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美，吴渊，王多斌，林慧龙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农业农村部草牧业创新重点实验室， 兰州大学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其生态保护十分重要。该区湿地和高寒草甸等植被资源丰富，在水源涵养、蓄洪防旱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调节功能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三江源区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草地生产力下降，致使源头产水量逐年减少，生物多样性不断萎缩，生态环境日趋恶劣[1-2]。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牧户的生产、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对长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也造成了很大威胁[3-4]。为应对这一危机，我国政府于2000年在三江源区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在2003年将其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后又陆续实施了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禁牧、草畜平衡等生态保护工程项目与政策。上述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态退化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化[5]，三江源区的生态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牧户作为三江源区自然资源利用的决策主体，既可以成为生态的保护者，也可以成为破坏者，这主要取决于其生计策略。一般而言，单一化的生计策略往往导致任意开荒、滥砍滥伐等行为，致使资源耗竭、生态环境退化；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则有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提高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客观上有利于减轻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可能性[6]。而通常，人们通过对生计资本进行重新配置来调整其生计策略[6-7]，因此研究生计资本如何影响生计策略，就可以通过改变生计资本来改变生计策略，进而引导牧户在保证其生计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计策略。

当前，学术界在三江源区生态保护方面多侧重于生态领域的研究，从微观主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在生态领域方面，曹广民等[8]采用以空间代替时间的群落研究方法，对三江源区建植在“黑土滩”型退化草地上多年的人工草地的演替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黑土滩”型退化草地上建立多年生人工草地能大大缩短“黑土滩”型高寒退化草地地带性植被的恢复进程；周立志等[9]对三江源区鼠害的类型及其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采取以生态防治为主的生态管理措施是该地区进行鼠害治理的最佳途径。这些研究为三江源区的生态恢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措施，但牧户作为人地关系矛盾的主要责任者，他们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方式才是导致生态退化的主要成因[6]。因此，研究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是深入解决三江源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尽管有学者研究表明提高牧户的生计水平会降低其对草地生态的依赖度[2]，但具体通过何种措施进行提高并没有作出解答。总之，至今通过分析牧户生计策略来改善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也只是定性讨论，有待进一步具体的、量化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牧户这一微观主体出发，基于分层随机抽样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就影响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从而积极合理引导牧户选择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计策略，以期为三江源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一个新的政策切入点。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区(N 31°39′-36°12′，E 89°45′-102°23′)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3500～4800 m，行政上辖4个藏族自治州(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的16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乡，总面积为30.25万hm2，其中草地约占总面积的65%，草地类型以高寒草甸为主(图1)。该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262.2～772.8 mm，年均气温-5.6～6.6 ℃，年蒸发量730～1700 mm，环境条件恶劣。截至2012年底，该地区总人口为82.6×104人，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9%，牧业人口占83%； GDP为111.98×108元，占青海省总GDP的5.9%，产业结构以草地畜牧业为主[10]。

图1 研究区及调查样本村分布Fig.1 Study area and survey sample village distribution

1.2 抽样设计

2017年9-10月，课题组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牧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此次调查侧重于了解牧户的生计状况，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个人信息、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方式等方面。问题设计采取封闭式和开放式相结合的方式，封闭式问题便于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开放式问题有助于深层次分析牧户的生计状况。

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具体过程如下：1)根据2016年人均收入将所有县分为高、低两组，从每组随机抽取2个县，高收入组为治多县和达日县，低收入组为称多县和甘德县；2)根据人均草地面积将每个县的所有乡镇分为高、中、低3组，每组随机抽取1个乡镇；3)根据人均草地面积将每个乡镇的所有村分为高、低两组，每组随机抽取1个村，再在每个村随机抽取6个牧户进行调查。研究区及调查样本村分布见图1。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为克服语言障碍，此次调查招募了部分藏族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为调查员，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质量。本次共发放问卷14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3份。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大体反映了三江源区牧民的情况(表1)。在个人特征方面，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6.95岁，以男性、户主、藏族、已婚、文盲、不会汉语的牧民为主。在家庭结构特征方面，受访者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7.33人。同时，因受访者大多数为户主，对家庭的生计状况比较了解，获得的数据较为可靠，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3 生计资本指标的选取及量化

依据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11]，本研究确定影响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5类。根据三江源区的特殊区情和数据可获得性，针对每一类资本分别选取若干具体指标进行测度，各生计资本指标的含义及预期影响方向见表2。为消除指标量化值在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法对其作均一化处理。

1.4 生计策略的划分

在不同的资本水平下，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对各类生计活动的组合上[12-13]。调查发现，三江源区牧户主要有放牧、虫草采集、外出务工、副业经营等生计活动。根据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方向，即家庭中有无劳动力从事非牧活动，本研究将牧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2类：纯牧型和多样型。其中，纯牧型指牧户的家庭劳动力全部从事牧业；多样型指牧户的家庭劳动力部分从事牧业，部分从事非牧业。对调查资料整理得知，本次调查样本中纯牧户有70户，占总样本户的52.6%，多样型牧户有63户，占总样本户的47.4%。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Table 1 Respondent basic information

1.5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于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行为包括“纯牧型”和“多样型”2类，因此，本研究运用二元 Logistic模型来分析影响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1)

式中：y为因变量，牧户选择多样型生计策略时取值为1，选择纯牧型生计策略时取值为0，F(y)表示y的Logistic累积概率密度函数，y通过此函数被转换为概率。β0为常数项，x1，x2，……，xn为影响y的n个自变量，由各项生计资本指标组成，βj为自变量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对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方向与程度。Pi表示牧户i选择多样型生计策略的概率，1-Pi表示牧户i选择纯牧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对Pi/1-Pi作对数变换，整理得到Logistic模型的线性表达式：

(2)

2 结果与分析

2.1 牧户生计资本状况分析

多样型牧户的生计资本禀赋整体好于纯牧户(表3)。纯牧户除自然资本中的草地面积优于多样型牧户外，其余生计资本指标均处于劣势状态，说明草地资源与牧业活动的粘性较强，当牧户的草地规模较大时，牧户并不太愿意放弃传统的放牧活动转而从事其他生计活动。对于多样型牧户，其拥有的家庭整体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参与牧民合作组织和亲友圈是否有人担任干部等指标均高于纯牧户，这不仅有助于其继续从事放牧活动，更利于在现有基础上拓宽生计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生计活动。

表2 牧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赋值及预期作用方向Table 2 The measurement index, assignment and expected direction of the herders’ livelihood capital

2.2 牧户生计策略分析

不同生计策略的牧户在具体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呈现出一定差异(图2)，但总体来说，牧业收入依旧是三江源区牧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放牧仍是其主要的生计活动。纯牧户以放牧为唯一生计活动，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7.87%，政府转移收入则占家庭总收入的42.13%。多样性牧户在从事牧业活动的同时，还有家庭成员从事挖虫草(49.21%)、副业经营(6.34%)、工资性工作(23.02%)、打工(9.51%)等非牧生计活动，其收入构成为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9.78%，非牧就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6.43%，政府转移收入则占家庭总收入的23.79%。

表3 不同生计策略牧户的生计资本基本状况Table 3 Basic statu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f herdsmen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注：表中结果为均值±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are mean standard error, ***, **, and * respectively indicates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of 1%, 5%, and 10%. The same below.

2.3 牧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本研究将因变量(生计策略)和自变量(各项生计资本指标)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模型中，沃尔德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1，说明模型的设定有一定意义，方程的拟合优度为31.92%，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部分生计资本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表4)。

在反映人力资本的指标中，家庭整体劳动力和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于家庭整体劳动力而言，其可能的原因是，多样型牧户和纯户的核心劳动力(16～60岁的劳动力)数量相差不大。调查发现，纯牧户的户均核心劳动力数量为3.39，多样型牧户的户均核心劳动力数量为3.90，比纯牧户多出仅半个劳动力。这表明，在二者均以放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前提下，相对于纯牧户，多样型牧户并没有过多剩余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计活动。对于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而言，其可能的原因是，受访牧户的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发现，成年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的比例仅为10.48%。

在反映自然资本的指标中，仅草地面积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在0.0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其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相符。这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拥有较大草地面积的牧户会更倾向于选择纯牧型的生计策略。其原因为草地面积越大，能容纳的牲畜数量越多，越有利于进行牧业生产。

在反映物质资本的指标中，仅住房质量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在0.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其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这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牧户的住房质量越好，其选择多样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住房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牧户的生计水平，相对于住房质量差的牧户，住房质量好的牧户经济更为宽裕，更有可能从传统的牧业生产中挣脱出来。

牲畜数量的系数符号为负，虽然与预期一致，但对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无论牧户选择哪种生计策略，放牧都是其主要的生计活动。调查发现，多样型牧户中从事挖虫草这一非牧活动的比例有49.21%，而虫草采集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4-6月，属于季节性作业，因此为维持生计，在其余大部分时间内，牧户依然将放牧作为主要生计活动。

表4 牧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的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Table 4 Binary Logistic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pastoral livelihood capital on livelihood strategies

在反映金融资本的指标中，仅家庭年收入在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在0.0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其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这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拥有较多家庭年收入的牧户往往更愿意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究其原因，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牧户拥有的可流动资金越多，越有可能向二、三产业投资，为非牧生计活动的开展积累所需的技术、设备或基础设施。

在反映社会资本的指标中，除是否参与牧民合作组织这一指标外，亲友圈是否有人担任干部和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离两个指标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亲友圈是否有人担任干部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在0.0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符。这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亲友圈中有人担任干部的牧户更容易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调查发现，亲友圈中没有人担任干部的69个牧户中，选择多样型牧户的比例仅为28.99%；而亲友圈中有人担任干部的64个牧户中，这一比例为67.19%，比亲友圈中没有人担任干部的牧户高出近38个百分点。原因在于，通过这些亲朋好友，牧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便捷，信息更新比较及时，从而增加了牧户从事多样化经营的机会。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离对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在0.05的水平上影响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与预期相符。这表明，相对于纯牧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离越远，牧户选择多样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越低。其原因是，集市是牧户获取有关畜产品需求、价格及就业信息的重要场所，而距离最近集市较远的牧户从集市获取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较低，也就更倾向于选择纯牧型的生计策略。

3 讨论

3.1 生计策略取决于生计资本

在牧区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政策造成的风险性环境中，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将决定其采取的生计策略[11]。一般而言，拥有生计资本越多的牧户，其选择生计方式的范围越大并能在各种生计策略中灵活转换以保持和增加生计发展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相对于草地依赖型或纯牧型牧户，多样型牧户的生计禀赋处于优势地位[14-15]。本研究表明，三江源区选择多样型生计策略的牧户其生计资本禀赋整体优于纯牧户，具体体现在家庭整体劳动力、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参与牧民合作组织和亲友圈是否有人担任干部等指标均高于纯牧户。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相类似，但具体指标之间表现出差异性，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政策制度和社会经济等区位条件不同造成的。

3.2 以非草地依赖型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或是未来三江源区生计策略的变化趋势

以非牧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能降低单一生计活动的脆弱性和风险，同时也是拓宽收入来源，增加牧户收入，提高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16]。本研究也表明，多样型牧户因收入渠道较广，收入明显高于纯牧户。但目前来看，三江源区多样型牧户的非牧生计方式非常有限，放牧仍是其主要的生计活动。在国家禁牧、草畜平衡等生态保护政策压力下，牧户可利用的草地资源受到限制，家庭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成为当地牧民的现实选择。但从调查资料来看，三江源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条件比较落后，能吸纳大量牧区剩余劳动力的第二、三产业并不发达，牧户的非牧生计活动主要是挖虫草。虫草采集给牧户带来了很大经济利益，但长期过度采挖势必引起草地生境的破坏进而导致虫草产量的下降[17]，且虫草采挖作为一种季节性产业，牧户收入也不能得到长久保障。因此根据当地条件拓展多种渠道促进牧户发展非牧经营和外出打工等非草地依赖型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或是未来三江源区牧户生计策略变化的主要趋势。

3.3 生计策略与生态保护

生计策略是牧户面对环境变化和自身生计资本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变化对当地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18]。大量研究表明，生计多样化不仅有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和风险，而且能增加农牧户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有效地减轻生态压力[19-20]。草地利用是三江源区牧户生计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中介，而本研究发现，三江源区牧户对草地资源有严重依赖性，生计方式比较单一。受单一生计方式的影响，牧户的生态退化感知较低，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意愿不强[2]。调查中也有牧民反映，由于收入渠道单一，即使有保护生态的想法，但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也不得不超载过牧、滥采滥挖。可见，增加牧户生计多样化，提升牧户生计能力是三江源区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若牧户生计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三江源区的生态保护将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三江源区入户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分析了牧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选择情况，进而实证分析了牧户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发现：三江源区牧户的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一是不同生计策略牧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多样型牧户的生计资本状况优于纯牧户；二是草地面积、住房质量、家庭年收入、亲友圈是否有人担任干部和居住地到最近集市的距离是影响三江源区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三是三江源区牧户的生计活动方式和收入结构总体单一，即使是多样型牧户也并未脱离放牧为主的生计活动。

生计策略作为人地系统演化的主导驱动因素，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未来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在注重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基础上，也要从牧户这一微观主体出发，适当更新与发展牧户生计资本，积极引导牧户选择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计策略。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政府应加强当地道路、市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维修、资金支持等措施改善牧户的住房条件；二是政府应当投入一定的资金和金融支持发展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从而拓宽牧户的生计渠道，增加收入来源；三是健全地区社会沟通联络体系，积极发挥政府人员的领导作用，确保信息能及时快速的传播给牧民群众；四是依托国家相关草原生态保护工程项目和政策，充分考虑牧户生计问题，促使牧户将经营重点从草原畜牧业转向其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