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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死亡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分析

2019-11-26陈圣芳丁宁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9年11期
关键词:小说月报现实主义

陈圣芳 丁宁

内容摘要:本文以当代《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为研究对象,立足于现实主义的视角,探讨其包含的时代伤痛以及伤痛之后的反思和救赎,以及基于此而透射出来的呼吁人性回归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死亡题材 《小说月报》 现实主义

死亡是文学作品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符码,死亡题材作品相较于其他题材的作品更能表现人生百态,更能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原貌。《小说月报》作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文学选刊,始终保持着對人类现实命运的高度关注,对死亡题材领域也涉及颇多,通过梳理《小说月报》中的死亡题材小说,审视文学作品对现实人生的透视,对展开文学创作的纵向考察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伤:现实主义下的时代伤痛

现实主义小说中死亡题材作品,不论是因物质的贫困而面临死亡,还是因精神的绝望而选择死亡,亦或者是由于战争、病痛等不可抗因素不得不接受死亡,贯穿其中的核心词就是“创伤”。《小说月报》中死亡题材小说表达的是对个体伤痕、家庭伤痕和社会伤痕的深思,隐含着对社会不公性和残酷性的辛辣讽刺。

1.个体的伤痕

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个体死亡的叙述,《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也不例外:有在黑心老板压榨下畜生般工作的外来者,如《卧底》和《嫁死》中的煤矿工人,他们在求生的本能和金钱的欲望中动摇,矿区的竖井埋葬了多少谋生者的白骨;有在权势迫害下无辜丧命的百姓,如《第四十圈》中齐光禄不堪受辱挥刀杀人,他的妻子难以面对残酷现实选择跳楼自杀;还有环境污染下早夭的婴儿,有铤而走险贩卖毒品被就地正法的未成年人……他们或遍体鳞伤,或苟延残喘,或委曲求全,但他们的卑微弱小并没有得到怜惜,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中对于个体伤痕表现较为鲜明的是邵丽的中篇小说《第四十圈》。虽然齐光禄蛮横霸道,牛光荣本身也行为不检点,但在结婚之后,两人“改邪归正”,过上了相亲相爱并且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齐光禄夫妇拒绝了派出所所长的小舅子张鹤天强制转让铺子的要求,一系列无妄之灾接踵而至。权势阶级将他们生活的希望击得支离破碎,硬生生将他们被逼成了为捍卫最后的尊严而决绝自杀或挥刀反击的“刁民”。社会的不义与不公,环境的荒谬与变异,让生命扭曲了方向。

时代波澜壮阔,而个体在负重前行,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多的是被时代拖着走,身上都布满了累累伤痕[1]。他们的生命遭受威胁,精神面临解构,心理亦被迫拆解,为了求存,他们在身体上忍受疼痛和折磨,在精神上遭受践踏和诋侮,可最终还是被时代的旋涡吞噬,带着难以修复的心灵伤痕走向生命的悲剧。

2.家庭的伤痕

东方文化中极其注重家庭的作用,以家庭的团结和支持作为个人发展的基石。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开始转向两层代际关系,这个由父亲、母亲和子女组成的三口或四口之家,缺少任何一方都有可能造成家庭整体的失衡,对个体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的组成部分,家庭的伤痕会成为个体和社会双重的伤痕。

裘山山的小说《死亡设置》通过讲述一个杀人破案故事回应了当前社会中畸形的爱情和婚姻。当妻子遭人杀害,丈夫陆锡明不仅没有失去亲人的那份深痛悲苦,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当警察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丈夫陆锡明,这段有第三者介入的家庭情感纠葛浮出水面。陆锡明在跻身处级干部后,对来自底层的妻子产生厌恶感,并与初恋情人再续前缘。已习惯宽裕生活的妻子不愿意再过上困顿的日子,在发现丈夫出轨后不仅经济上威胁丈夫,还嫁祸丈夫在她的药里下打胎剂致使她流产。在死亡的诱因之下,抽丝剥茧呈现出的是婚姻中的阴谋和互相伤害。这个故事真实而又残忍,照应了现代许多家庭的情感破裂,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维系一段婚姻的究竟是爱情还是金钱?

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写出了家庭中夫妻的性格差异对于生活的影响,以悲剧的形式含蓄道出了女强男弱、阴盛阳衰生活的不幸;刘庆邦的《少年的月夜》以领养孩童小帆喝敌敌畏自尽一事,隐秘地揭示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自私,田园牧歌式童年的幻灭展现了失怙儿童内心的脆弱和孤独[2];王十月的《人罪》通过着重描写小贩陈责我抗法杀人事件和法官陈责我高考掉包事件表现了原生家庭对于个人成长道路的影响。《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深刻探讨了夫妻关系的复杂性、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孩子对于维系家庭的意义等问题,并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创伤和婚姻伤疤。

3.社会的伤痕

《小说月报》还通过描写秩序的混乱、人性的迷失来暴露与批判社会痼疾。余一鸣的《闪电》以文学的形式有效回应了东莞扫黄事件,以“闪电”之死道出了这个世界的污浊性和现代人的精神迷失;毕飞宇的《虚拟》表现了市场经济催化下社会的浮躁,以含蓄的语言表达了老一辈精神难以继续传承的悲哀;蔡骏《朋友圈都是尸体的一夜》讽刺了当前虚假的社交;还有《人罪》《士别三日》中的官场染缸效应,《卧底》《嫁死》中的矿区生活,《狐步杀》中的医患矛盾,《滚钩》中的挟尸要价等等。文字无言,却通过冰冷的死亡真实还原了现实社会的时代错动和生存窘境,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社会的残酷和不公。

发生在2009年的“挟尸要价案”曾经震惊了国人。陈应松的《滚钩》正是取材于“挟尸要价案”这一真实案件。站在渔民的立场,多年的过度捕捞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导致长江无鱼可捞,祖祖辈辈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不得不拿起滚钩开始了捞尸赚钱的生涯。他们也知道挟尸要价罪孽深重,但是在捞尸公司的威逼之下,需要养家糊口的渔民们只能陷入道义、良知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无能为力。站在捞尸公司的立场,他们将利益置于首位,拿钱办事,死者家属交不出捞尸定金,他们就不交尸体,这似乎也无可厚非。站在学生的立场,他们认为“扶危济困”“舍己救人”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却在现实中目睹着老渔民见死不救、见利忘义、挟尸要价的冷漠,甚至于连下跪求情都不能召回他们的一丝同情。《滚钩》以鲜血淋漓的残酷现实引发我们对时代伦理的思考。观照社会发展的轨迹,时代的变革、更新日新月异,但思想道德仍显滞后,这也是一幕幕令人心寒的事件不断上演的现实根源。

二.救赎:遍体鳞伤后的灵魂寻觅

《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作品闪耀着理想、信念、希望、幸福的光芒,以此来呼吁号召漫漫人生长路中的人们勇往直前、迎难而上,靠自己的力量收获生命的善果。

1.对生存的思考

《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作品对人的生命和存在状态进行了思考。一方面这些作品中表现了生而为人的艰难,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悲凉底色中又不乏温情和明艳,表达了人求生的欲望和自我贬抑的解放。

首先是支离破碎的生存环境和荒谬的生命场景。在《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作品中,无一例外是主人公在生存上面临巨大的挑战,无力主导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波融入并且在阵痛中走向“他者化”。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通过讲述“我”为排遣内心的失夫之痛而赴三山湖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作者“活着虽苦,死而遗憾”的人生观。在乌塘的短短几天,“我”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死亡:画家陈绍纯被画框砸死,理发店的顾客染狂犬病病死,矿工蒋百在矿难中离奇失踪……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了这座小城。李进祥的《生生不息》呈现了厄运面前个人的渺小和脆弱。小说女主人公麦尔燕是个心地善良、积极乐观的人,但是当大地震来临,她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她成了被遗弃的孤独者。《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作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生活瞬息万变,生命稍纵即逝,每个人的生命都处于漂泊的状态,并无从抗拒地走向孤独。

其次是对生存的渴望和对自我的解脱。面对现实的苦难,有的人默默承受,以牺牲自我的方式获得灵魂的解脱;但也有人积极对抗,以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完成苦难的洗礼。《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就更倾向于在结尾处呈现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挫折的反击。如迟子建既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却又以女性细腻的情感为作品注入温馨和诗意。《生生不息》的女主人公麦尔燕面对意外的灾祸,也没有抱怨世道的不公,没有一蹶不振,相反依旧用善意的眼光打量世界,她收养了两个娃娃,原本该是老而无人送终的女人,却在弥留之际擁有一个有着150多口后人的家。

2.对信仰的坚守

《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始终没有放弃对信仰的坚守,并在这种坚守中展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赋予了这些故事更高的生命价值,通过文字的力量告诉读者人生的多种选择,给予他们擘画别样人生的勇气,也为时代和人生增添了些许亮色。

《小说月报》第十一届百花奖获奖作品《情断西藏》讲述了作者摩卡2003年只身闯荡西藏,经历了人生最为惨痛的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她和散兵用了七天时间相爱,而命运只用了一秒制造灾难天人永隔。在这次灾祸中,摩卡重伤昏迷,当她苏醒发现爱人不在身边,亲友告诉她散兵回家乡等她,当她带着伤痕躺在即将起飞的机舱里,却不知随行的还有他刚刚火化的骨灰。一年过去了,她的腿上还嵌着钢板,但固执地来到他栖息的所在,最终站到了他的墓前。摩卡也想过死亡,但是看着散兵的信,想着散兵的笑,摸着散兵留下的遗物,她重新找到了继续生活的理由:她要坚守那份爱情。方方的小说《天蓝》也通过讲述一个看似平淡实则离奇的故事,创造了一位坚守承诺的母亲形象。小说写出了事件本身的玄,又不失生活的真实感,在现实的背景下再造了一个为爱坚守信仰的感人案例。

除了爱情、亲情等小爱的坚守,也有对于大爱的执着。杨少衡的《尼古丁》叙述了女记者钟璐琳坚持报道围海工程破坏生态一事,并就此引发了一系列基层官员与群众的矛盾冲突。杨少衡作为新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家,公开将官场内幕暴露在阳光之下,塑造了钟璐琳这一敢于同官僚体制抗衡的女性英雄形象。在《尼古丁》一文中,作者赋予了红树林“子孙后代”的意象。当又一片红树林即将被毁掉的时候,钟璐琳产生了对未来的隐忧,尽管围海工程能够致富于民,但生态破坏同样不利于民,因此她不惜成为官员明晃晃的靶子,也要力所能及地拯救濒危的红树林。女记者钟璐琳对自然生态的坚守给我们在雾霾蔽日、城市热岛、酸雨连绵的现实环境下生活的人以新的启示和思考。

三.善恶交织中的人性温度

《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作品在合乎死亡题材小说大方向的前提之下,塑造了一系列在现实的强硬面前柔中带刚的人物形象,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志,在艰难中苟延生命并坚定立场。

1.顺应时代的浪潮

当今时代有三个特征:一是无所不能的高科技互联网,二是无孔不入的急速发达的商业化,三是无处不在的物欲金钱论,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小说月报》的死亡题材小说大多取材于时代的积弊,几乎每篇小说都建立在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说明或批判之上:陈应松的《太平狗》关注三农问题,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背井离乡,为了融入异己文化最终被城市吞噬的生存困境;罗伟章的《奸细》披露了中学在高考前相互掐尖的人才资源问题;王十月的《人罪》揭露了城管暴力执法、权力腐败、司法腐败、传媒不实等社会问题……在众多揭示时代本质的死亡题材小说中,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挂职”类型小说,因为这类题材本身就是社会热点,又很容易被纳入社会问题领域进行讨论,当其与死亡挂钩,更能直击时代的痛点。邵丽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围绕着“挂职笔记”系列展开,《第四十圈》《刘万福案件》等都是生活中确实发生的故事,作者通过深情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剖析这一系列死亡事件背后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真实,表现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民的无能为力和随波逐流,也传递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性尊严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生存价值观。

作家们将审视社会的眼光置于林林总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他们既写都市生活的声色迷离、光鲜亮丽,写都市文明裹挟下民间弱势群体的龋龉龌龊和心酸艰难,底层人民在其置身的声色犬马的大环境中存在了太多的问题,也写人性的温情帮扶和自身的不屈服。时代的问题和美德统统写进文字中,反映现实人生的不足和善意,寄予了作者疼痛、怜悯的情感。

2.点亮精神的灯塔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在文化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趋利性导致人文精神的衰落。面对价值观的失范,人文失落的危机,重建社会伦理基础和回归人文精神语境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话题。

很多小说家主动承担起重新点亮精神灯塔的重任,他们注意描写现实生活情状和精神面貌,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怀。如李进祥的《生生不息》歌颂了艰难生活环境下普通农妇收养孤儿的平凡义举;杨映川的《总有一个怀抱》说明了救人于困、扶危济贫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方方的《天蓝》赞美了母爱的伟大,可以跨越生死来践行承诺;摩卡的《情断西藏》道出了情感高于生命的信仰,为爱放弃生命,为爱努力活着。在这些作品中,虽然生存境遇带来的伤痛人们避无可避,却也保留了作为人的良知和本心,严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也是创作者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前景美好期许的体现。

“创作是主体处于精神困顿中时内心的一种审美诉求和某种自我表达的愿望。这种独特的选择发轫于主体的痛苦,迷惘和压抑以及对于艺术的本能般的爱和信赖。”[3]这一观点很好解释了《小说月报》死亡题材作品的主旨。以邵丽和陈应松的挂职系列小说为例,《第四十圈》和《滚钩》取材于真实案例,是创作者在地方挂职期间耳闻目睹的事实,面对生命的戕害、现实的黑暗、人性的失落,他们陷于压抑、迷茫、疑惑的精神困顿中,于是出于使命的感召,他们将这种内心诉求外化为艺术的表达,用现实与审美交织的艺术方式舒缓心中的迷惘,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于人生的体恤和对现实的反抗。《小说月报》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使得他们重点选择该类型的作品,沉潜在中国城乡第一线的文字尽管朴素却真实动人,传达着对生命的悲悯和热爱,为迷惘的一代点亮精神的灯塔。

参考文献

[1]陈善君.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与文学观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2]胡文灿.现代性的回声——论刘庆邦小说中的死亡叙事[J].名作欣赏,2013,(5):65-66

[3]胡书庆.审美与信仰的消长——对海子“生命叙事”的一种解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2):79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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