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培海 李 伟

(1.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2.保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云南保山 678000; 3.云南大学国际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旅游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还不值一提(王宁,1999;科恩,2007)。对旅游的学术研究被认为是轻浮的,不适合成熟的研究者(纳什,2004)。伴随着旅游尤其是大众旅游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扩张,不同学科开始涉足旅游研究。1973年《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创刊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的学科综合研究。在Jafari等(1981)构建的“旅游学科轮”中,已涉及有旅游的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16个分支学科。《旅游研究纪事》1991年刊出的《旅游社会科学》(Tourism Social Science)专辑中,已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10个学科分支(申葆嘉,1999a)。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者对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进行了讨论(曹诗图,2008;Tribe,2009)。Tribe(2009)强调:“我做旅游研究越多,越是为真(truth)、善(virtue)、美(beauty)这3个哲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问题所吸引。”谢彦君等(2016)在国内呼吁:“中国旅游研究当下对相关哲学问题的关注,或许可以成为未来世界旅游研究领域当中借助东方学术传统和独特的中国旅游实践而展现其鲜明特色的一种学术样式。”纵观近30年来的发展,国内外旅游研究并未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获得任何突破与发展(谢彦君 等,2016)。旅游学科在走向“科学”的同时,也开始走向固化和枯燥而无法凸显旅游学术研究的张力(孙九霞,2016)。哲学视角的引入所催生的想象力和批判力无疑可以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对旅游研究中引入哲学视角的基础进行剖析,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相关成果,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对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予以反思,以期能建立一个针对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国内外对话与交流平台,从而引发更多国内研究者对“旅游哲学”理论批判特质的深入思考,对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表达的旅游哲学研究理论体系”有所裨益。

1 旅游研究中的哲学之根

在深入探讨诸如“旅游研究中引入哲学的什么?如何进行研究?”等问题前,涉及一个前提,即“哲学何以能被引入旅游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成立的关键。事实上,就旅游学与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来看,二者间的交流与碰撞是学科知识增长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直接产生于个体哲学家在其生存环境即历史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雅斯贝斯,2005)。哲学并不存在于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1956)。如果没有通过对事实的接近和把握而得以明见的认识,哲学的思维便始终只是空洞的论证和论断(胡塞尔,2005)。因此,哲学并不能脱离科学而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作为当前影响全球的一个重要变量,旅游不可能不引起哲学的关注,因而旅游研究中引入哲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使命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孙正聿,2003)。作为一种理想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人靠追求超越的目的而得以存在(萨特,2003)。人的存在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人生而具有摆脱本能决定其行为而追逐自由的天性(弗洛姆,1987)。旅游学科涉及的是“人之理”,旅游是一门“人学”,这就不能不与哲学相关(曹诗图,2008)。旅游是当代人被生活的“单向化”所困扰后的生命呼喊,是为恢复本我的一种努力,是使人达到诗意的栖居不可或缺的生命维度(章海荣,2002)。旅游使人处于一种“在而不在”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使人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孙天胜 等,2006)。也正因如此,旅游一直是哲学家们重要的生活实践内容。亚里士多德(1990)说:“幸福存在于休闲之中。”德国天主教哲学家Pieper(1998)视旅游为人类超越有限自我与世界的一种有效形式,在他看来,唯有在休闲中而不是在别处,人性才得以拯救并加以保存。弗朗西斯·培根将旅游看作是增长见闻,提升人格修养的一种重要途径(任唤麟 等,2018)。Demokritos始终肯定人对休闲与享乐的追求,在他看来,愚蠢的人愿意长久活着但并不享受生活的快乐(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82)。

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其研究均涉及普遍的、最高层次的哲学层面的问题(保继刚 等,2013)。旅游是极为晚近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多学科的介入造成了诸多分歧(王晓倩 等,2018),从哲学视角来研究旅游正是近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最为缺失的东西(马惠娣,2000)。旅游研究要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必须吸纳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形成旅游研究的哲学问题(特赖布,2016)。离开哲学思考,旅游研究将囿于浅薄和功利(曹诗图,2013b)。作为一门超越性学科,哲学能够从表面的、直接的、感性的存在超越到非时间性的、永恒的、普遍概念中去,也能够从“在场”(the present)的东西超越到“不在场”(the absence)的东西(张世英,2002)。从“普遍性”入手,哲学对旅游现象的整体性描述,可以改变不同学科介入旅游研究后,对旅游现象零敲碎打式的随意切分,更加迫近旅游现象的本质。与此同时,哲学真正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主要目的是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1989)。旅游哲学所思考和研究的往往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其在无疑之处设疑,无问之处下问,旨在从平凡中探求非凡,从熟知中寻求真知(曹诗图,2008)。当科学路径试图给“什么是旅游”寻找一个确定的答案时,哲学路径则会对这一“元问题”提出认识论意义上的质疑和审思,给出本体论上不同甚至更为丰富的选项,从而形成哲学答案中的不确定性魅力。因此,谢彦君等(2016)指出,在旅游研究中应该给哲学理论一席之地。

2 旅游研究中的哲学理路

东西方旅游文化研究间的张力是旅游知识生产的一种有效路径(保继刚 等,2013)。长期以来,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单向度输入和简单模仿(戴斌 等,2012b)。由于历史原因,西方的理论范式与中国本土的经验纠葛在一起,使得国内旅游学界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引介有余而消化、吸收不足(戴斌 等,2012a)。对于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关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旅游研究中对于哲学视角的引入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国内对于旅游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甚至要早于国外(1)以旅游研究哲学议题的经典著作为例,曹诗图的《旅游哲学》一书以专著形式在2007年已完稿并在2008年出版,而Tribe的《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ourism》一书作为论文集在2009年才正式出版。。在对旅游本体和旅游审美的理论探索方面,国内研究也并不落后。然而,就研究范式选择来看,国内外却存在较大差别。国内研究奉行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范式,试图将旅游现象的哲学辨析纳入“旅游哲学”分析的宏观框架之下,并主要着眼于“旅游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意识相对淡薄。相较而言,国外旅游现象的哲学阐释肇始于对旅游现象和旅游知识生产的反思,学科特征淡化,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反思和批判意蕴浓厚。

2.1 批判与反思:国外旅游研究中的哲学议题

国外旅游研究中对哲学议题的探讨最早可追溯至Mclntosh(1972)编著的《旅游:原理、实践和哲学》一书。Cohen(1979)明确提出旅游体验本质的研究命题,并根据旅游者对“中心”(centric)(2)Cohen(1979)所说的“中心”是对个人而言象征着终极意义的一种存在,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宗教或文化的。追求的不同,区分了4种旅游体验类型,批驳了Boorstin、MacCannell、Turner等对旅游现象均质性的认知定式,他最早关注到旅游活动的差异性,为后来旅游体验的现象学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Tribe(1997)对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明确提出旅游研究需要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他强调,旅游教育的目标在于:第一,培养哲学实践者,并且应该是人文和职业的实践者,同时也能进行反思;第二,将旅游认知从商业领域扩展至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环境学领域(Tribe,2002)。其发表的有关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代表性成果有:《非学科性与不可持续性》(Tribe,2000)、《研究范式与旅游学术圈》(Tribe,2001)、《走向新的旅游研究》(Tribe,2005)、《旅游之真》(Tribe,2006)、《旅游艺术》(Tribe,2008)等。他始终倡导一种哲学批判的立场,例如:对Jafari等所倡导的基于学科的旅游知识生产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新的知识生产范式(Tribe,1997);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探讨旅游的理论研究与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之间的一致性,进而反思旅游知识建构的合理性(Tribe,2006)。Tribe(2009)编撰的《旅游研究中的哲学议题》一书可算作是他从哲学层面对旅游研究一贯立场和主张的综合体现,该书以希腊哲学所探讨的“真、善、美”3个基本问题来设定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范围,整合了2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的观点。无论是对旅游、旅游者概念的解析,还是对旅游学科特征、旅游知识生产、旅游移动性,乃至旅游审美、旅游伦理及价值的探讨,该书均充斥着浓厚的哲学反思意蕴。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文译本的序言中所解释的:“本书的目标是呼吁大家去思考目的本身,思考想要创造一个怎样的旅游世界,以及希望倡导一个什么样的旅游社会,以实现用深思熟虑的旅游(thoughtful tourism)代替失控的旅游(runaway tourism)”(特赖布,2016)。

2.2 融合与建构: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

在国内研究中,“旅游哲学”的提法最早出现于《旅游哲学发凡》一文中,作者从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3个方面探讨了旅游哲学问题,并明确提出旅游的本质是追求自由与洒脱(许宗元,2000)。马惠娣(2000)尝试从文化哲学层面解读休闲的本体论意义。于光远等(2008)也呼吁:“旅游研究要体现哲学关怀。”曹诗图(2008;2013a)是国内旅游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旅游哲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及学科的框架体系和方法等均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事实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哲学理论实践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作为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研究方法很早被用于“旅游”概念的界定和旅游现象的阐释。谢彦君(1998)运用现象学“悬搁”的方法,明确提出旅游是一种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审美和愉悦体验过程。无论是对旅游体验的现象学阐释,还是关于黑色旅游愉悦体验的深度解读,他的研究中都深深植入了康德(Kant)、伯克(Burke)等关于“美”与“崇高”的哲学思想,体现出极强的旅游哲学思辨意识(谢彦君 等,2015;谢彦君,2018a)。

具体来看,国内的旅游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旅游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研究。有感于旅游基础理论的薄弱和科学研究的落后,曹诗图(2008)倡导要以“旅游哲学”来提升旅游学科研究的层次,并将“旅游哲学”界定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和旅游研究的龙头学科,并从本体论、价值论、伦理论、批判论、矛盾论、方法论等层面来建构旅游哲学研究体系。冯淑华等(2006)用混沌理论的哲学思想来分析旅游学的混沌状态,试图为旅游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哲学支撑。保继刚(2017)强调,中国旅游研究迫切需要建构旅游哲学。也有研究者将“旅游”的概念作为“旅游哲学”框架构建的逻辑起点(张斌,2012),并试图廓清旅游哲学的概念及实质(赖坤,2016)。第二,关于旅游现象本质的哲学辨析。哲学是关于知识、现实和存在本质的一种探究,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直观本质,哲学质询可以推动我们对旅游问题的研究更逼近本质。因此,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对旅游本质的剖析很早就被纳入哲学讨论的范围,例如:旅游的本质是审美和愉悦体验(谢彦君,1998);旅游的本质是走向自由(曹诗图,2008);旅游审美是诗意对话(曹诗图 等,2011);旅游的本质是诗意的栖居(杨振之,2014);旅游现象的实质是人类追求身心愉悦和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马耀峰 等,2007);旅游是人的天性的一种反映(赵刘,2017),是合乎人性的存在(朱运海 等,2014);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研究者对于旅游本质的哲学辨析也立足于“旅游学科体系”建构这一前提,其目的在于形成旅游本质的统一认识。正如谢彦君(2010)所强调的,如果不形成关于旅游是什么的本质的、纯粹的(Pure)看法,那就永远不能形成一个专属于“旅游”自身的一个独立的知识共同体。旅游学科体系的建设本身也就只能是一种奢谈。

事实上,若以Tribe(2009)所构建的“真、善、美”框架为准绳,国内研究者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探索是十分丰饶的。对于旅游之“真”,当国外研究者还在纠葛于旅游的异地性、旅游动机、旅游主客、旅游交往等方面(Tribe,2009),国内研究者对于旅游本体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体验研究的高度,并开始对旅游体验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洞察(潘海颖,2015;张骁鸣,2016b;谢彦君 等,2018b)。在旅游美学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研究者已经予以关注,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王柯平,1990;乔修业,1996)。章海荣(2002;2007)和吴海伦(2015;2016)专门从哲学视角探讨了旅游审美体验。但是,国外研究注重具体的旅游哲学问题,而国内研究更关注旅游哲学体系构建(赖坤,2016)。深究其根源,这与国内外旅游研究所秉承的学术传统有着诸多关联。国内旅游研究的发展是通过产业实践反推理论,为寻求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不同学科的知识被引入旅游研究,通过借鉴和移植母体学科的成熟理论与方法,以实现旅游知识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而旅游哲学的研究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发展思路(3)例如,虽然许宗元在国内最先提出了“旅游哲学”研究的命题,但作者同期也分别提出了旅游文学、旅游伦理学、旅游美学等旅游分支学科概念,并对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进行了讨论。详见其2000年前后发表的相关文章。,尤为强调基本概念的探讨和学科框架体系的构建,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十分淡薄。回溯国外的旅游学术研究,早期的欧洲研究者以宏观的旅游现象为对象,以旅游现象的发生、基础、性质、形态、结构和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事实作为研究范围(申葆嘉,1999b),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集成研究。研究者们对于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的关注更多是出于一种问题研究的敏感性和自觉性,其发端于旅游现象同质性和对旅游知识生产的批判、反思(Cohen,1979;Tribe,2009)。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它不仅以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并且要寻找构成思想的根据、尺度和标准,把思想的前提作为考察的对象(孙正聿,2003)。因此,对旅游哲学的研究也应该具有一种质疑、反思、批判的学术心态,对人们未加省察和批判就加以接受的一切成见、常识等进行批判性省察,并质疑其合理性及存在的权力(曹诗图,2008)。由此看来,西方研究者的研究无疑更加迫近哲学的特质,其反思和批判意识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和学习。

3 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反思

事实上,国内研究者也多呼吁强化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反思和批判意识(曹诗图,2008;张斌,2012)。但是,对于反思什么和如何反思等问题,却鲜有研究涉及。康德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孙正聿,2003)。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运动(维特根斯坦,1988),向前提挑战是哲学家的“爱智”,也是哲学家的“高明”之处(孙正聿,2003)。在阐释主义哲学研究者看来,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哲学研究应关注的核心问题(Tribe,2009)。在旅游研究中,要讨论其哲学问题,至少应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本体论意义上对元问题的哲学探究;二是从认识论角度对研究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所运用的范式和方法的关注(谢彦君 等,2016)。

3.1 旅游研究的本体论反思

本体论(ontology)来自拉丁文“on”(存在、有)和“ontos”(存在物),意思是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其指向的是被认识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把“本体论”界说为“有之为有”(being as being)或“存在之作为存在”的学问,亦即考察作为存在之存在及存在之作为存在而具有的各种属性的学说(洪晓楠,2012)。一直以来,国内旅游学界都在尝试对“旅游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进行解答,其直接指向旅游研究的本体认知意义,对于上述命题的回答隐喻了为什么错综复杂的旅游现象值得研究和关注,它是旅游学术研究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国内旅游哲学研究者借鉴现象学方法探讨旅游的本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正如谢彦君所说,“从学理意义上,我们的认识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一个事物的‘理’的纯粹性的假定之上,研究旅游要从认识‘纯粹的旅游’开始”(保继刚 等,2013)。无论是将旅游界定为“身心自由体验”“实现自我完善”还是“追求诗意栖居”,均未脱离其现象学直观的体验研究范式。“体验”也成了国内旅游本体论研究中“大一统”的思维定式。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接近旅游之真(Tribe,2005),并让其如物之所示的显现自身吗?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旅游现象都有建立关于自身的知识体系的机会。我们不能通过对现有流行概念或理论进行归纳分析后,先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叫“旅游”的概念符号,再用这个概念符号去衡量现实中的现象,符合这个概念尺度的就认定为旅游,反之则不是旅游。这种思路所进行的研究本身就失去了哲学的立足点,更不可能真正进入旅游研究的哲学层面(张斌,2012)。在使用普适的逻辑结论中,旅游的本体意义或许早已遥不可及。因为,在建构主义者眼中,每一种主题世界都是人们在某种主题引导下,用特定的诠释方式建构出来的,与主题不相干的现象会被排斥掉,现象学所谓的元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和本质思考(essential thinking)先天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偏狭性(黄光国,2010)。恰如黑尔德指出的,“先验现象学的还原结果是贫困化,向意识的回复削弱了哲学在对象的存在方面的丰富性,向‘事实本身’的突破在主观主义中使自身枯萎”(胡塞尔,2005)。现象学的研究同时包含了现象的“存而不论法”(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和现象的描述法(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两个部分,前者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过滤、还原,将无法达到绝无可疑的研究资料与预设排除,而后者则旨在使藏在研究对象中的特质显现出来(黄光国,2010)。一直以来,国内旅游研究者对前者“浓墨重彩”,但对后者却“轻描淡写”,以至于旅游本体往往被视为某一或某几个学科就能把握的一种固定的、静止的和均质的存在,这从根本上阉割了旅游学术研究的想象力。相较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旅游研究引入社会、文化视角以来,旅游一直被认为是多义而综合的,对旅游的理解可以分别从经历或体验、行为、地理现象、资源、产业活动等不同视角展开(Smith,2006)。旅游不是一个平面的线性单一的活动或现象,而是充满着复杂性、交互性与异质性(叶超,2017)。Cohen(1979)最早对旅游体验的哲学审视也正是以承认旅游现象的多样性为前提的。不管是Cohen(1972)对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旅游和非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ized)旅游,Gray(1970)对漫游癖(wanderlust)旅游和享受癖(sunlust)旅游,Urry(2009)对浪漫主义凝视(romantic gaze)旅游和集体凝视(collective gaze)旅游的划分,以及Kristian等(2000)对“反旅游者”(anti-tourists)和度假者(vacationers)的区分,均立足于旅游者体验及旅游现象的多样性作为旅游研究的一大特质,这也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理论创造的重要动力源泉。面对当下国内旅游研究日益走向固化和枯竭的困境,从本体论意义上承认、探讨和反思不同形式、不同时期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应成为国内旅游哲学关注的一个命题。

3.2 旅游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认识论(epistemology)涉及的是人类如何认识外在世界的问题(洪晓楠,2012)。认识论深受本体论影响,缺失了本体论的认识论,将无法完成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任务(张斌,2012)。由于对旅游本体认知的差别,在认识论方面,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形成了“学科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种不同的旅游知识生产范式。在国内,以学科知识为基础,不同学科纷纷介入旅游研究,旅游学科的综合性变成相关学科的简单集合,跨学科或边缘学科变成各学科内容的直接裁剪、拼接(肖洪根,1998)。与此同时,不同学科在介入旅游研究时大多是本学科相关的“旅游问题”,作为整体的旅游现象被不同学科知识随意切分,各分支学科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其结果是任何一种与人生、与人类活动的对象物有关的学科,都可能插足旅游研究,而我们就永远不能形成一个属于“旅游”自身的一个独立的知识共同体(谢彦君,2010)。作为“旅游学”的学科始终找不到学理依据和学科内聚力。在旅游分支学科枝繁叶茂的背后,旅游本体却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旅游学科宏大体系的盲目建构使得旅游研究走向孤立、静止且流于表层,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和反思意识。目前,国内涉及旅游研究的分支学科已有20余个门类,然而,作为本体的“旅游学”学科建设却步履维艰,我们不仅找不到一个专属于“旅游学”的理论原创,旅游研究甚至没有范式可言。区别于国内以学科为导向的旅游研究,基于旅游现象多义性和综合性的认识,国外研究强调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problem focused)多学科、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Fuster(1971)警示后来的研究者们,“旅游现象(tourist phenomenon)或许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的对象,但却不应该将其从经济、统计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单独分离出来”(Tribe,2009)。Jafari等(1981)在构筑旅游教育的学科体系之初就强调:“旅游可以被视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域,但必须采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国外将旅游当作“学科”探讨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Leiper,1981;Echtner et al.,1997)。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学科可以容纳或理解旅游,只有当学科边界被超越,形成多学科视角,旅游才可能被研究(Graburn et al.,1991)。跨学科研究旨在推进或解决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不能解决的问题,其特征是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理论的整合,区别于多学科研究,跨学科要求介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一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张宏梅,2011),其以问题为中心,体现为多门学科对同一研究问题的关注,围绕着共同的研究主题,每一门学科都能贡献自己的学科知识。这种“问题导向式”的研究,可以为研究者建立旅游研究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以实现旅游研究问题域的扩张和知识的增长。以问题为导向,近年来国外研究者们倡导要进一步超越学科边界。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综合,学科的概念终究会限制研究者的视域,不能为处理复杂问题提供足够的视野宽度(Smith,1998)。旅游研究要想更加贴近当前的现象世界,就必须从传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桎梏中解脱出来,而采用更加灵活的知识生产方式(Tribe,2005)。对此,Tribe(2006)强调要突破基于特定学科框架下的旅游知识生产范式,推动旅游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关注旅游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能力。在他看来,处于“前范式阶段”(pre-paradigmatic phase)的旅游研究所体现的多样性恰恰最值得研究者们珍视。因为不同的观点能够揭发研究者对既有理论进行反思,并不断检讨解释过程中的合理性及效果(Tribe,1997)。比较国内外旅游知识生产的范式,当我们还固守于单一学科的藩篱(包括旅游哲学研究),国外的研究者们已经在倡导放弃“学科”范畴所形成的寻求单一解释的观念,而致力于获取更多不同立场的诠释与比较,并将差异性和多样性视为旅游知识生产的动力,这不能不引起国内旅游学界的警醒和反思。回望近30年来国内的旅游学术发展,仍表现出对分支学科的高度依赖性,“余书炜式的困惑”(4)余书炜(1997)从一个研究生的角度在《论旅游理论研究内容的框架》一文中表达了对旅游学科的迷惑:“真正称得上旅游理论的理论现在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套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由此造成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是各种冠以旅游××学名称的书籍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难以找到真正成型、成体系的理论,由此导致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是让从事旅游理论学习的学生在付出大量的精力、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是一无所获！”我们将其称之为“余书炜式的困惑”。至今仍困扰着旅游学界,无论是学术共同体的分裂,还是“学术规范”和“研究问题”的缺失(保继刚,2005;2010),莫不与国内旅游研究一直奉为圭臬的“学科”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学科是否愿意放弃本学科研究的“舒适区”而关注他者,并架构起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间互视与对话的桥梁。一方面,立足哲学研究思辨与批判的立场,在综合与比较、反思与重构中促进不同领域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重新审视旅游现象,强化对旅游本体多元性的认识,通过加强学科间的融合与交流,打破旅游研究的学科藩篱和“密闭隔音”状态。

4 结语

对于旅游研究,相较于“多学科的介入是旅游学科不成熟的表现而非旅游现象复杂性的结果”的论断(宋子千,2012),或许我们更愿意秉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而接受Tribe(2006)“珍视旅游研究的多样性”的观点。值得强调的是,旅游研究中哲学议题所关注的多样性应更多地体现为对旅游现象“本体”多样性的聚焦,其因研究视角的不同而获得,却有别于从不同学科出发对“旅游”的随意切分。因为,依靠从不同学科中不断剥离旅游分支只能对各个学科的发展起补充作用,积沙成堆,终究不可能建立旅游研究的金字塔,在盲目的扩张中,甚至孕育着旅游学本体瓦解的危机。相较于“旅游哲学是什么”的概念深描,以及“旅游哲学”学科框架的宏大建构,或许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如何将哲学引入旅游研究,以及哲学引入旅游研究后能做什么等微观问题。哲学的进步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尺度(艾耶尔,1987)。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并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孙正聿,2003)。在旅游研究中,哲学的参照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反思和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让研究者们在反思中批判性地思索旅游研究中诸多前提性问题,在前提批判中思考现实,寻求崇高,同时从实证的研究、理论的建构和哲学的反思中寻求旅游学术研究的突破,真正促成旅游研究知识体系的融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