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浦东

侯云德1929年生于江苏省武进（今属常州市），1943年考入当时全国有名的省立常州中学。少年时，长兄因传染病去世，侯云德便立志学医。

1948年，侯云德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那时，学习条件很艰苦，因为战争的关系，大家只能在简易的房子里上课，物理、化学课上没有实验器材，基本都是靠老师讲，都说当时的“做实验”叫“讲实验”。1955年，大学毕业后，侯云德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

1958年，29岁的侯云德被公派到苏联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的指导下，侯云德的研究领域是流感病毒。

然而一到所里，侯云德就遇上“大事”，动物房里的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束手无策。侯云德暗下定决心，要帮忙找出“真凶”。侯云德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不久之后终于发现，小白鼠的传染和死亡特征与一种少见的病原体——仙台病毒相吻合。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他反复实验，最终成功分离出了仙台病毒。随后他通过深入研究，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仙台病毒可致病的机理。

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研究所，也让侯云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留苏三年半，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是全研究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三年半勤勤恳恳、术业专攻，侯云德共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据说，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跑到病毒所來打听“侯云德是谁”。

鉴于侯云德的突出表现，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留苏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

20世纪70年代，我国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要用一种进口的干扰素，患者治疗一个疗程的费用需要2万元～3万元。这个费用在四十多年前，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根本不可能承受的。

侯云德学成归国后就投入到干扰素的研究中。作为医药工作者，他有一种悬壶济世的情怀，希望广大病毒病患者都能轻松解除痛苦。

他带领同事，对几十种中药材展开研究，经过大量实验最终发现，中国传统中药黄芪对病毒繁殖有明显的抵制作用。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的作用。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传统中药黄芪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

此后，他经过反复实验，不断尝试，终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中国人的a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a1b型干扰素。

二十六年前，在侯云德办公室发生的一幕，令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那一天，侯云德打开自己的抽屉，里面都是各种科研论文、获奖证书。他对程永庆说，特别希望这些科研成果能早点变成药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在侯云德的极力倡导下，三元基因药业在病毒所地下室成立了。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客”——在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在楼上的重点实验室完成小试的基因药物，很快拿到地下室的三元药业进行中试，加速了成果的产业化。

随后的十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的60%的市场份额。国外的干扰素300元一支，而我国只要30元。即便如此，侯云德仍然嘱咐制药人员：希望价格能争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让所有人都用得起。

2003年，“非典”疫情席卷全国，至今人们谈起“非典”依然心有余悸。

而在当时，到底该如何防治“非典”，全国专家一度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那时，侯云德每天都会接到无数个催问电话。事实上，全世界在“非典”疫情面前都很被动，各国都希望尽快在诊断、预防和治疗该疾病方面有所突破。面对难题，侯云德和我国疾病防控专家们快马加鞭地与病毒赛跑。

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4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a2b干扰素。这是侯云德的研究成果。

这种能抗病毒的透明液体，一下子成了救命的护身符。被称为“中国干扰素之父”的侯云德随即誉满天下，有人称他制药救人是“撒豆成兵”。

在侯云德的主导下，经过近十年的科技攻关，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到省、市级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实验室网络体系。通过这张网络，我国能够在72小时内，鉴定约300余种已知病原，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从而使我国得以成功应对近十年来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2018年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将“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侯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