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宇，袁祖社

引言

哲学上的创新具有普遍含义，它是人和社会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创新是对于重复、简单方式的否定，是对于人类实践范畴的超越。经济学的创新是历史的范畴，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与相互作用之中，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制度、企业制度、生产技术和教育方法等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非连续性变化，其最终结果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经济概念，创新的内涵和外延绝不会一成不变，它必然跟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内外部环境变化而演进和发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逾十年，“阴霾”依然挥之不去，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出现了抑制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跨国界自由流动的趋势，也已经出现了注重市场需求、强调相互尊重、谋求共同发展的新的全球化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美国政府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修建墨西哥界墙等具体行动，给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来自资本主义全球化倡导者内部的注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普遍欢迎，则说明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新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充满期望。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发展的不同指向要求对经济意义的创新重新定义，充分认识创新内涵的演化发展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一、生产要素新组合：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

肇始于15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世界崛起（以荷兰—英国—美国为主线）开辟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全球化之路，虽然它的开辟源自奥斯曼土耳其对丝绸之路的阻隔，但它与文化制度渐进交融、技术横向扩散和经营奢侈品贸易的丝绸之路全球化模式根本不同。在告别了伊比利亚半岛短暂的早期纯粹空间扩张后，荷兰和英国所开启的商贸之路将这种模式的全球化导入了“正途”，这就是：经济上资源掠夺、工业品倾销和产业转移，文化上港口两端文化碰撞与文化消灭，政治上意识形态输出与推行“普世价值”。这种全球化的中心是经济全球化，但表现形式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化。虽然这种全球化的内容从贸易自由化走向了金融自由化和知识产权化，从贸易规则输出转为了金融规则和技术规则输出，但这种全球化的本质从未变化。这种全球化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含义非常狭窄，它仅指企业家（资本家）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去组织生产的动机。熊彼特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创新含义的系统阐释者。熊彼特用“创新”一词的目的正是对资本家那种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行为进行褒扬和鼓励，他创新理念的核心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①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4—75页。注意：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的创新与这一语境下的其他概念，如平等、自由、法治一样，其目的都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外在经济扩张寻找理论依据，其本质都是在论证自由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合理且高效，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自由、法治等完全不同，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精神”也与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家精神”完全不同。熊彼特为了达到基于这一创新理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论证做了四方面的努力。

首先，熊彼特用企业家概念代替资本家概念。熊彼特认为：“生产意味着企业家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②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6页。所谓“组合”，即生产关系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只能是资本家。《资本论》清晰阐释了资本家对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组织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并指出了只有资本家具有这样的组织（组合）能力，他们的组织（组合）能力并非来自于他们的才干，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论》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并将其高度凝练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③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7—199页。熊彼特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视而不见，他转而将“组合”的特权归于“信贷”。他说，信贷对于创新而言至关重要，也可以说，信贷是创新得以进行的第一前提，正是因为它的推动创新才能进入循环流转，而最迫切需要信贷的就是企业家。金融信贷作为资本主义运行中生产关系形成环节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也仅限于它是服务生产关系形成的一个环节，它本身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尽可能方便地转化为能够被市场普遍接受的市场信用，即货币资本。稍有信贷常识的人都知道，银行的信贷并非凭空发放，银行信贷的功能不过是对借款人抵押物进行市场信用（市场风险承担能力）评估，并以贷款额作为抵押物风险评估的结果，承担生产“组织”失败损失的直接指向是抵押物而不是银行，生产“组织”失败“摔坏”的生产关系首先是“组织者”的而不是银行的。对于信贷，马克思也说过“货币资本提供了生产的第一推动力”，④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3页。但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不断进行着形式的转化和循环，它只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外在表现。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特权并非来自于熊彼特所说的“信贷”，而是来自于拥有抵押物私有产权并进行抵押的资本家，也并非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最需要信贷，而是只有资本家才可能获得信贷。熊彼特对他口中企业家的进一步解释再次验证了其资本家身份的本质。他说：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管理，而是看其能否执行这种生产要素“新组合”；这个核心职能又把真正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他们不是职业经理人。剥去了管理职能的企业家本质更加清晰，这就是以自身财产所有权承担生产关系风险去组织社会再生产谋求利润的资本家。

其次，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不稳定性表述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熊彼特说：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之前从未出现过或从未实践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去。他指出，为了执行这样的“新组合”，企业家需要冒险，需要进行抵押信贷，需要进行资本预付，需要承担“新组合”执行失败的损失；“新组合”的实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企业家没有别的第三条道路；没有勇于承担风险的魄力，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熊彼特把这种甘冒“新组合”风险的精神称为“企业家精神”。资本积累、环境变化以及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会带来资本主义全社会和个体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中位置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对每个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而言永远都是一个冒险，放弃这样的冒险就等于放弃资产阶级地位，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财主。马克思因此说资本主义商品销售是一个“惊险的跳跃”，是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惊险跳跃，商品无法销售“摔坏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生产关系”。《资本论》在对剩余价值发现进行描述时指出，“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末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①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8-169页。可见，熊彼特所颂扬的企业家冒险精神并非是什么企业家的个人特质，与德鲁克、弗里曼笔下的企业家精神不同，更与我国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家精神不同，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对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是每一个资本家想要在社会发展中维持社会生产关系主导地位、在资产阶级内部取得竞争优势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所必须承担的内容。

再次，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垄断发生的“合理性”。②熊彼特：《经济周期循环论：对利润、信贷、利息以及经济周期的探究》，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与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再到马歇尔等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经济周期的担忧和对垄断经营的反对不同，熊彼特认为对经济社会巨大破坏的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程，是创新所带来的自然结果，认为垄断也并非只带来社会效率的丧失，它可以对创新者创新形成激励，是创新者承担高额风险的前提。可以看出，尽管熊彼特对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的目的和马歇尔一样，这就是论证自由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熊彼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像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那样像鸵鸟一样把头扎在沙子里，自欺欺人地否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他通过“创新”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进行解释，旨在告诉人们经济周期虽然静态上看起来并不完美，经济危机虽然表面上对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伤害，但它们都只是发展的自然历程，是创新推动社会发展所带来不稳定性的必然结果。熊彼特认为，只要存在创新，只要有发展，经济周期就不可避免，经济周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而存在，更不应该因为经济周期的存在而放弃自由放任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针对马歇尔在“看不见的手”论证中被左派经济学者（琼罗宾逊、张伯伦、斯拉法等）广为批评的完全竞争模型，熊彼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歇尔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想市场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低劣的、同质的和无序的，完全竞争企业既没有创新动力也没有创新所需的承担风险的能力，琼罗宾逊基于不完全竞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熊彼特认为，动态地看垄断为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大企业也才具备承担市场较大风险的能力，新古典经济学对垄断的批评和垄断治理中的干预主义政策倾向完全错误。在对经济周期和垄断的分析中，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目标完全显化，这就是论证经济自由主义的“真理性”，亚当·斯密的箴言自由放任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再次被得到论证。

最终，熊彼特用对“新组合”内容的阐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歌颂。熊彼特将创新的“新组合”分为了五个方面：其一，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其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其三，开辟一个新的销售市场；其四，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源；其五，实现一种新的组织。五个方面统一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之下，覆盖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各个阶段。这其中，新的原材料来源和新的市场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取原材料和进行工业品倾销；新的生产方法按照希克斯（1932）的解释，包括节省劳动的创新、节省资本的创新，当然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节约资源的创新，而节约的目的就是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优势；新的组织按照道格拉斯·诺斯（1990）的解释就是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制度的变化，这与熊彼特关于垄断“合法性”的论述完全一致，它的核心在于提升全球化经济扩张中承担风险的能力，它的主要内容是金融创新和股权结构创新；新的产品按照克鲁格曼（1979）的解释，它的目标在于满足全球化经济扩张中市场的多样化偏好。克鲁格曼认为多样化偏好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力，而对商品多样性的来源——不同地区差异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熊彼特却认为那并不重要。由此，熊彼特完成了他以“创新”为中心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合理性的全面论证，在他充满溢美和赞扬的语调中，他的论证逻辑清晰可见：将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群体化经济行为转化为个体化经济行为，将阶级关系导致的不稳定性转化为“企业家”个体的冒险性格，将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经济表现描述为生产的“新组合”。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这个体系中最为关键，被称为创新的“源泉”，因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合法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扩张的正义性。以生产要素“新组合”为要旨的“创新”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合理性论证的又一重要理论，与贸易自由论、金融自由论和知识产权论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合理性的理论论证体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其后接连发生的南欧主权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宣布脱欧和美国政府退出TPP等黑天鹅事件，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出单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外在扩张难以为继，“创新”已经不能再被“新组合”所唯一定义，“创新”的内涵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二、创新性组织：创新发展的新灵魂

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会兴起对市场自由放任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反思的思潮，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起都发生在那个时代。1929年大危机和二战之后，尽管熊彼特对自由主义的辩护影响巨大，但强调科学管理和兼顾供需两端的管理学的兴起为创新赋予了时代的新素材，创新的核心内涵尽管仍然属于经济学，但“创新性组织”取代生产要素“新组合”成为创新发展的新灵魂。

实现这一转变的思想家首推熊彼特的崇拜者和传承者，同样来自奥地利、有着现代管理学之父之称的彼得·德鲁克。从《管理的实践》（1954）到《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1973），再到《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德鲁克完成了从“生产要素新组合”到“创新性组织”创新理念的过渡。尽管仍然使用“企业家精神”概念，但德鲁克的含义与熊彼特完全不同，德鲁克笔下的企业家典型是受过系统化管理技术培训的艾尔佛雷德·斯隆这样的职业经理人，而非熊彼特所描述的勇于冒险的创业者亨利·福特。德鲁克（1973）说，“我们再一次步入了一个重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但是，现在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和一个世纪前的已经截然不同，因为那时的企业家精神指的是某个企业家单枪匹马地经营、控制并拥有一家企业。然而现在的企业家精神则更加注重创造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企业家，他要能在过去80年形成的管理基础之上，创立新型的企业家精神。……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会从过去那种强调独立性的低层次企业家精神，上升到一种强调经理人作用的更高层次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界需要培养全新的能力，这些能力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属于企业家精神，而这些精神都需要通过组织的管理来得以实现”。①马洽列洛：《德鲁克日记》，蒋旭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9页。企业家精神不再是一种性格张扬、富于冒险的个人性格特质，而成为了一种可训练、可培养、可传授、可学习的管理技术。德鲁克说，“创新只是被看作主要是一种技术工作，是一种研究工作”。②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刘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对于创新的实现，德鲁克使用的中心概念是“创新性组织”。这里的“组织”，既是一个社会群体，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精心设计的结构，同时又同外部环境保持密切的联系。德鲁克首先认为，现代创新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组织替代个人是历史的必然。他说，“同十九世纪大为不同的是，从今以后的创新必须纳入于现存组织之中。大型企业以及大型公共服务机构必须日益既能从事行政事务管理，又能从事创新”。“大量的创新努力必须来自控制着发展和市场推销所需的人力和财力的地方，即来自现有的大量积聚着受过训练的人力和可以支配的财力的地方——现有的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③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239页。德鲁克进一步阐释了创新性组织的含义。他说，“创新性组织把创新精神制度化而创造出一种创新的习惯”。“创新性组织作为一个组织来创新，即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从事于持续而有生产性的创新。他们组织起来使‘变革’成为‘规范’。”他认为，任何组织，无论是政府、大学、企业、医院，还是军队，都可以创新。对于创新性组织如何实现创新，德鲁克解释到：“在创新性组织中，管理当局的最首要的职责在于把不切合实际的、不成熟的、粗略的想法转变成为具体的创新实际。在创新性组织中，高层管理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倾听并认真对待各种看法。它知道，新看法总是‘不切合实际的’。它还知道，只有提出了许多愚蠢的想法以后，才能得出一个成功的主意，而在早期阶段，无法区分愚蠢的想法和天才的灵感。这两者看来都一样的不切实际或一样的极为出色。因此，创新性组织中的高层管理不仅像所有的企业管理当局那样应该‘鼓励’提出各种想法，并且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这个主意切合实际、现实可行、发挥作用?’它积极地、迅速地对最粗略和显然最愚蠢的想法进行深入考虑，从中发现某些新东西，以便能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价。”④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254—255页。但德鲁克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想法”组织都应该支持，管理机构对于“不成熟想法”具有基本的筛选原则。他指出：“创新应以它对组织以外的影响来衡量。因此，一个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始终必须以市场为中心。”他对以市场为中心的进一步解释是：“当一门行业的市场需求日益增长，但未能使这种需求转化为利润时……当一种经济或一个市场的各个层次之间出现巨大差异时……利用那些已经发生但其经济成果尚未取得的事件……”⑤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242—244页。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进一步对市场为中心的创新筛选原则总结为七条：意料之外的事件——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部事件；不协调的事件——现实状况与设想或推测的状况不一致的事件；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每个人都未曾注意到的产业结构或市场结构的变化；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变化）；认知、意义及情绪上的变化；新知识，包括科学和非科学的新知识。⑥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0页。可以看到，德鲁克对于创新的阐释从资本主义生产单方向扩张到强调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的供需兼顾转变十分清晰，他在《管理的实践》中就对这一转变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企业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营销和创新。⑦德鲁克：《管理的实践》，刘若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4页。这与同熊彼特式创新对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以生产运作为中心截然不同。全球经济扩张空间的限制令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箴言失效，让亨利·福特“只造T型车”的经营观念破产，也令熊彼特推崇的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难以实践。创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之后必须转向有计划、有安排、有选择、高投入的系统过程。德鲁克因此总结道：“如果在产生一种新思想上花费一美元，则在对之进行‘研究’以便把它转化为一种新发现或新发明，就必须花费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发展’上至少要花费一百美元。在‘发展’上花费一百美元，则在市场上引进和建立一种新产品或一个新企业就需要花费一千美元至一万美元。而只有在市场上建立了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企业之后，才能说已有一种‘创新’。”①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239页。

受德鲁克和管理学研究的启发，弗里曼、罗伯逊、斯曼通等人对“创新性组织”理念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同的“创新经济学”。罗斯韦尔和罗伯逊（1973）以活动阶段（形成思想、项目确认、解决问题、设计和开发、生产、销售）首先梳理了组织创新的全过程，②R.Rothwell,“Towards the Fifth-generation Innovation Process”,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4(1),pp.7-31之后罗伯逊（1974）又通过组织部门（R&D部门、设计部门、工程部门、生产部门、营销部门）间的传递关系试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组织创新过程的影响。③Robertson,Innovation Management,Management Decision,1974。在开拓性的著作《工业创新经济学》（1974）中，弗里曼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创新的宏观经济意义）、技术进步的诱因和外力（创新的外部环境）、企业对创新的实施和结果评价（组织性创新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奠基了创新经济学学科。④弗里曼等：《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在他之后，斯曼通（1976）、阿伯纳西和厄特巴克（20世纪70年代）与曼斯菲尔德（1983）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组织间技术扩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中A-U模型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并非熊彼特的技术革新与经济周期关系），⑤姚志坚、吴翰、程军：《技术创新A-U模型研究进展及展望》，《科研管理》，1999年第4期，第8—14页。而对技术创新与技术模仿的关系和两者的变动速度也作为经济创新的重要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⑥Mansfield.E,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New York:Norton Company,1971。创新能力研究是对“创新性组织”理念的进一步阐释。苏德（1978）的视角是部门间互动，在新商品失败调查中他提出了界面障碍和界面管理的概念，他的调查发现组织部门间冲突和部门间合作对于组织创新能力具有关键意义。⑦Souder,E Wm,Management Decision Methods for Managers of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Van Nostrand Reinhold,1980.韦斯特法尔（1981）和伯格曼等（1996）的视角是多维能力交叉，前者将组织的创新能力概括为组织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技术和信息获得能力的交互影响和综合，⑧赵玉林：《创新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1页。后者认为组织创新能力包括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能力、对行业的理解能力、对技术发展的理解能力、对文化条件的理解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⑨RA Burgelman,CM Christensen,SC Wheelwright.,“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in Irwin/Mc-Graw-Hill,1996,14(6),pp.153-161.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1987）在总结日本经济崛起经验后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将“创新性组织”研究由通常的企业推向了国家。他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内部系统组织和其子系统组织间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结论认为，产业预测和产业指导以及教育和培训两方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关键作用。⑩弗里曼：《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张宇轩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随后纳尔逊（1993）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大学、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复合有机体，国家制度设计的任务是在技术的私有和公有两方面建立一种平衡（个体激励机制与总体规划机制之间的平衡），它是包括市场制度、专利制度、政府激励制度、产学研合作制度与风险投资制度的制度系统。11R.R.纳尔逊：《美国支持技术进步的制度》载《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页。伦德瓦尔（1994）区分了渐进技术进步和根本性技术创新，认为对于前者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已有用户-生产者联系，对于后者国家应鼓励和支持新的用户-生产者联系网形成。①伦德瓦尔：《国家创新系统：建构创新和交互学习的理论》，李正风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佩特尔和帕威蒂（1994）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决定技术学习的方向和速度的国家制度、激励结构和内外竞争力，这里的制度包括产、学、研、政、金融等各类部门。②P.Patel,K.Pative,“The Nature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al System”,in OECD,STI 1994(14).费曼和迈克尔·波特等（2002）基于创新能力理论、国家竞争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标准，即经济体长期具有生产世界新颖（new to the world）技术并使其商业化的能力。③JL Furman,ME Porter,S Stern,“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in Research Policy,2002,31（6）.胡梅启等（2008）针对波特国家创新能力标准的修正具有发展中国家含义，他们指出国家创新能力评价因国家而异，领先国家的创新能力适于波特所讲的世界新颖，而后起国家的创新能力应当是国内新颖（new to the country）。④MC Hu,JA Mathews,“China’s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in Research Policy,2008,37（9）.

创新战略是对创新性组织研究的又一重要发展，它所开启的是预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包括国家在内各类型组织间博弈研究。尼德尔（1989）以竞争定位为基础将组织创新战略划分为市场领先战略、追随者领先战略、应用工程战略和模仿战略。⑤Needle D,Business in context,Van nostland reinhold International,1989.哥明登和海德布莱克（1995）以创新对象将组织创新战略划分为技术领先战略、成本领先战略、消费者焦点战略、专业化战略和放任战略。⑥Gemunden F.G,Heydeneck.P.,“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on Technological Network Activities”，in Research Policy,1995(24),pp.831-849.弗里曼（1997）也对创新战略进行了分类，包括进攻型战略、保守型战略、仿制型战略、依赖型战略、传统型战略和机会主义战略。⑦Chris Freeman,Luc Soete,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The MIT Press,1997.

从德鲁克到弗里曼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虽然都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有的成果形成的时间还正值资本主义全球化推进的高潮期，但它们反映出的对创新的理解却体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创新的要求。不再鼓励熊彼特式的单维度经济扩张，转而谋求全方位、整体化的系统创新认识，将创新寓于组织行为的全过程，构建从企业、公众组织到国家的多层次组织创新体系，用战略对组织创新进行统领，这正体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对创新发展的新要求。这些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创新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借鉴，具有启示性。

三、“创新性组织”理论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

创新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末，创新在国家政策层面都包含在科技进步的表述之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988年9月他又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进一步确立了科技和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也随之失去，探索新的经济驱动模式势在必行，创新对于科技进步的独特功能开始凸显。⑧陈子真、雷振丹、李晶仪：《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商业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60页。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其不仅标志着我国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型，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调整。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整体萎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历史环境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创新驱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开始被强调。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十二届四次会议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①《习近平：基础科技大创新、核心技术大突破》，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05/c1024-28174491.html，2016-03-05。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2017-10-27。“五大发展理念”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党和国家站在历史高度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高度科学概括，“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方向和引领尤为重要。西方以“创新性组织”为核心的“创新”理论经过长时期发展，对于我国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具有启示性：

其一，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应建立在国家创新战略基础之上。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战略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语境下西方创新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以“创新性组织”概念为引领，强调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应将创新理念贯彻于组织的各个环节；其中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在于确保国家组织各部分在创新实施中协调配合、共同发力，国家创新战略的作用在于明确组织创新的产出目标、形成组织创新的对外影响；国家创新战略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引领，后者是前者的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来源是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历史定位的准确判断，国家创新体系设计既要遵循一般管理体系设计原则，还必须将国家创新战略融入其中。这一理论阐释能够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所设定的国家创新战略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设定的国家创新体系两方面政策相辅相成、相互推进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其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应作为当前我国创新全球战略的基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并不会否定人类历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和过往全球化对全人类所带来的福祉，它只会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扬弃，它会否定少数国家的单向经济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它更会深化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③蒋宇宁、王雅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5期，第128—135页。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充分体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扬弃，应当成为我国创新全球战略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建设”方针（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世界各地自然、文化、历史、制度不同，这种多样性为创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来源，也要求创新必须尊重这样的多样性，“五通”正是在这种多彩和尊重之间架起的一座创新的桥梁。

其三，市场需求应作为当前我国创新发展考量的重要内容。后金融危机时代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国际环境根本不同，一维的经济扩张难以为继，贸易保护之风开始流行，市场空间的有限乃至萎缩使得“产业雁型转移”发展模式不再可行，市场需求必须纳入创新战略考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国家创新战略的方向应较以前更加关注国内市场，承认国际环境的变化，主动地、有计划和有系统地淘汰旧的、正在死亡的、陈旧的思想、制度和事物，主动利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带来的契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如芯片、发动机等）实施“国家引领、产学研担当、全民参与”的系统化、有组织、有目的的创新发展。

其四，“教育”是中华民族“创新”的灵魂，“科教兴国”应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动摇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①《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4/c_115639203.htm，2013-05-04。中华民族是一个用历史凝结的民族，教育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心中都有着无可辩驳的重要性，教育投资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来源。“科教兴国战略”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是民族之魂”的进一步发展，它更加强调了科学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创新目标（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与创新路径（教育为本）的国家创新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并不因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而转变，它应是国家创新体系始终坚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