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平 秦武红 陈 霞

（1.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2.甘肃省礼县第一中学，甘肃 礼县 742600；3.甘肃省武都区滨江中学，甘肃 武都 742200）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汉水上游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位于此地的礼县更是秦人的发祥地和摇篮。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6年，以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和圆顶山秦贵族墓为中心，先后在礼县境内共发现早期秦文化遗址40多处。其中在秦公大墓和贵族墓葬中均有车马殉葬，这个考古发现，不仅进一步证实了礼县是秦人最早的生活区，而且也为进一步充实和丰富秦文化研究的内容，探索车、马与当时社会、体育的关系，以及现代赛马、马术等运动项目的文化渊源提供了研究基础。

1 礼县大堡子山车马坑及车马殉葬概况

199 4年3-11月，在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地处永坪河与西汉水交汇的黄土峁梁地带的大堡子山秦公墓旁发现了1座瓦刀形车马坑(K1)，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14.65、宽12.95深5.4米。考古分析发现此坑内原葬车马4排，每排并列3乘，共计葬车12乘，马48匹。同时还发现大量的车马器和兵器。[1]

199 8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礼县永兴乡赵坪墓区。有2座中型墓葬、I座小型墓葬和1座车马坑，均坐西朝东。其中M2居中，为男性墓主。M2西侧的M1是女性墓主。M2东侧为长条形车马坑，随葬车马5乘，辕东舆西。[2]

201 6年，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对IM32东侧车马坑进行了发掘，编号IK32。K32大堡子山车马坑位于秦公三号大墓北侧约20米处，西距M32约2米。墓地属东西方向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750。开口距地表3米，东边长3.15、西边长3.07、北边长5.95、南边长6米，坑深3米。坑内放置两辆车，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1，2号车，均为双轮独辄车，左右服马各一匹。[3]

2 车马墓葬折射的先秦体育内涵及特征

2.1 “射、御、乐”是先秦体育的重要内涵

《西周礼 · 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简称为“礼、乐、射、御、书、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内容也是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课程的最早雏形。其中“射、御”和“乐”教育，便是紧紧围绕人的身体而展开的教育。“射”：指射箭技术，有“五射”之分，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御”：指驾驭车马技术；也有“五御”之别，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交衢、逐禽左”； “乐”：既包含“乐舞”，也涵盖“武舞”和“祭祀”舞。[4]通过“射、御”的习练不仅可以培养重要的军事技能，而且也是强健体魄，培养坚强意志品质的重要手段和内容；通过“乐舞”和“武舞”的习练，不仅可以愉悦人的身心，也可以强化武技和锻炼身体。这些活动从身体角度着手，将军事、娱乐活动仪式性和规范性，将其教化和示范作用加以开展，通过系统的教化作用使得该项技能得以广泛习练并被传承，从而达到不断强盛、不断提高、不断改良和不断发展的目的。不仅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早期“文武兼备”教育思想的最好体现。

2.2 军事、体育一体化是先秦体育的主要特征

战车、战马、兵器和战争是先秦社会的主要特征。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繁的部落征战铸就了早期秦人勇武好斗的性格，形成了“朝野倡武，将帅谋武，军队演武，战士习武”的“尚武精神”。在《国语 ·西周语》说到：“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三时，即春夏秋；一时，即冬季；讲武，就是练武的意思。在《诗·秦风·小戎》中有记载军容的诗歌“小戎㘺收、五堥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骥昇”。另在《越绝书 ·卷十一》记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铜、兵”始于夏禹之时[5]。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占据着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戈、矛武器的制造就是当时青铜冶炼技术的重要产物。

在礼县大堡子山K1车马坑K32车马墓穴中，除车马随葬外，在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车马器和兵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铜戈（98LDM2）4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援较短，锋部呈等腰三角形，长胡，阑侧三穿。内直较长，内上一长方形穿。通长18. 2、阑长10. 6、援宽2. 4厘米；铜鎏金剑柄（98LDM2）铜柄铁剑残，仅存剑柄。茎为长条形，格、首鎏金。格饰蟠虺纹，首饰双头兽纹。残长14.6厘米饰镂空蟠虺纹，上嵌绿松石。残长9.9、刃宽2.4厘米。除此外，在墓坑中还发掘出了大量的附葬品，如铜泡、铜节、铜锨、铜戈、马镰、马衔、节约、辖、兽首饰件、牛头饰、锨、戈、矛，以及骨角器等。这些器物不仅是“礼县是秦人早期活动地”的最好史证，同时也是秦早期社会是以战车、战马和武学为主的社会的最好说明。良好的重军事技能和习武风气，使得秦早期政治和社会发展相互作用、互为表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形成，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化样式，确定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中国传统化的品质和民族文化心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基于车马墓葬视觉的赛马体育运动探源

马术运动是典型的人与马通过默契配合，完成快速奔驰、跨越一定障碍或完成固定步伐的一项运动。要求人与马要达到和谐的“人马共同体”才能更好展示该项运动的力与美的特征。在礼县车马墓葬中，从秦公大墓到秦贵族墓穴中，均发现了活马殉葬，有“一乘双骑”也有“多乘多骑”。如：在大堡子K32车马坑中，有关于马葬情况的详细记载：“车前葬有2匹马，马骨基本保存完整，呈跪伏姿势，马身上有草席类的有机物披履，马头部置于宽0.22-0.3、进深0.25、高0.48米的壁龛中，马头处出土铜马镰、马衔各1件。” 而关于“马”与早期秦人的关系，最具说服力的当属1971年底在礼县永兴乡蒙张村出土的“天水家马鼎”，该鼎青铜质地，高22.5厘米，口径22厘米，重4.5公斤。盖表、腹上部各阴刻篆隶书十三字：“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该鼎现藏礼县博物馆。[6]从上述资料分析认为，当时的马分为两种，一种为“战马”，另一种为“家马”，前者主要用于作战，后者是当时社会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如何使马更好发挥它的作用，需要驾驭者将不同的动作手势与马的感受与反应动作程式化、系统化和技能、技巧化，从而产生了早期的赛马嬉戏活动，这是现代马术活动的雏形。

关于赛马运动的起源，《左传》上有提到：“翼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其中“翼 之北土”主要是指我国甘肃西汉水流域。赛马在古代称之为“驰逐”或“走马”。“驰逐”是指马奔跑的速度竞技，“走马”主要指人与马间的交流与默契配合。在战场上，为了做到战车所用的马匹在战场上能够快速、准确移动并提高攻击的精确性，常对马匹进行各种技巧和协调性的训练，这便是现代马术比赛的雏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田忌赛马”正体现了这一点，虽然此事件主要是突出谋略的重要性，但是却以赛马运动为载体，说明赛马运动是当时诸侯贵族个人重要的娱乐活动。公元前307年，战国时期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为强化士兵的战斗力，把车战改为骑射，这一重大的军事改革，史称“胡服骑射”。两汉时期，赛马活动的社会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上到宫廷贵族阶级，下到黎明百姓，赛马活动盛行，并且，马戏表演也成为百戏的主要内容之一，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百马同髻，骋足并驰”的描述。[7]

从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大量史籍和文物中，虽然没有找到马术和赛马活动曾盛行该时期的直接凭证，但从车马墓坑的随葬物品，尤其是型辖、型带扣、盖弓帽、衔、型节约、衡帽、型舍、铃、镰等车马器进行分析，赛马活动在当时真实存在，并历经朝代变迁和更迭发展延续至今，礼县西汉水流域是现代马术及赛马活动的起源与开端。

4 结语

通过对礼县车马墓葬出土文物进行考证与分析，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直接与今天“体育”一词相关的记载与发现，但从车马墓葬出土的文物，以及秦文化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史书、纪传体、实录、别史、诗词、杂记、小说笔记、礼仪风俗等文物中，都可以找到当时社会对人身体的总体期望和要求的多种元素。在如何强健士兵与民众的体魄、如何提高改善和加强人的身体健康等方面有着丰富而又详尽的史料。先秦时期注重人的体魄强健，灌输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并且在如何改善和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方面对人类的贡献显著。尽管当时社会还没有“体育”一词，但当时社会全民皆兵、军事与体育一体化的社会环境为广大人民体魄的强健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体育”为“健康”的开端，也是现代赛马运动的起源和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