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电影《我不是药神》展示了病友们“病穷”“穷死”、程勇类“活穷”、诺瓦类公司“利损”、公安机关与公职人员“职窘”等现实生活的重重困境，其各自的突围最终依靠国家与世界合理、平等、利民、人本的公序良俗、保障体系、竞争机制来实现。这些只是电影文本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与突围的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的“存在”困境与突围有更大意义与价值：不管生存多艰辛，“活着”是最根本的追求，是最基本的困境突围方式。向死而生，有价值地活着，展现个体或他人的生命价值，超越现实关注理想、超越功利回归审美、超越小我归大我，都是突围“劳绩”进入“诗意”，突围“生存”困境实现“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 存在困境 突围 表层 深层

电影《我不是药神》展示了多层面、多人群的生存、生活困境，既深且广地传递、暗示了“存在”主义“困境”与“突围”的美学内涵。

一.病友们的“病穷”困境与突围

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1]。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患者、病友们没药就将赴死，诺瓦公司的天价药，他们买不起，赴死的进程缩短，他们必须抗争、必须自救。“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困境中的敌人、友人，才能更好地自救与抗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成了人生在世求得存在、突围困境所必须解决的首要存在问题。

病友们是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他们从用尽了家产，吃穷了亲人朋友，再也支付不起或从来就支付不起昂贵正版药的困境中来，他们要去找到支付得起的低价药存活下去。天价正版药垄断公司诺瓦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专利药品生产销售商，它从市场中独有、药价奇高的垄断地位中来，它要去永远维护这种独霸、高价、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公安机关是依据法律法规维护合法合规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合法权益、打击违法违规的企事业单位与个人的非法行为的国家权力机关，它从查处破获案件，维护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安全与权益中来，它要去查处、打击、惩处那些违法违规的单位、组织、群体和个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

病友们的存在是这一存在之环的核心，其生存困境中对困境的突围触动或动摇了诺瓦公司的根基，制造了诺瓦的生存困境。诺瓦为了在生存中突围，依仗自己的专利与合法身份，借助公安查处、打击、惩罚假药贩子和病友。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方面遇到了病友与假药贩子联合起来的机智保护与机敏对抗，而处于职务困境;一方面接触、了解到病友们的生存绝境而进入情与法两难的抉择困境。因此，影片中的“存在”困境直接体现为公安机关的执法查处对病友和假药贩子们贩卖假药的执法/违法困境，实质却是药品垄断公司的药品奇高价格与病友们买不起高价药的贫穷现状之间的谋利/求生困境，其深层内核是“钱就是命，命就是钱”的有钱买药就能活命、要活命就得有钱买药，无钱买药就等于死的非生/即死的终极生存困境。

因此，病友们的“病穷”困境是整部影片的核心困境，由它衍生出了正版药垄断公司的“利损”困境以及公安机关情、法两难之“职窘”困境。前者的突围依赖于与后两者的博弈。

二.程勇的“活穷”困境与突围

程勇交不起房租，小生意不景气，与妻子离婚，负担儿子有困难，按年付不起父亲的养老院费用，更拿不出父亲血管瘤的巨额手术费。他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处处要花钱自己又没钱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让他与病友们的生存困境交集，他成了病友們突围生存困境的领袖“勇哥”。

为什么不用原型陆勇的病人身份，而另设了程勇这个非病人的病友领袖角色？一方面，不只有绝症病人在“穷”的生存困境中挣扎，像程勇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百姓同样面临着生存困境。设置这个角色，扩大了影片的社会根基，有更强的感召力和启发力。另一方面，绝症病人们除了要在绝症造成的“病穷”的生存困境中突围，他们和程勇一样有着日常生活的“活穷”生存困境。“活穷”深化了影片“存在”困境的内涵：“病穷”具有偶然性，“活穷”则更具普遍性。

所以，程勇的“活穷”困境依赖帮助病友们突围“病穷”而突围，病友们的“病穷”困境依靠程勇突围“活穷”的举措来突围。处于“穷”境中的人们如何去获取“富”境中才能提供给他们的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突围？各施所能，各取所需，团结合作，互相照应。病友们出钱购买，拉来更多病友购买，获得延续生命的药;程勇出力，承担违法被抓的风险，赚来钱款付了父亲的手术费，救了父亲的命;提供给合伙人等更优价的药，并付他们工资、利润。程勇和他的团队成员们“病穷”“活穷”都突围成功。

然而，程勇和他的违禁药贩卖小分队生存困境的突围方式毕竟违法，违法犯法是他们“病穷”“活穷”暂时突围成功路上无法回避、随时可能陷入的更大生存困境。紧随他们突围成功而来的是“行业”困境。张长林团伙是真正的正版高价药格列宁的假药贩子。程勇和张长林两人面对的都是违法受惩的困境，双方都是对方的把柄。张长林抓住程勇贩卖违禁药的把柄，要挟程勇：要么程勇把印度仿制药的渠道转让给他，要么张长林随时报警查处程勇贩卖假药，让程勇干不下去。

张长林的要挟，表面上是程勇团队在初期突围成功之后陷入的“行业竞争”利益困境，实际上它又侧面托出了病友们除了“病穷”“病死”之被贵困境之外，还有一个被假被坑被骗而拖延治疗甚至致死的困境要面对。

张长林的出现，对程勇个人来说，是他双重突围的一个绝好契机。所谓“双重突围”，一重是如张长林之类的“同行”假药贩子，没有张长林，还有贾长林，只要程勇贩卖违禁真药，就会触及威胁到那些假药贩子的利益，就会招来他们的挤压、举报。程勇把印度仿制药渠道卖给张长林，他就从这些“同行”打压、举报、被抓的困境中突围出来。二重则是：程勇把印度仿制药的渠道卖给张长林，自己不卖违禁药了，就从违法犯罪的路上走了出来，从可能被公安机关抓捕、判处牢狱之灾的困境中突围出来。摆脱了牢狱之灾困境，对于程勇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突围。程勇虽然卖药赚钱，不再穷困，但心头压着一块被抓、坐牢的大石头，心被禁锢，违禁药渠道一转卖，心便放松，实现了个人突围。

正因为有这次回到正道的对“牢灾法难”困境的突围，才会有程勇后来重回走私禁药违法卖药之路的淡定与从容、坚毅与果敢。第一次步入歧路陷入困境是被迫，中间顺己本意回归正道;第二次陷入可能犯法被拘的困境则完全出于自愿、自觉，什么后果、怎样去做都清清楚楚，人物在一次一次的“陷困”和一次一次的“突围”中经历着他的成长和变化。

程勇转卖印度仿制药进货渠道，对他个人来说是对“行业竞争”困境和“牢灾狱难”困境的突围，对他的卖药小团队和其他病友来说，则是“病穷”“穷死”困境的又一次深陷，有的根本就没能再从困境里走出来。比如吕受益，吕受益从“病穷”“穷死”的困境里消逝，他的妻儿子却陷入了一个人财两亡、贫弱交加的更深的“活穷”困境。

他们——继续困于无钱买药、生命将逝的病友们，以及因他们而致穷的家人们，该怎么突围？程勇充当他们的救护神！但形势危机、处境艰难：张长林被通缉，代购印度仿制药的线断了，印度制药公司受到指控已经不生产该仿制药;诺瓦公司对印度仿制药生产企业、对中国境内仿制药买卖穷追猛查，警方对禁药及其贩卖者严追紧查。程勇的复出带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悲壮气概：2000元一瓶从印度进药，500元一瓶卖给国内病友，用自己开厂赚来的钱贴补差价。理性、大度、豪爽，的确给人以“神”一样存在的感觉。程勇的复归之路没走多久就到了终点，黄毛为救他而陨命，他自己也随即被捕。那么，病友们的困境，如何突围？

处于情、法两难困境中的办案警察不办案了;程勇被捕后，法院根据他卖药不为赚钱只为救人的目的和事实而从轻判罪;程勇三年后提前释放，去接他出狱的警察曹斌告诉他：印度仿制药没人买了，因为正版药進了医保。病友们的“病穷”困境，靠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来突围。个人突破法律禁区而进行的违法自救突围行为，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加速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社会发展的许多实际问题，国家既定的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政策，本身可能存在着不足与矛盾，它们的完善与改革，往往经由现实中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突出问题的相关人员的对策与抗争来推进。这些群体或个人抗争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切身困难、为了实现对自我生存困境的突围。当他们的探求、争取、付出促进了国家公共政策的完善与改进，他们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一些现实困境的突围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病穷”“穷死”、“活穷”、“利损”、“职窘”等困境及突围只是电影文本所呈现的表层结构的人的生存困境与突围，其更大意义与价值在其深层的“存在”困境与突围。

三.众生“置之死地”的存在困境与突围

在罹患重病、直面生死的绝境时，在生活无着各种困窘紧逼时，在明知前路是悬崖却不得不往前跨步时，人在绝境时如何突围？这才是电影《我不是药神》所蕴藏的深层结构，也是存在主义美学所探索的终极问题。

吕受益进入急变期，生存无望、病痛难捱，自杀了断、向死而死。在痛苦无望的生和未知的死之间，提前选择了死，作为痛苦的生的困境的解脱与突围。求警察曹斌别再追查印度药的老婆婆明知活路不久，却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活，在艰难的活与终极的死之间，选择艰难地久活以突围人面对死亡终极的困境。

“黄毛”，在他二十岁的年轻生命里，死亡可能随时到来，似乎多活一天都是赚的！死亡就在眼前，那么，每活一天都要有价值。“黄毛”活得坦荡荡，是向死而生的以在艰难中有意义有价值地活来向困境突围。刘牧师，对生死问题有与常人不一样的理解与认识，相信今生行善赎罪而来世进入天堂，所以即使身患绝症，也坚持行善、普度众生，是有明确目标与取向的向死而生的以有意义的活来向困境突围。

思惠，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替女儿治病，要保住女儿的生命。吕受益的妻子在吕受益病入急变期，家里已经没钱买药的情况下，还坚持要给吕受益做手术治疗。在思惠和吕妻眼里，活着，就是家人生命的价值;死了就是无，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要让他（她）们的生命尽可能延长，尽可能发挥生命的价值。抛开责任、情感、金钱利害等现实功利的思量，只要你活着，就是圆满！这便是“存在”的本质思考：生命的价值何在？在活着。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的存在，由此在来呈现。此在，便是生存着的人。一切存在者的意义与价值，只有生存着的人才能领会与呈现。生存着的人的生命，其活着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便成为最根本的存在意义与价值[2]。说“想活着”的老婆婆，吕受益，思惠的女儿……等每一个患者，活着，就呈现出了药品和治疗方法的有效，呈现出了药价与医疗收费的合理程度，呈现出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状况，呈现出了人们对待重症病人的责任、情感、道德与人伦水准！……当生命死亡时，世界和其它存在者的存在都是被隐蔽的，只有活着的此在才让它们去蔽而出场显现出来，从而达到世界的澄明。因此，无论活着有多不易，有多大经济负担、情感负重、病痛折磨，活着都是人存在的最大要义。死了，便一切成为虚无，世界将没有意义。活着才能让一切苦难呈现，让一切努力和可能成为可能！

生存着的人除了让其它存在者去蔽、出场而显现其存在的价值，其活着的生命本身也因其活着而展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来到世界之初，是没有本质的，人在时间中行动、活出的自己才是人的本质。存在就是去存在、去活着，活着过程中展现的自己就是个体的本质[3]。如果生命还没展开就死了，其本质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几乎没有存在过。吕受益不活着，就无法展现其因对妻儿的爱而激发的对生的渴望与由此而生的对求得廉价仿制药药源的努力、以及救治无望、病痛难耐时对生的了断的个体本质;“黄毛”不活着，就无法展现他在逆境中努力工作、帮助病友、舍身救人的个体本质;刘牧师不活着，就无法展现他善良、文弱却又颇具骨气的个体本质;程勇不活着，就无法展现他为父为子的责任心、对思惠的尊重与怜惜、对“黄毛”的表面粗鲁内在疼爱、以及最后对病友们近乎“神”一样的施助与守护的个体本质。

因此，“活着”是生命最根本的意义与价值，是人（此在）的本体性存在。在面对死亡大限的终极困境时，人的突围方式就是选择“活着”、单纯地活着！鲁迅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4]只有生命存在，人才能去承担责任、弘扬道德、完善发展、创新进步、爱这个值得爱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存在者！不管生存有多艰辛，“活着”是最根本的追求，是最基本的困境突围方式。

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他却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5]生存充满辛劳、困苦、艰难、孤独，但存在可以满怀诗意。超越现实苦难而抬头仰望一下星空、注目一下大地，为穷人的善良、孩子的纯真、弱者的美好而动容，为众生的苦难而求索，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放下为个人的所谓长远打算而斤斤计较却为了众生的眼前利益而孤注一掷……超越现实关注理想、超越功利回归审美、超越小我归入大我，都是突围“劳绩”进入“诗意”，突围“生存”困境实现“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最佳方法。

海德格尔、萨特等把这种方法具体化为艺术和语言，“我们居住在语言的家园之中”[6]。是将人在存在中展现的本质，又在文学艺术中定格而永恒存在。电影《我不是药神》则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将人的本质存在展现与留存下来。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148

[2]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1228-1233

[3]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156-159

[4]鲁迅.鲁迅小说集·伤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2）：249

[5]荷尔德林著.人，诗意地栖居.童庆炳，钱翰引.新编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44

[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148-149

（作者介绍：李承辉，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等写作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