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研究的思潮，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派别——新增长理论，并最终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扫清了障碍。

三、人力资本理论：新增长理论的核心

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化的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并认为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性质，虽然物化资本收益率可能不变，但人均产出却能够长期增长。所以，新增长理论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既然通过知识及经验的积累导致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知识和经验的载体是人，那么就不能简单地把人力当作普通劳动力，而应看作一种特殊资本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新增长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西奥多·W·舒尔茨和罗伯特·E·卢卡斯。

舒尔茨从宏观角度对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舒尔茨是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被学术界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者。在继承前人理论基础上，舒尔茨通过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史，特别是把二战后在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的德国、日本与陷入“资源诅咒”窘境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对比，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960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作演说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此后，舒尔茨先后出版了《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等专著，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舒尔茨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金的多寡。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即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具体以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和衡量。人力资本和土地、资金等实体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投资而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社会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舒尔茨通过对美国50多年的经济统计发现，美国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了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7.5倍。舒尔茨还经过估算得出1929～1959年间美国生产总值增长额中，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率大约是五分之三。[4]

卢卡斯从微观角度对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和论证。他在1988年发表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提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他接受了罗默的收益递增思想，认为正是人力资本具有的特殊效应使其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卢卡斯看来，人力资本是通过内生效应、外溢效应和聚合效应三种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人力资本的内生效应是指人力资本的改变会影响自身的边际产出。劳动者通过知识的积累、经验的增加、体质的强壮和素养的提升，能够有丰富的知识技能和充沛的精力体质从事生产，从而降低成本，不断提升自己的边际产出水平。而且，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还能够通过投资不断自我提升，从而形成高效率、高产出和高收入的良性循环。这是正内生效应；相反，则是负内生效应。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下导致生产者生产效率的差异，比如，每个美国或加拿大工人的生产率大约是每个印度或加纳工人的5倍。[5]

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是指人力资本的改变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卢卡斯看来，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会对周围人及整个社会产生更多有利的影响。首先，高资本化的人力会利用自身知识和技术水平承接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能够开发和创新新技术，提高整体经济要素的生产效率。而且，高资本化的人力通过协同带动群体提升生产效率。卢卡斯计算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提高10%，能带动同事的工作效率提高3.6%。[5]64其次，高资本化的人力个人收入的增加不仅惠及自己，还能够加大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使整个家庭人力资本得到提升，从而又惠及整个社会。再次，高资本化的人力，由于素质较高、收入丰厚，会更自觉主动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犯罪率和摩擦力，能够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氛围。而且，高资本化的人力更具有理性，是理性的社会公民。理性的公民能够推动更好的政府的产生，更好的政府意味着明智的决策，明智的政府决策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地发展。[6]这是外溢效应的正向性；反之，就会出现外溢效应的负向性。

人力资本的聚合效应是指人力资本的提升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入。卢卡斯经过观察和统计，发现国际资本流动中，除国际援助外，大部分商业资本都是从穷国流向富国，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在卢卡斯看来，资本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开发得比较充分，形成的劳动力素质优势所致。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劳动力不仅普遍具有充足的知识、熟练的技能、丰富的经验，还具有诸如敬业精神、契约意识、创新思维等良好职业素养。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导致发达国家资本边际效率较高。卢卡斯曾通过对比美国与印度作为例证。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收入约是印度的15倍，这意味着美国和印度的资本份额平均值为0.4，通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估算，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值是美国的58倍。[5]9按新古典增长理论，显然是投资印度收益高。但事实上是国际资本并没有从美国流向印度。根据估算，5个印度人的生产力相当于1个美国人，两国的资本预期收益率之比其实是1.04，加上其他因素，投资印度的资本收益率实际上低于在美国的投资收益率。[5]65此外，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系统的法律制度和诚信的社会文化，使资本投向富国可以减少运营成本、降低不确定风险。

由于发达国家物质资产的收益递增、较高的个人收入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无论是对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聚合效应，将诱使外国资本，特别是穷国的人力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为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与此相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呈现负的聚合效应，正如托达罗所说，就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而言，欠发达国家人才外流问题更为突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国家耗费了相当高的社会成本来接受教育并从中受益，之后将所学知识贡献给富国的经济增长。[7]

四、加大教育投资：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有效运用这种知识技能的能力。人力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掌握知识的广度、深度和新度，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和经验的丰富程度；二是个人有效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包括个人的健康状态和程度(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和精力)、个人人生价值观素养(敬业精神、契约意识、守法意识)及运用知识和技能的外部环境(人口可否自由流动、人的才能与职位是否匹配)。人力资本开发就是通过资金的投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变革以增加劳动力自身的知识技能和提升运用自身知识技能的能力。依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就是在健康设施与服务、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在职教育、人口自由流动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8]虽然营养保健与自由流动是人力资本不可缺少的要素，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教育。教育在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的作用如下：

(一)增进生产效率和提升管理水平

通过教育赋予劳动者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可使劳动力生产效率提升。世界银行通过跟踪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农业生产率呈正相关。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农村同样的新投入，诸如新种子、肥料、杀虫剂、农药及修建道路等，受过四年学校教育的耕作者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耕作者，产出要多13%；即便没有新投入，仅仅是在原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其产出差也能达到6%。[8]217通过教育还能够提升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力、社交能力 、分析能力 、组织能力等，使一个人更具生产力和发展的潜能。正如托达罗所说，教育不仅能够培养高技能人才，还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领导者，使其就职于行政、企业及其他专业领域，提升管理效率，推动整体经济增长。[7]241

(二)提高个人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

据统计，无论是对社会或是对个人，对教育的投资都会收到高额回报，特别是对个人而言，收益会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而提升。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与一生的收入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受过完整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与那些仅仅受过部分或仅仅是初等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达到3～8倍。[7]243个体收入的提升能够使个体加大在教育和营养保健方面的投入，促进个人人力资本质量不断积累，并形成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而且，教育的普及程度还与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程度成正比，教育的普及能够引导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公平。通过普及教育，特别是全民普及式的高等职业教育能使居民的收入差距保持在低位，使不同行业的技术工人在工作中所获得的回报都在均值左右浮动。[9]

(三)提升精神素养和引领人类进步

教育更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人类精神素养的塑造与传递，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引领人类走向全面进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团结意识、契约意识、守法意识和敬业精神、创新精神都会大幅度提升，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投资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收益率较高的投资项目，是开发人力资本的关键。

五、人力资本开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现状，实现工农业均衡发展，弥合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运行。人力资本理论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如下：

(一)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关键是乡村振兴

作为新增长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关键要素，一国经济运行的质量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开发深度。

截止到2017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仍有6亿。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存量，这部分人力资本是否充分开发，关乎我国工农业能否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是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还是形成严重的阻力。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乡村振兴，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推动农业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舒尔茨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在经济发展的起步和转轨阶段至关重要，凡是推行重工轻农的国家无不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高效率的现代农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10]

近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都有过基于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应从农村入手的主张。民国时期，梁簌溟、晏阳初等学者认为乡村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中国社会的主体，从事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晏阳初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是在都市而是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农村是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11]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邓小平也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改革开放先从农村入手，通过农村改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把农村生产力空前释放出来，为全面的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龚忠武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总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12]基于此，三农问题一直被视作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习近平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13]

(二)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开发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进而推动总的规模收益实现递增，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一环就是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增长。因此，必须从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入手，增加农村地区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舒尔茨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开发模型，国内学者就人力资本的开发状况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如刘书安等(2015)通过对甘肃省2002～2012年度农村人均收入、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业总产值、农业耕地面积等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并建立模型，计算出甘肃人力资本开发较高的地区，农业人力资本对耕地产出率的贡献率和影响率分别是45.26%和5.55%，物质资本相应的贡献率和影响率分别是20.29%和2.29%。[14]龚立新等(2012)通过建立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1995～2010年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72%的结论。[15]刘瑛等(2013)通过分析江西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江西省人力资本每增长l%，全省GDP就会增长0.38%。[16]通过实证研究，这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开发状况与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正比，提出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开发。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人力资本开发并不充分。景跃军等通过建立模型估算出我国1992～2010年间人力资本对 GDP 的贡献率仅有10.95%，而同期物化资本的贡献率为75.48%。[17]可以看出，虽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明显上升，但与资本的贡献率相比，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明显偏低。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资本密集型粗放增长，人力资本总体存量仍然不足。人力资本的不足制约着我国经济走向集约化的进程。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人力资本开发不足及人才外流等原因，人力资本存量更加稀缺，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现代科学知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现代的网络信息技术等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现代化的农业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更多的是经营，需要从业人员借助于信息网络了解和分析市场信息，对所生产产品的市场前景进行判断并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因素主要是智力资本而非体力资本。如果农村智力资本开发不足，就无法支撑农业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农业，仅仅依靠传统农业，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见》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瓶颈。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的乡土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仅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而且要通过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充分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三)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乡村教育

梁簌溟认为，乡村建设是改良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根本手段。他指出，乡村教育除教授农民知识和培养技能外，还要注重道德精神的改造和人格陶冶。通过精神陶炼形成一种含有极充分、极强烈自信心和进取心的民族精神，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动能推动社会发展。晏阳初说：“民众是伟大的力量，现在我们就要抓着这伟大的潜势力，教育他们，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发挥其应有的力量。”[18]在人力资本开发教育中，知识技能的培训固然重要，但对人的精神塑造却最为关键。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的贫困会使人产生一种“我是穷人”的思维怪圈，进而固化于内心，形成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心态。一旦形成这种心态，个人的一生就会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导致认知力、执行力和控制力弱化。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物质相对匮乏，往往使得农村人力思维中的注意力、观察力、分析力等让位于更显紧要的物质需求，从而变得智力低下、目光短浅、缺乏前瞻、得过且过，进而形成一种贫穷—收入低—智力投资不足—贫穷的恶性循环怪圈。这就是负的内生效应。由于认知能力的不足导致农村人力协同意识不强，不愿意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在生存压力下，没有正当的途径和能力获取收入，弄虚作假、欺诈行骗、假冒伪劣、抢劫偷盗的现象就会伴随而来。于是，整个社会秩序恶化，风气败坏，形成负的外溢效应。上述两种效应的负向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增加，不仅无法吸引资本流入，而且还会驱赶本地有限资本外流，呈现出负的聚合效应。

通过教育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和精神素养，就必须建立乡村人才教育开发机制，通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和人才引进与回流等途径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为此，国家应加大乡村教育投资力度。一是设立农村专项教育培训基金，普及义务教育，改善教学条件，高等教育应向农村地区倾斜。二是通过教育并结合其他措施提高农村人力的个人收入，摆脱贫困，消除其“穷人心态”。三是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国有、民营及外资企业到乡村进行项目投资，让农村人力通过“边干边学”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使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四是鼓励企业家、党政干部、高校学者、技术专家等社会精英到乡村任职，会同乡村干部一起对农村人力资本进行教育开发。五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党员联系人帮扶措施，由党员带头移风易俗，改善农村人力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

正如晏阳初所说：“通过乡村教育，不仅使农民成为有生产力、有健康力、有团结力，而且具有知识文化和精神素养的新民。”[11]114-115

六 、结 语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的积累作为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人力资本理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是，通过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资，对农村人力资本进行充分开发，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在农村地区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农业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消除我国工农业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进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良性发展，使我国由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