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晓，范 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2010年中国成功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69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30%。虽然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反全球化声浪日益高涨，国内经济形势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加剧等多重矛盾，但中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何破解这一“中国增长之谜”，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学者们基本遵循当前成熟的经济理论，从单一经济视角加以阐释，却忽视了处于发展中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换言之，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应从多维度予以阐释，不仅应关注经济因素，也应重视社会发展等问题，探寻出经济发展中的一般性规律，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使命。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归纳、总结和指导。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也将揭示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

一、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方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经济学理论往往根植于经济现实，提炼出相关假设前提，阐释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规律。时代在不断变化，经济学理论也需与时俱进。目前，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调整，经济学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新趋势、新方向。

从历史演进来看，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英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电气化。这场工业革命几乎在美国、德国等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美国经济也开始快速增长。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使得20世纪之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经济中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经济学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开始，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①刘伟、范欣：《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第13—23页。随着经济中心从美国开始向中国转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随之转移。

从理论变迁来看，新的经济现象呼唤新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也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演进。在此过程中，各种理论体系和各种流派之间相互批评、相互融合，成为经济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关于生产函数理论、增长理论等“两个剑桥”之争，关于“真假凯恩斯主义”之辩到新经济现象面前不同流派政策的失效等，无不是各种理论间相互较量、彼此推进的过程。19世纪初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战，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批判，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到了尽头。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式诞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面对时代性问题，为了摆脱旧的理论体系束缚而构建的新的理论体系，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随后“边际革命”出现，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诞生，而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当时主要适用于微观竞争机制的分析，对于宏观经济往往解释力不足，不能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基于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明确反对边际生产力论、货币中性论等，提出了总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均衡、不确定性等新的理论概念，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理论危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凯恩斯的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滞胀”的出现，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渐趋失效，开始出现了宏观理论的“新古典化”趋势，经济理论开始在借鉴中融合、发展。在这一进程中，部分学者们开始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成为当前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可能是未来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②张军：《正义问题：衡量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1日，A06版。

历史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是通过照搬他国理论而取得成功的。在理论的选择、政策的执行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在20世纪末期，欧亚约30个国家开始进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在有关经济转轨的性质、策略和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别，出现了明显差异化的转轨结果。①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3—48页。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成为“华盛顿共识”的试验田，纷纷采取快速形成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休克疗法”。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假设前提，是市场制度相对完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高度互补；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完成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实现从社会主义制度快速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从实施效果来看，二十几年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产值大幅下降，贫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与这场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则是一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辩证处理好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然而事实上，这场渐进式改革最初并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看好，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诠释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因此，现阶段需要很好地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梳理，探寻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般性规律，努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理论功能的“规律性”与“工具性”的辩证统一。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发生新的转移，中国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将日益受到全球关注，这就需要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诠释。它不仅有助于指导中国道路的实践，也将体现其世界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②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中央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弊病，如腐败问题、公平缺失问题等。这些新产生的现实问题也需要不断发展的理论加以指导。

那么，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何时开始出现？在具体经济发展进程中如何发展？这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研究其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概念界定之前，有必要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加以界定并梳理其内在关联。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内涵的梳理不够深入，导致概念的界定存在欠缺③陈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8期，第99—108页。。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强调国家治理问题。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主题，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进而研究与之相关的制度、社会、道德等因素。1890年，随着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问世，“经济学”开始取代“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用均衡价格论来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使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非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①刘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第4—13，71页。1867年，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出版，其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上看，它主要是研究不同人类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当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用于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那么，何为“中国特色”？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中国特色”并非表示该理论仅仅适用于中国，而是至少强调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中国特色是针对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而形成的；第二，中国特色也蕴含着该理论是中国人创造性的提出，是在充分吸收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中国特色是基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和异端经济学相关优秀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实践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前行。1956年，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等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探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端。②顾海良：《〈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纪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60周年》，《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期，第5—11页。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全球化浪潮，中国开始进行渐进式改革，努力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统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反经验，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创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新的理论观点逐步开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在此进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围绕着科学发展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

在此进程中，基于中国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等，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元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所形成的一些相关理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国改革实践进程中，应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的包容性研究

从“中国特色”的内涵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具有多样性。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进一步诠释。通过梳理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具体来看：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之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为何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两者之间有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学者们虽然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但较少去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大量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①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剩余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哲学基础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加以分析，而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吸收和构建；从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对李嘉图等学者的劳动价值论错误观点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则是在霍吉斯金、格雷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的剩余价值一般形态的初步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些理论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长时间检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②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7期，第3—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体现一般性规律的基本原理等理应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继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之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为体现无产阶级利益要求的学说，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剩余价值论，阐释资本是如何实现对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偿占有的。事实上，这恰恰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否定。③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第1—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前提，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表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政治导向明确、根本立场旗帜鲜明。①蔡昉、张晓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第3—23页。从表面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似乎并没有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但本质上却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永恒性辩护。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坚持其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取向。

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自然高度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面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如何在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下发展经济，破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是当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现实主题。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也需要研究两者间的矛盾运动。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应凸显生产力，应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关系问题，②洪银兴：《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3页。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也是基于当代中国现实国情的新拓展。

注重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奠定基础。习近平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深刻地学习和掌握《资本论》中阐述的科学原理，并运用其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③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26—38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一般性规律的揭示和批判，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均有适用性。价值规律、积累规律、竞争与垄断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经济危机理论等，对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当代中国经济现象加以分析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论等，将成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规律的理论基石，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源泉。

（二）中国经济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实践素材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实现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乃至于决定性作用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开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创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的根本特征，就是在于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④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23—43，205—206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思想、经济理念等则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历程，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充满曲折，挑战重重。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之前，东欧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这一根本性难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南斯拉夫为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自1950年开始采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传统的国有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①Benjamin Ward,“The Firm in Illyria:Market Syndicalism”,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Vol.48,pp.566-589.②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王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4—134页。这种所谓的“社会公有制”由于没有处理好所有制问题，导致微观主体行为扭曲，产业结构失衡，使南斯拉夫经济受到严重冲击。1956年，匈牙利也开始在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在坚持国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发展。在此期间，匈牙利学者里斯卡提出了“个人社会所有制”，但由于资产权能否转让和交易问题，最终被否定，③于潜等：《东欧经济理论——东欧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改革思想介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05—218页。而科尔奈提出建立资本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则彻底否认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④亚诺什·科尔奈：《通往自由经济之路——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向》，王建全、黄美龄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也开始进行改革，在坚持国有制的基础上使企业依靠市场竞争自我平衡预算，但最终也放弃了公有制，主张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兼容。⑤弗·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周亮勋、荣敬本、林青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9—193页。20世纪50年代末期，捷克斯洛伐克也开始进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实践，在坚持国有制的基础上，强调企业工人委员会的自治权，试图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但事实上，国有制的本质与工人委员会的自治权不具有兼容性，传统的国有制下难以形成竞争性的价格机制，故这种改革也无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同时，波兰经济学者奥塔·锡克也提出了“中立资本”的思想，认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中立资本”和私有资本上的权重不同，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就可以实现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但由于股权性质问题，锡克的理论也无法用于改革实践。⑥奥塔·锡克：《第三条道路》，张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前苏联虽然最初采用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也尝试进行分权式改革，试图在不改变传统国有制基础上，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机制，以市场价格信号来实现对企业的约束和激励，以期获取竞争性的市场效率。但由于改革进程中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利别尔曼等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也随着改革的停止而遭到批判。⑦邢广程：《利别尔曼和“利别尔曼建议”》，《世界经济》1991年第9期，第88—91页。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兼容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不得不强调私有资本与市场机制的融合。这些改革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重要参考。

与上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路径不同，中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放弃了“激进式改革”，开始进行渐进式改革。虽然当初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并不看好这场改革，但却是中国在尊重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等现实国情下做出的正确选择。在这场渐进式改革中，基本遵循了“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变量革新”的改革主线，始终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展开，努力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有机统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增长”的根本力量，党和政府在实践过程中也形成了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充分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思想精华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民族先哲们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笔宝贵财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相比，中华民族的经济思想具有自身特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道、儒、墨、法等各家学说，无不蕴含着深刻而又丰富的经济思想。如老子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遵从“无为”，指出“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为无为则为不治”；在其思想体系中，道乃万物之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道并非有意创造万物，而是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的儒家学说尊“礼”重“义”崇“仁”，在《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由此可见宽、惠则是孔子驰禁、薄赋敛经济思想的体现。孔子还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废山泽之禁”，则是其强调顺应民意，国家不得随意干预的经济思想的真实体现。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代表人家，在继承“仁”为先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税赋论、恒产论等经济思想。如在减轻税赋方面指出，“有步履之征，粟米之征，立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则父子离”。在强调私有产权方面提出恒产论，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等等。这些相关的经济思想早已跨出国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极其重大。……对欧洲的经济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①上野直明、王威：《康熙乾隆盛世及其经济观点》，《上海经济研究》1984年第8期，第1—3页。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深受影响，而重农学派则是以斯密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来源。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在古代中国比在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可以指望发现许多方面的古代经济思想，中国是我们所知道的保存有最古老典籍文化的所在地。事实上，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种高度发达的公共行政制度，日常处理农业、商业和财政问题……甚至，那里有货币管理和兑换控制方法，这些方法似乎必须预先经过相当多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对外开放都是处于领先的水平。

事实上，市场理论也并非西方经济学者的首创，中华民族在市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经济思想不乏真知灼见。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明确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其中便蕴含着人是理性的，市场是自发生长和扩展的过程，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哈耶克的市场自发生长和扩展理论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等不谋而合。正因为人们追逐利益，若无加以道德约束和法制规范，市场的经济活动将难以正常进行。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很早就开始强调商业道德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如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整顿市场，“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价”。在《孟子·滕文公上》里也强调了商业道德的重要性，若能予以遵循，“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思想也十分丰富，强调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②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52—57页。范蠡、李悝等就提出过政府通过收购和抛售粮食实现粮价的平稳，范仲淹在所辖地区受灾时就采用过此法，将米价提至市价之上，“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恐后，且虞后者继至。于是米石辐集，价值遂平”。①林希元：《荒政从言》，海虞张氏出版社，1809年。这些思想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提供了重要思路。

当然，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等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着深深的东方文明烙印，蕴含着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价值模式、伦理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②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8－189页。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由于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伦理哲学研究，往往形成的是一种“人-物-人”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而非西方哲学“人-物”抑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物-人”的思维框架与认识路线。同时，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宗教信仰上也差异较大。西方国家信奉上帝而反对与任何个体之间过分的亲近，有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由于宗教信仰意识较为淡薄，再加上“三纲五常”等教义传统的影响，个人对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依赖度较高，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将被无形地渗透至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使得经济活动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此外，由于儒家思维的长期熏陶，中国也形成了节俭、积累、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③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第4—13页。人们更加倾向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关注长期合作关系的交易方式就使得市场商品的交易价格不会那么的冰冷，当然，这种交易价格也并不是市场的最优价格。

基于此，充分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哲学思维、约束条件、价值偏好、制度文化等，都将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正是“中国特色”题中应有之义。

（四）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有益成分

问题是时代之基，时代是思想之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在现实问题、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壮大。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探寻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的同时，也需充分兼顾其特殊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主要观点或论断无不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费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经典著作作为时代的产物，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虽具有一定的自身局限性，但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值得借鉴和吸收。具体来说：

第一，借鉴和吸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在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信息、预期价格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工具取向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所取得的“中国式增长”的背后逻辑及其内在机理，可借助西方经济学工具加以研究。同时，也可在“中国特色”的现实前提条件下，运用数理模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等。

第二，批判地借鉴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主流与非主流（异端）是一组相对概念，①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也被称为西方异端经济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具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理含义。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众多，以是否建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鉴定批判程度等方面大体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美国积累学派等，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从核心假设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每个经济人都是理性的且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个人的偏好保持不变；而异端经济学家则是基于“社会人”“制度人”的假设前提，认为制度、习惯、规则会对行为个体产生影响，偏好也会有所差异。从分析框架来看，主流经济学家强调“均衡”分析，并用之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但事实上，除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外的大多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家并不认可，认为均衡状态并不存在。对此，不同的西方异端经济学派也有不同的观点。②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过程是制度框架所维系的自发秩序，是个人面对不能预料的变化和局部无知突现出来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经济的本质是历史演化的过程，均衡框架却无法处理这一时间过程；新熊彼特学派和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演化适应性系统。在方法论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采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而西方异端主义学家则认为不应盲目崇拜数学形式化建模，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方法应发挥更大的作用。③崔学锋、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及其简要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72—78页。在研究的焦点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交换理论，而西方异端经济学更为关注生产和分配，关心经济剩余价值如何创造，产品分配中的政治社会因素，等等。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新古典霸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恰好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并未占据统治地位。④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第43—51页。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虽也存在内部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其作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补充，将更有利于我们全面、辩证地看待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基于异端基础之上的大综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何进一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如何构建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尤显重要。习近平在2016年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目前，不同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纷纷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国内学术界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差异较大。同时也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研究，才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发展、走向成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问题。研究这一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必须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包含涉及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的内涵。而这些恰恰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元素，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起点。基于此，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与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假设前提下的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完备的现实情况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应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不同阶段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等。同时，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应与时俱进，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研究农村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制度，分析分配制度中的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等。

（二）微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这部分主要是针对微观经济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探讨企业、家庭、个体等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效果。当然，这也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等中观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等宏观经济的基础。理论假设是微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首要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经济人”假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起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个体理性行为分析融入“经济人”假设之中引致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但在马克思理论研究过程中并未引起重视。①当然，也有不同的流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如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斯密问题”，指出人性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它也有逐利的共性。这就意味着从微观个体来看，个体的理性化程度将有所差异，这就使得微观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不同。这种不同理性程度的“经济人”假设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在个体层面，探讨其追求不同行为方式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在企业层面，在关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需要重点探讨如何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在福利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抉择问题。与此同时，也需要将市场化改革嵌入到其改革的环节之中，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家庭和个人方面，应注意集体主义观念和道德对其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投资决策和行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

（三）中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部分作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主要研究城市与地方经济、区域经济、经济结构等问题。西方经济学对此问题研究甚少，而此部分在中国现实国情下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色之一。在城市与地区经济方面，在城市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封闭体系下进行分工，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体制机制问题和产业生命周期等多重叠加而形成的单一结构城市（含资源型城市和产业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式经济治理问题等。在区域经济方面，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问题。在经济结构方面，如所有制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品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等。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如何正确处理好中观经济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并使其成为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宏观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这一部分将针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国内宏观经济问题和开放体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在国内宏观经济问题上，研究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问题；研究党的领导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探讨思想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的贡献率；研究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探讨国民经济产出和服务的增加；研究经济增长中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协调性问题；研究新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总结不同现实条件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间的内在逻辑，探讨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发展的进步、生态环境的改善等问题；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政府-市场-社会问题，研究特定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取与组合问题；等等。在开放体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上，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从以“特区”为特征的不同经济开放区域的设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研究开放体系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问题，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问题等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在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也并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应地，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也逐渐在形成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中国”并非简单的地域概念，而是在于该理论产生和发展于中国。“中国特色”则是源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它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也适用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经济发展理论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成果和中华民族文明的精华，在实践道路上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总结，具有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一直处于包容性发展之中，形成了可供他国学习和借鉴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具体来看，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与西方经济理论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如“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也强调“以人为本”的宗旨，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体现。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发展的核心。在中国实践中，党和政府也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也有经济理论包含人本经济思想，认为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应注重该思想，共同“塑造一个美好的未来”。①施瓦布、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这些共同的思想和话题，将有利于彼此借鉴、共同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解决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性问题，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也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①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第17-19页。我国市场经济由公有资本主导，也有利于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②荣兆梓：《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6页。这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的所有权归全体人民，③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就使得其更为关注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分配的公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理论上的突破，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讨论。这三场大讨论系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进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鼓励下，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策引导下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顺利全球化稳步有序设立不同层次的经济开放区域等。在发展理念下推进“中国式四个现代化”，并稳步走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道路。④这点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即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依次发展之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改革进程也在不断深化，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坚持在新发展理念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等，试图不断破解经济发展进程中“疑难杂症”，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得益于全社会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红利的不断释放。在此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转型的一般性规律，可为转型国家发展提供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经济转型的一般性规律，如经济体制转型的一般性规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般性规律等。为什么中国可以在独特的制度环境下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中国增长之谜”一直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费解。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重点，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乃至于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不仅注重经济增长问题，也重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场以“体制外改革—体制内改革—体制核改革”为主线的渐进式改革，基本遵循市场“调节作用—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和“试点开放—全国推广”的逻辑主线，实现了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这些经验及理论总结可为转型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六、结论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创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在于坚持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伟大创造与选择，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进程中实现包容性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的过程。

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总结，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问题为导向，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和异端经济学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实践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包容性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主体性和原创性，要用中国的故事，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现代工具和方法）来加以讲述，努力回答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奥秘和理论真谛。

时代不断在变化之中，社会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我们必须辨析不同假设前提下的理论差异，挖掘差异性发展中的一般性规律和特点。在实践创新中推动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指导实践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