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道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广东阳江 529500）

“南海Ⅰ号”沉船的发现与整体打捞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成果。该船是古代中国海上贸易活动的重要实证，2013年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发掘后，更是进一步揭开了宋代海上商船的真实面目。当时一艘远洋商船，往往乘风下洋，十一、十二月去，次年五六月返，8个月才往返一次[1]。船上有纲首、客商、船员等各种身份的人员。数量众多的船载人员在空间有限的船上怎么组织生活，商船在沿途的补给和商业活动如何进行，船员在长时间的离岸航行中怎样维持精神生活，等等。“南海Ⅰ号”作为一艘沉没于出航航路上的沉船，已满载货物及补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答上述问题的途径。

一、船上空间与人员组成

宋代造船业发达，广（东）船、福（建）船的船型在这一时期均已成熟。按照文献记载及考古材料，宋代中等远洋商船一般为带水密隔舱结构的三桅船，可分为船体、上部建筑和船外装置三部分。船体主要由主龙骨、隔舱板、多重船壳板、主甲板组成，组合形成多水密舱的船体构造，船舱多者有10间以上。在水线高度上、主甲板下通常还有几列纵向的强力甲板，提供更多的结构支撑。主甲板上则有艉楼、艏楼、桅杆等上部建筑。艉楼一般两到三层，里面有操舵装置，又称舵楼；艏楼一般为两层，放有主碇的操纵装置；桅杆一般有艏桅、主桅、艉桅三组，以主桅为主要动力装置，宋代已出现可倒桅，主桅上有多种帆具。船外有碇石、舵、“梗水木”等船外装置。

“南海Ⅰ号”沉船经过几年的陆上发掘，已清理完上层淤泥，进入提取船舱内文物阶段。从船舶结构分析，船体为其最为坚固的区域，以艉楼为代表的上部建筑强度较低，随着时间推移，会首当其冲逐渐解体垮塌，而被掩埋在海底的结构部分受海泥支撑得以完整保留。目前揭露的“南海Ⅰ号”船体结构中，船艉楼已坍塌至船尾部淤泥中，船甲板基本不存，船舱室内则堆满货物。

从船体平面图来看，船艏已不存，第2至14舱保存较完好，艉部是两个艉尖舱，为第15舱。左舷保留有两至三列强力甲板。主桅桅夹及抱面梁在第6、7舱之间，舵孔及舵承结构在第14舱中部后侧。第2、3、4舱分成左右两个小隔舱，第5至13舱分成左中右三个小隔舱，各舱均堆满货物。从文献记载及发掘的情况看，船舱中的活动空间很少，船上的主要生活空间应在上甲板和艉楼，甲板下仅第11舱左侧及主桅前空间可能为生活区域（图1）。

据目前发掘成果分析，船上主要的生活空间位置及其用处如下：

1.上甲板：按已揭露的沉船船体计，残长22.1米，宽9.35米，分布轮廓面积约179.15平方米，由于沉船上表面为水线甲板深度，首层甲板空间面积应更大，初步估算接近或大于200平方米。由于艉楼占用船尾甲板，上层甲板的其余空间就是船上最开阔的活动场所，当然这里也是操纵帆索的主要区域，且桅杆放倒空间和舱口也需占据面积。墨书“ 前公用”执壶的位置也说明船甲板除艉楼外主要为公共活动区域。但根据“南海Ⅰ号”出水的铁器凝结物分布情况来看，甲板上很可能还堆放有大量铁器。由此可见，甲板上的自由活动面积也相当受限。即便如此，这里仍是船上活动的主要区域。

2.艉楼：是重要的生活居住区。目前尚未确认“南海Ⅰ号”的船艉楼有几层。漆器主要发现于船尾外散落的船艉楼木构件下。另坍塌的艉楼木结构中发现了木桶、木盆、陶灶等生活用品残件，可见艉楼还应该是食物制作和部分生活用品的存储空间。第11舱左侧（位置编号C11a，下同）铺板上散落有朱砂、铜钱、金器，中间（C11b）第①层堆满了铁质船货，上面还有大量银铤。这些银铤是集中存放于此或整体从艉楼中滚落此处尚不能断定。第10舱右侧小舱（C10c）还发现有包装痕迹的一批银铤凝结物。因为整块银铤凝结物十分沉重，在沉船下沉过程中位移范围有限，照此推算，如银铤存放于艉楼，则第10舱位于艉楼正前下方或正下方，由此可以计算出艉楼占用面积。

3.第11舱左侧（C11a）：第①层上铺板接近左舷水线甲板高度，且铺板上未曾发现文物堆放，同一高度的第7舱右侧（C07c）第①层铺板上则堆满铁器，因此推测此空处很可能为船员卧铺（图2）。一如《萍洲可谈》中谈到的 “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此外，如C11b舱中银铤原存放于舱中铁器之上，此处铺板可能为货物所有者或看管者所用，铺板面积较小，左侧还堆有瓷器，这也符合船员卧于货物之上的文献记载。

通观“南海Ⅰ号”货物整体布局可以发现，水线甲板以下基本全部码放着货物，可以给人员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因此绝大部分人员的生活区域应该在甲板面以上，这一点和欧式帆船将厨房、加工间等生活工作区域布置在水线甲板下有很大的不同，也是中国古典船型的一大特点。

4.主桅前：发掘时在C06舱与C07舱隔板处发现有桅夹，按位置应为船的主桅所在。此桅为可倒桅，C06舱与C05舱隔板均留出了放倒桅杆的空间。在C06舱及C05舱范围内均发现了大量动物骸骨及果核，这一区域舱内1米深度以下部位才有成组货物堆积，其余均为散落文物。据此推断，此处应为临时存放生活物资区域，方便船员取用（图3）。

古代海舶并无货船、客船明显区分，一般可看作客货混装，船上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船员和搭载客人两类。其中船员按照职能分有纲首、招头、火长、舵工、舟师、司缭、碇手、水手、篙工等；搭载人员的身份有大小商人、普通客人甚至外交使团。

宋代一船之首，名曰“纲首”。《萍洲可谈》记载：“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3]，明确有纲首、副纲首、杂事等。另据《梦粱录》记载：“风雨冥晦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误差，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因此还可能有执掌海图或指南针的“舟师”或“火长”[4]。《梦粱录》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南海I号”沉船的年代要早于该书，但相差不远，船上有火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普通水手的人数在不同文献中记载不一，多者百余人，少则几十人。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记载，广州市舶司“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舆坐”[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记载，“贩物人并船主梢工并皆处斩，水手火儿流三千里”[6]，提到了作头、梢工、水手、火儿，明显是船员的种类。

除去船员之外，船上还应搭载了部分客商，这一点从船上出土的成组金器饰品可见端倪。这些金器多为饰品，除去少量手镯与金叶，无论是项饰还是戒指、耳环等均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及一定身份等级特点，显然并不是一般的贸易货物而属于个人携行之物[7]。

关于类似船舶的规模与人数，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的沉船尺度，我们可以作相关的推测，基本上可以认为“南海I号”属于宋代中等偏大的一条远洋贸易商船，包括船员在内所能承载的人员在200人左右（见表1）。

表1 宋代船舶规模与载重量估算表

二、反映船上生活的出土文物分布

（一）食品

淡水和食物是船上生活基本需求。C09舱、C10舱均有大量瓷罐固定堆放于木架之上，与C08舱不同，罐内没有瓷器，内容物应为水或食物（图4）。

沉船上表面淤泥、主桅前空间及艉楼坍塌处淤泥中均发现了大量动植物标本，除海洋生物外，另有梅、锥栗、鸡、鹅、牛、羊骸骨发现，部分骸骨上还有烧、砍痕迹。其中梅、板栗数量达数千粒，且仍随着发掘进度继续有出土，这些果品可提供维生素；鸡、鹅、牛羊应为携带在船上的肉类食材；除此之外，鱼类作为海洋中可以获取的食材，也应该是船上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生活用品

1.生活器皿

“南海I号”上已经发现的存储器包括：木桶、木盆、漆木盘、执壶，盛水大罐、青瓷小罐，石磨盘和磨棒，砚台，木梳与铜镜，木柄刀斧，等等。

其中“ 前公用”执壶及C09舱、C10舱发现的大陶罐，部分应为水器（图5）；木桶在中外沉船中均有发现，是常见的存储器，部分木桶上还残留有铁箍痕迹；八角清漆木盘可能为货物，但笔者曾发现当代渔民用类似大小的竹筐盛放分好的饭菜，不排除这些木盘也有类似用途。

石磨盘石磨棒是成组的加工工具，可能用于加工食材。

已发现的两件砚台，一件为完整歙砚，一件为残的抄手砚。另在船上出土了大量有墨书的瓷器及部分木牌等，砚台及其配套（尚未发现的）毛笔应是船上管理记载的重要工具。

宋代男子留长发束发髻，木梳、铜镜为配套用品。船上铜镜发现较多，大部分应为船货，但不排除部分配套木梳，用于船员生活。

近期在发掘中发现了陶灶，而出土文物中有成批的铁锅以及成捆的木柄、木柄刀具和木柄斧，其中成批的均为船货，不排除部分用于餐厨。

2.饰品

“南海I号”上发现的金、锡质饰品有多件，发掘报告中已有详细记载。关于此类饰品是商品还是某位船上人员的随身物品尚有待商榷。但金叶子和部分饰品在同一器皿中被发现，这部分金饰应为某位船上人员所有。

船上还发现有较多的木珠、木串饰，以宝瓶或葫芦为佛头，配以木质三通。此外还有较多的石玉、玻璃饰品出土。

（三）商业用品

1.货币

目前出土的均为金属货币，有金叶子、碎金、各型银铤、碎银、铜钱等，尚未发现纸币。这些货币的量很大，仅2014-2016年发掘出土的就有金币总重401克，银币总重290千克以上，铜钱18000余枚以上，此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尚藏有“南海I号”历次调查出水的铜钱数千枚。其中银铤铭文显示，这些银铤均铸造于杭州金银铺。金币主要集中出土于船前部一件漆盒中，银铤主要集中出土于C11b舱，铜钱集中发现于C11舱外侧近船舷处及C06舱内铁质货物间。

2.天平、砝码、称杆、秤盘及试金石

试金石用于查验金币成色；天平、砝码、称杆和秤盘是一套用于称量金属货币的度量衡用具（图6）。其中砝码及天平支架尚未见于南宋及更早的出土材料中。

三、“南海Ⅰ号”出土物反映的船上生活

大量人员在船上，吃穿用度，所需物资不少。如前所述，“南海Ⅰ号”出水、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物应为船上用品，即船载人员的生产生活用品与生活物资，由此为了解宋代的海上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

长时间的海上生活中，淡水和食物是基本需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凡舟船将过洋，必设水柜，广蓄甘泉，以备食饮，盖洋中不甚忧风，而以水之有无为生死耳”[8]。在没有海水淡化技术的古代，携带必需的足量淡水出航是事关生死的不二选择。目前船上尚未发现文献中描述的水柜（即使有可能也置于艉楼底部现已不存），但C09舱、C10舱均有大量酱釉四系罐堆放于木架之上固定，口部还有木板支撑，罐内并未同C08舱更大的罐子一样装满瓷器，推测其内容物应主要为酒水，其中两个罐子肩部有“玉液春”印章，可能为酒名（图7）。酒水是重要的淡水补充，其不易变质的特点适合作为备用淡水。宋人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远航南海的木兰舟中载：“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9]。因此，这批中空的酱釉四系罐应主要用于存放酒水食物等，既可以作为商品，也可作为应急补给供船上使用。

从沉船中发现的谷壳、石磨盘、磨棒判断，船上具备食品加工能力，主食当中包含大米。此外，沉船中还发现了大量植物遗存，可分为水果、瓜果、谷物及香料四类，以锥栗、梅、槟榔最多，还有松子、橄榄、胡椒、花椒等，大都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其中又以岭南及福建地区特产的植物种类最为突出。其中多数果核都是适于腌制的果品且存放在陶瓷容器中。在缺乏低温贮藏或气体保鲜能力的古代，通过腌渍手段可以减少果肉中的水分，防止腐败菌的繁殖，由此延长果品的保质期，同时还能够改变和提高果品的食用口感。例如，梅子虽然可以鲜食，但由于酸度过重，一般都是用盐和糖腌制成果干，含在嘴里，生津止渴；橄榄可以鲜食，但因富含单宁，口感略涩，一般是经过盐腌或蜜制，制成干果食用；槟榔也可以鲜食，但更多的是煮熟晾干成为干果，或用饴糖腌制。再以梅子为例，一般梅的成熟季为6-7月，中国古代利用季风航行的出航时间在11-12月，因此船上的梅核应为干货，且盐渍梅还可用于调味，《书经·说命篇》中就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日本至今都保留有用腌梅配米饭的食用习惯。由此可见，“南海Ⅰ号”沉船出土的植物种类应该都是为远洋航海特意选备的。这些植物类的食物既可以当做普通食材，也可以作为调味品供长时间乘船的人们改善口味，更能够提供维生素等营养源。

通过动物考古方法去研究判断古代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普遍，1970年代的泉州后渚宋代沉船上就有鼠、猪、羊、狗等动物骨骼发现。但“南海Ⅰ号”发现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古代海上生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和属于回航后在港口沉没的后渚沉船不同，“南海Ⅰ号”是出航后不久就沉没于海底，保存环境排除了近岸人类活动、动物移动等外来因素，更客观地保留了船上的真实环境。仔细观察”南海Ⅰ号”的动物遗存，会发现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按种属统计动物骨骼代表的个体数量，羊86只、鸡46只、鹅40只、猪9头、牛1头[10]。牛骨数量最少，因其体量大不易船上饲养比较好理解；猪骨虽然较少但也有一定数量，这点与《岭外代答》中所描述的“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记载亦吻合。鸡、鹅等禽类便于在船上饲养，在近现代也有携带出海的习惯，即使在今天我国赴较远海域长时间作业的船舶也多是如此，同时他们可以提供蛋、奶等二次食物来源。但羊骨占有最大比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实际上宋代确实是有以食羊为上的饮食习惯，时人所著的《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中关于羊肉馆、羊肉菜的描述非常之多，而猪牛却是相对较少。苏轼被贬广东惠州时与苏辙半开玩笑地谈到“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又食之”[11]。南渡后苏氏文章大行天下，为士人所重，至有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2]一说，可见食羊之风一斑。当然，更重要的一点要从船上人员生活习惯考虑，有理由推测是否有特定信仰与特定风俗的存在，这一点需要等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成果来证实。

此外，在沉船的发掘中还发现了陶灶上有烟熏使用的痕迹。据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人在航海时基本会以米面为主食，辅以羊、猪、禽类等动物的饮食结构，再携带一定数量的淡水、酒等液体，即使缺乏低温保鲜技术，亦足以满足长时间海上生活所需。

四、生活空间和等级分化

沉船中出土的各类文物表明，“南海Ⅰ号”不仅仅为运载货物的货船，更是搭载了参与商业活动的人员的海舶。船上的人员包括高等级客商、纲首及船员，都是商业活动的参与者。考虑到远洋商船往返时间、风险及收益，船员也参与商业活动的可能性很高。按照宋代普遍存在的以货代薪的形式，船员等亦可能通过携带不同数量的货物贩卖，参与了贸易活动，否则就很难解释船尾通常只有船工才能进入使用的小尖舱亦堆满货物的情况，这个位置通常并不会作为货仓使用[13]。

近现代船舶为了适应长期的离岸生活，船上等级划分及管理制度极其严格，这些划分法也是从古代西方船舶上流传下来的。“南海I号”及同时代的中国远洋商船也有类似的等级划分。宋代海舶船员的称谓主要有有纲首、火长、舵工、梢工、碇手、水手、篙工等，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其中以纲首最为重要，纲首既可以是大海商同时也可以是船长和船舶的所有者，是官方承认的一船首领。《萍洲可谈》载，“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14]，朱记为行使权力的依凭，笞刑是处罚方式，“死亡者籍其财”也是处理条例，显然纲首在海上被赋予了较大的执法权力，甚至可以处置人员和财产。此外，作为搭乘船舶的大商人以及异域的外交使团无疑也属于高等级人员，他们可以拥有更好的船上生活条件。

从“南海Ⅰ号”船上的居住空间和各类用品中可以判断船上存在财富等级分化：住于艉楼的舒适性必然高于货仓中，纲首、火长及富 有客商等可能居于此处；牛羊鸡鹅等食物船载数量有限，普通船员的日常食谱中最多的更可能为鱼类；墨书“ 前公用”的执壶水器，材质较粗糙，由于船上各个位置的名称均带“舟”字旁，这件器物应系船上某个普通船员较多的位置公用的一般器物；而饰品中金质饰品非普通船员可以拥有；大量货币有集中出土的、也有散落的，集中出土的金、银货币必然属于纲首或富商货主。从居住区、饮食，日用品等分析，船上显然存在有不同等级的划分，大致为富商、高级船员、普通小商、低级船工的区别。

结语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在“南海Ⅰ号”精彩纷呈的文物背后，更是一个时间“果壳”，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古代信息，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800年前具体而微的社会场景[15]。当时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到达东南亚、西亚通常需要一个月乃至数月的航渡时间，通过“南海Ⅰ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几十上百人在如此长的时间、狭小的船内空间如何度过，大量的生活资料又是如何解决的。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封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技文化取得重大发展的一个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所著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中国人在海洋的活动：“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16]。12世纪前后，许许多多类似“南海Ⅰ号”这样的商船频繁地往来中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成为各地区各民族间交往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