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茜

摘 要：17世纪美国著名文学家爱伦·坡所著的《毛格街谋杀案》被认为是现代推理文学诞生的起源，不过真正让推理小说在文学领域开始登上大雅之堂的，莫过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是在学习模仿《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基础上植根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而创作出来的，是中国侦探小说的代表之作。文章从人物设定、叙事模式、时代背景、小说内容等方面入手，对中西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既有《霍桑探案》对《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模仿与借鉴，也有对近现代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概述，并证明侦探小说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福尔摩斯;霍桑;程小青;探案

福尔摩斯为英国著名现代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于18世纪创作的系列侦探推理小说里面的经典人物。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小说总计4部长篇与56部短篇，最终汇集形成《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小说中，柯南·道尔十分成功地刻画出一个冷峻睿智、富有绅士风度的侦探形象，这一形象一经出现，就因其神奇的断案能力、鲜明的个性，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推理小说发展史上的经典形象之一。《霍桑探案》是我国现代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属于我国作家借鉴西方推理侦探小说而进行的本土化创新。两部侦探小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一、《福尔摩斯探案集》对《霍桑探案》的影响

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文学的小说领域仅有公案与侠义题材的文学作品，而不存在侦探推理小说，此类文学形式是近代我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才出现的。20世纪初，西方侦探推理小说被翻译并引入我国，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受到很多读者欢迎，从而使得我国的很多作家也纷纷从事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从而形成我国的这一文学形式。1916年，程小青参与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这为其后来创作同类作品积累了基础，在大量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小说以后，程小青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创作之旅。由翻译家到作家，是我国很多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开始创作的普遍模式，而这其中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程小青。

他的创作是在引进和模仿西方推理小说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贴近中国现代市民的生活，人物、场景、事件都打上了中国烙印，因而很能够迎合我国读者的口味，更加本土化，比舶来品更受欢迎。

二、《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霍桑探案》的相似性

虽然《霍桑探案》还带有一些传统公案小说的细微影响，但从整体的文学技巧、创作模式、人物刻画、情节安排等各个角度，《霍桑探案》都属于对现代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常用模式的借鉴和发扬，因而可以说《霍桑探案》是程小青用其翻译学习《福尔摩斯探案》所获得的经验而进行自主文学创作的结果。

一方面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两部作品的主角设计都选择的是一个主角加一个配角的模式，也就是作品中除了主要人物，还包括一个与之相配的辅助者或协同者。这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中，表现为“福尔摩斯”与“华生”的组合，而在程小青的作品中，表现为“霍桑”与“包朗”的组合，福尔摩斯与霍桑都属于小说中的主角，二者在性格上表现出很多共同点。例如性格刚毅，对事物观察细致入微，对天文地理均有涉猎，还都对小提琴情有独钟。福尔摩斯在遇到较为困难的案件时需要注射吗啡，而霍桑则是烟不离手。两人的助手华生与包朗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映照。但是相较于华生经常帮助办案，包朗很少发挥智慧，大多只是协助，这无疑是程小青创作之中的小小遗憾。

另一方面，小说内容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福尔摩斯和霍桑探案都是围绕“谁”“为什么作案”“如何作案”和“如何破案”来叙述的，这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侦探小说创作所需要的四个关键。《福尔摩斯探案集》与《霍桑探案》均将主要视角放在如何侦破案件上，而对犯罪者的犯罪動机和过程手法等缺乏深入细致的刻画，究其根本，其创作本质上属于通俗读物，要追求的更多是可读性，而非严谨的犯罪学研究著作，所以在逻辑现实性问题上不必深究。但在故事描写中，两位作家都是专注细节的高手，时常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并通过细节之处来描摹展现环境，刻画人物以推动故事发展。

除此之外，两部作品都有对于“智”的追求，这是侦探小说的核心思想内容。科学探索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智”的表达，严密的逻辑推理更是“智”的展现。无论是《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是《霍桑探案》都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来增加小说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这种叙事模式对读者是一种“智”的启发，形成了独有的“智探模式”。

三、《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霍桑探案》的差异性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

两部作品的差异性首先体现在时代背景上。《福尔摩斯探案集》创作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柯南·道尔不仅在作品中塑造了受广大读者青睐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也让读者从其作品中看到英国17世纪的真实社会情况，其文学描写跟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是完全对应的。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期孕育出了福尔摩斯，而福尔摩斯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风貌。

城市化为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典型的代表正是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伦敦。《红发会》这篇当中对当时伦敦的描写是：“那是城市中心区通往西边的一条主干道，道路被来往的人流堵得水泄不通。在人流中，有从城市往外走的，也有进城的。人行道被无数双行人的脚步踩得乌黑。”通过这段描写能够看出，作者作品中的伦敦已经步入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密集，已经逐渐向现代化大都市迈进。邮局、电报、报纸以及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汽船早已出现，很多交通工具如马车、火车、自行车共存于一个城市当中。柯南·道尔的描写生动刻画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社会生活的样貌。我们通过作品可以一窥伦敦这一新兴工业都市的繁荣。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因此在无数案件中福尔摩斯可以推理出对方的职业和社会阶层。

而《霍桑探案》中的大部分故事则发生在中国的上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多元文化共存，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从18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上海被辟为租界，发展到19世纪早期，已经实现了城市的规模化发展，上海已经成为人口密集、工业企业众多的繁华热闹的大都会。而由于清政府无力管束租界中的行政治安，上海又有各方势力聚集，鱼龙混杂，因而也为各类犯罪活动提供了空间。这正是《霍桑探案》这部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程小青在其作品中不仅描写了精彩的侦探推理故事，同时也深入刻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我国的城市风貌和市民生活。

（二）主题特色的差异

与此同时，两部作品揭示的主题各有不同。福尔摩斯这位具有丰富科学知识、严密的推理逻辑、细致的调查能力以及超人胆识的侦探之所以风靡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高度科学的理性思维。有人将福尔摩斯称为“科技神探”，而这跟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取代宗教信仰的人文思想变化有关。由于自然科学基础的建立，人们掌握了用理性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工具，因而以科学角度分析和认识问题成为先进的思考和认知模式，这是这一时期社会人文发展的主流思想，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在人人追求科学与理性的维多利亚时代，侦探小说的流行是必然，福尔摩斯所有的案件侦破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大量涉及使用逻辑推理、各类科學工具、实验等进行断案或收集证据的各类活动，因而福尔摩斯可以作为这一时期使用理性力量进行疑难问题解决的成功代表，无论是福尔摩斯本人还是整个作品的受追捧程度，都可见人们对科学的崇尚。但我们要看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侦探小说，更多是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读物。因此，《福尔摩斯探案集》更多的是突出其消遣娱乐功能。

不过推理侦探小说被引入我国以后，因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跟西方有所不同，因而在程小青创作的系列小说里面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教育功能。在《霍桑探案》中，更多的是“教科书”和“启发理智”的意义。程小青曾提出侦探小说是“化妆了的科学教科书”[5]，侦探小说正是在潜移默化中暗示科学的方法，而这些科学方法也应该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四、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现状与思考

侦探小说发源于西方，并跟随我国近代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引入而被我国读者接触到。在细数对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后，可以看出，当时很多模仿西方推理侦探小说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大多将侧重点集中在猎奇、娱乐方面，而程小青是为数不多的把深刻的社会人文思想融入作品创作中的小说家，《霍桑探案》是当时我国侦探推理小说里面最为成功的系列作品。其在“性别题材”方面的描写，上承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下接现代社会的人权和性别观念。借助“性别题材”揭示罪案发生的因果关系，从而反映和折射出更深入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在《霍桑探案》中，程小青通过创作与当时时代密切相关的侦探推理故事，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法律问题等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和理性的审视。可以说，程小青所创作的系列推理侦探小说，十分成功地实现了西方推理文学的本土化引入和改造，并且传承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学改良和白话文革命的进步思想，是对当时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所以，程小青也是秉持“五四”进步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对人生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更是不言而喻。

反观如今的侦探小说，无论是秦明的《尸语者》，还是雷米的《心理罪》，抑或是蔡骏的《地狱的第十九层》等，重在猎奇、通俗、消遣，无法摆脱侦探小说本身的局限性，毫无真正的精神力量可言。通篇的“俗”已无法让读者透过“俗”来发现“雅”的思想，这无疑是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遗憾。

参考文献：

[1]杨剑龙.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述探索[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5（4）.

[2]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M].丁钟华，袁棣华，严仁曾，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

[3]张俊.福尔摩斯：永恒的科学神户形象[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8（6）.

[4]李欧梵.福尔摩斯：永恒的科学神话形象[J].外国文学评论，2001（2）.

作者单位：

长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