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萍 于 杰 王富强

(广西大学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31亿,比上年同期增长7.0%;出境旅游消费115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1)中国旅游研究院.201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EB/OL].http://www.ctaweb.org/html/2018-12/2018-12-28-15-55-12622.html.。2017年,在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统计中,亚洲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又以东盟国家市场份额最高(2)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2017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R/OL].http://www.ctaweb.org/html/2018-2/2018-2-26-11-57-78366.html.;中国赴东盟出境旅游人数达2528.4万,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19.3%,占东盟入境旅游人数的20.1%(3)《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19》。;其中泰国成为中国出境旅游消费总额最多的国家,人均消费192.84美元/天(4)Thailand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Tourism receipts from international tourism arrivals(January-December 2017)[Z/OL].https://www.mots.go.th/more_news.php?cid=411.。2017年,在中国出境旅游热门目的地国家排行中,泰国位列第一,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②。可见,东盟国家已成为十分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基于此,本文拟采用重心模型和旅游市场态模型,探索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及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变化特点,揭示中国赴东盟旅游流空间移动规律和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发展规律及潜力。在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为促进中国-东盟旅游业发展及经济增长,构建中国-东盟旅游业友好合作与旅游市场体系,维护多边友好关系提供现实建议。

1 文献研究述评

英文文献对出境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境旅游动机、出境旅游影响因素、出境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关系及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March,1997;Song et al.,2000;Guo et al.,2007;Keating et al.,2012;Lozano et al.,2018;Liu et al.,2018)。其中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广泛,包括计量模型法(Song et al.,2000;Seo et al.,2009;Liu et al.,2018)、网络分析法(Lozano et al.,2018)、对应分析法(Chen,2001)等。中文文献对出境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侯仁华,1994)。随着我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研究内容逐渐增多,涉及出境旅游市场和需求状况研究(程伟进,1994;戴斌 等,1997;雷平 等,2008),出境旅游者行为研究(郭英之 等,2004;舒伯阳 等,2004),出境旅游影响因素及出境旅游效应研究(马波 等,2006;李会映,2015;孟奔 等,2015;刘祥艳 等,2018),出境旅游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杜俊华,2007;冯玮,2005),以及出境旅游流研究(钟士恩 等,2009)等。可见,国内外有关出境旅游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创新。

出境旅游研究需要关注游客空间流动这一核心问题。Wolfe(1951)最早将农业区位论运用于旅游流重心研究中,认为旅游流是从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扩散。此后旅游流的研究逐渐增多(Martin,1992;Mitsutake et al.,1998;Kim et al.,2005;Song et al.,2006;Reed,1997;Marrocu et al.,2011;Kim et al.,2007;Chua et al.,2016)。国内研究者楚义芳等(1987)和张凌云(1988)较早对旅游流进行了研究,之后研究内容渐趋丰富,包括旅游流的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及空间结构等(卞显红 等,2007;张佑印 等,2008;郑鹏 等,2010;马晓龙 等,2004;纪小美 等,2015)。当前文献对旅游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流的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上(闫闪闪 等,2018;蒋依依 等2018;姚梦汝 等,2018;徐敏 等,2018;吴良平 等,2017)。研究深度较之前更进一步且研究方法多以定量分析为主,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分析省域层面的国内旅游市场及入境旅游市场,对出境旅游市场的关注较少,特别是对中国出境东盟旅游市场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重心模型

在经济地理研究中计算某种属性的“重心”通常借助各地的某种属性和地理坐标来表达,其中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属性的变化是决定重心的两个因素(孙根年 等,2008;杨忍 等,2008;樊杰 等,1996;江婷,2008)。借鉴孙根年等(2008)的研究方法,利用重心模型研究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揭示它的空间移动规律。

(1)

(2)

式(1)和式(2)中,Xj为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第j年的经度坐标,Yj为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第j年的纬度坐标;Gi,j表示第j年i国接待中国游客的旅游人次数,其中j=2002,2003,2004,…,2016,表示年份序数,i=1,2,3,…,9,表示东盟9个国家序数;xi为第i个东盟国家首都的地理坐标的经度坐标,yi为第i个东盟国家首都的地理坐标的纬度坐标。

2.1.2 旅游市场态模型

市场占有率:

(3)

市场增长率:

(4)

由以上两个模型可知,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位置受东盟各国旅游市场占有率影响,旅游流重心的移动受旅游市场增长率(即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影响,而旅游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是旅游市场态模型的核心内容。因此,旅游市场态模型可以在重心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旅游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分析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的发展特点及变化规律,探索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的发展潜力。

2.2 数据来源

东盟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和文莱等10个国家。由于文莱官方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严重缺失,故不列入本文研究范围。采集2002年—2016年中国入境9个东盟国家旅游人次数(5)数据来源于《中国-东盟统计年鉴》(2002年—2018年)。,以入境游客流入9个东盟国家的首都作为其地理坐标(6)百度知道认证团队.亚洲主要国家经纬度[Z/OL].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26245448.html.。其中,缅甸首都2005年11月从仰光迁往内比都。但由于仰光为缅甸最大城市和缅甸发展最好的旅游城市,且仰光机场是缅甸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接待国际游客较多,大部分游客在此停留,故本文中2005年后缅甸的地理坐标仍选择仰光的地理坐标。

3 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分析

3.1 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

根据重心模型计算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9国旅游流重心的经纬度坐标,将各年份旅游流重心坐标相连,得到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路径(见图1)。由图1可知:2002年—2009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由北向南移动,这说明早期中国游客主要集中流向“新马泰”3个东盟国家,由于这几个国家旅游业起步较早,经济较发达,中国游客较多,对旅游流向起到拉动作用。2009年—2015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的重心由南向北移动,这表明2009年后,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北部清迈等地旅游业发展,中国游客增多,拉动旅游流重心向北折回。十五年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移动轨迹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的变动。

图1 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图

3.2 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分析

3.2.1 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划分

利用市场态模型计算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值,得到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划分(见表1)。为了便于从整体上观察十五年间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动态特征,借助散点图将数据起始年份2002年和终止年份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的变化可视化(见图2)。

表1 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划分

图2 2002年和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变化对比图

3.2.2 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特征

(1)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处于金牛市场和明星市场

① 泰国旅游市场占有率在九国中领先,2016年高达43.46%;2009年—2013年市场增长率大幅上升,从2010年的38.31%上升到2013年的68.83%,由金牛市场发展为明星市场,但2013年后市场增长率快速下滑,又回落到金牛市场。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国内持续动荡造成中国赴泰国旅游人次明显减少。可见,国家稳定对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

② 2002年—2016年,新加坡旅游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市场增长率波动频繁,十五年间经历了金牛市场和明星市场的5次波动。2014年,市场增长率下降24%,是十五年的最低值,这是因为2014年新加坡元升值,加之“马航”事件、泰国政局不稳等周边因素对新加坡旅游市场造成了较大影响。可见,汇率、突发事件、周边国家政局稳定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业发展。此外,由于新加坡旅游业发展较早,旅游市场基本趋于成熟,但受其国土面积、消费价格等因素影响,旅游资源开发受限。

③ 马来西亚旅游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波动较大,十五年间出现明星市场的次数最多,达到6次。2002年—2005年,受“非典”“印尼海啸”等突发事件影响,旅游市场增长率为负。然而马来西亚很快从危机中恢复,2006年—2009年一跃发展为明星市场。这主要得益于马来西亚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九五计划”,首次将旅游业视为经济发展的4个重点之一。但2014年市场占有率又下降到9.71%,市场增长率为负,旅游市场从金牛市场衰落成瘦狗市场,这主要是受到 “马航”事件影响。可见,突发事件、国家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较大。

④ 2002年—2016年,越南旅游市场占有率呈下降趋势,市场增长率波动较大。其中2002年—2009年市场增长率较低,此后市场增长率逐渐提高。但2014年市场增长率又快速下降,2015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马来西亚相似,从金牛市场衰落成瘦狗市场。这一大幅度的市场态变化主要是受到2014年越南“钻井平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大量中国公民撤回,导致中国赴越南旅游人次锐减。这也说明了双边关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2)柬埔寨、缅甸由瘦狗市场上升为幼童市场

① 2002年—2016年,柬埔寨旅游市场占有率持续上升,市场增长率有少量波动,十五年间从瘦狗市场发展成幼童市场。这和2006年中国与柬埔寨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及柬埔寨政治环境的和平稳定具有密切关系。特别是近年来,柬埔寨与中国的航空网络不断拓展、班次密度不断增加,境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日臻完善,中国游客数量增加。这说明双边关系、国家稳定及交通条件对旅游业的影响重大。

② 2002年—2016年,缅甸的旅游市场占有率整体呈增长态势,但受2007年缅甸“袈裟革命”的影响,2007年市场增长率出现下滑,这进一步说明政局稳定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性。2015年,缅甸旅游市场增长率达到最高值,使其从瘦狗市场发展成幼童市场。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缅甸与中国旅游协定的签订、2014年中缅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两国在推动跨境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强化战略合作。但2015年—2016年,旅游增长率为负,这主要是受2015年“缅甸军机侵入中国云南”事件影响,中国赴缅甸旅游人次锐减。这同样说明双边政策、双边关系对国际旅游合作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瘦狗市场和幼童市场波动

① 2002年—2016年,老挝在瘦狗市场和幼童市场间波动,到2016年衰落成瘦狗市场,其市场占有率仅为2.96%,市场增长率仅为6.66%,旅游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为其旅游发展创造了契机,中国赴老挝旅游人次在未来可能会有所增加。

② 与老挝相似,2002年—2016年,菲律宾经历了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间的波动,但其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瘦狗市场,旅游市场发展有待加强。但2002年—2005年,市场占有率由0.97%上升到的3.51%,2005年的市场增长率高达171.48%,此后渐趋放缓。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在2002年—2005年实施全球旅游战略,旅游业开始崛起,而中国则是菲律宾全球旅游战略的优先国,这一时期中国赴菲律宾旅游人次增加。此后受“南海争端”事件影响,中国赴菲律宾游客人数大幅减少,这再一次印证双边关系对旅游市场发展的影响重大。

③ 2002年—2016年,印度尼西亚旅游市场同样经历了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的波动。2004年—2005年市场增长率高达120.55%,使其从瘦狗市场一跃成为幼童市场。但2005年后,市场增长率快速下降,市场占有率也有所波动,旅游市场发展受到抑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2004年“印尼海啸”这一特殊事件的影响。此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对其旅游资源替代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受突发事件、政局稳定、双边关系、国家政策、汇率、消费价格、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等因素影响,中国赴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存在差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市场份额相对较多,未来几年旅游市场可能会稳定发展;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的旅游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未来几年可能受到中国游客青睐。此外,随着近几年微信支付、支付宝跨境支付在东盟国家的推行,中国游客的消费便捷性得到提高,东盟旅游市场将是未来几年重要的中国出境旅游市场。

3.3 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与旅游市场态相关性分析

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与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变化密切相关,旅游市场态中的旅游市场占有率影响了旅游流重心的地理位置,旅游市场增长率影响了旅游流重心的移动方向。结合图1和表1可发现,2002年—2005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方向持续波动,其中2002年—2003年中国赴越南旅游市场态为明星市场,菲律宾、老挝为幼童市场,在这些国家高的市场增长率作用下,旅游流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2003年—2004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发展为明星市场,越南变为金牛市场,菲律宾变为瘦狗市场,旅游流重心向南移动。2004年—2005年,菲律宾发展为幼童市场,旅游市场增长率大幅提高,旅游流重心向东移动。此后2006年—2009年马来西亚成为明星市场,旅游流重心持续向南移动。而2009年—2011年,马来西亚旅游市场增长率下降,转变为金牛市场,越南和泰国成为明星市场,柬埔寨、缅甸市场增长率提高,发展成为幼童市场,旅游流重心向北折回。2011年—2012年马来西亚再度发展为明星市场,旅游流重心出现转折。2013年—2015年,马来西亚衰落为瘦狗市场,而缅甸旅游市场增长率大幅提高,发展为幼童市场,拉动旅游流重心持续向北移动。2015年—2016年,缅甸衰落到瘦狗市场,且马来西亚发展为金牛市场,旅游流重心又向南折回。可见,中国赴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的变化与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的变化一致,旅游市场增长率高的国家对旅游流重心移动方向的拉动作用明显。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和中国赴东盟旅游市场态分别从动态视角和静态视角相互印证了中国出境东盟旅游市场的变化规律。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9国旅游人次数据,结合重心模型与旅游市场态模型,研究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和旅游市场态变化规律及原因,并探究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2016年,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大体呈现先向南移动,再向北折回,此后又向南移动的规律。受突发事件、政局稳定、双边关系、国家政策、汇率、消费价格、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等因素影响,中国赴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存在差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旅游市场发展成熟;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老挝旅游业具有较大开发潜力。中国赴东盟旅游流重心移动轨迹与东盟各国旅游市场态变化规律相一致且互为印证,旅游市场增长率高的国家对旅游流重心移动方向的拉动作用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的启示是:第一,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应维护双边友好关系,为旅游发展创造稳定环境,并发挥各自旅游资源优势,完善旅游要素配套,共同开拓旅游市场。第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中国游客市场份额较大,旅游业发展成熟,未来要想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就必须整合区域资源,重视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旅游产品。第三,柬埔寨、缅甸、菲律宾、老挝和印度尼西亚由于中国游客市场份额较低,更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稳定双边关系,制定符合双方或多方利益的旅游合作政策,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深度开发旅游产品,充分释放其旅游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