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建平

本文立意于从70年来大量美学现象中选出三点，说明至少存在着三次突围，美学学科通过这三次突围实现了更新。

20世纪80年代初对美的本质问题的突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美学热”是以恢复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姿态开始的。这时所讨论的问题，例如在1978年曾被热烈讨论的“形象思维”以及随后恢复的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在50年代都已经被讨论过。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在学术上也适用。这里的“乱”与“正”之别，也意味着通过批判“文革”时代的理论话语而返回“文革”前的话语。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接续过去的讨论，其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阐释得不好，活的知识也会变成干巴巴的教条。

回望5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美学大讨论”。这是当时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的开始，朱光潜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批判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朱光潜写道：“我的教育过程充分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特色。……我原已在封建教育过程中养成的那些颓废思想，在西方反动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特别是较后起的颓废主义文学里，很快地就找到了同调，一触即合。”这一检讨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美学大讨论”所设定的目的，是实现思想意识形态的清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时的朱光潜也就主动地将此前的自己设定为反面教材，从而通过“大讨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立新的美学话语体系。

这时，美学处于一个新的创造时期。当一些美学家改变视角，放下既有知识的种种包袱，直接面对问题时，其思维有被激活的可能。这些参与者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当然，这也是一个对外封闭的时期。反帝反封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中心任务，也造成一段时间里对引进西方美学和继承古典美学的中断。

这种由朱光潜自己带头进行的批判运动，激发了学术界理论创造的活力，尽管参加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有着不同的理论和现实考虑，但从总体上讲，这些讨论基本上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光潜的美学在50年代有一个转变过程。从30年代以《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对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以“审美态度说”为主体的诸美学理论的综合，到50年代实现唯物主义转向，从洛克、狄德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书中汲取资源，在论争中实现美学理论的变化和重组。朱光潜的美学一向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因此具有理论上的灵活性，不追求体系上的一以贯之。蔡仪的美学有着从日本学习到的左翼美学的背景，在中国语境中致力于理论的原创。李泽厚的美学固然最早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思想的吸收，但很早就致力于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体系。这为他此后在80年代形成“积淀”“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等概念预留了空间。

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没有像文艺理论界那样照搬一些翻译来的书，或直接套用苏联的模式。蔡仪的《新美学》与波斯彼洛夫的《论美和艺术》有一些对应之处；李泽厚的一些论述他的美学体系的论文，例如《论美感、美和艺术》《美学三题议》，与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等书也有一些对应之处。这种对应，更多是受到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和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一些左翼美学家观点的启发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对同一时期苏联教材中的成熟体系和框架的引入。无论是蔡仪在40年代写的《新美学》，还是李泽厚在50年代论争中写作的系列论文，都具有生气勃勃的原创性。他们不是把美学作为既定的知识教条来传播，而是在其中展现理论的勇气，透露出创造和发现的愉悦和兴奋，以及在论争中对信念的坚持。

在学术发展中有活的东西，也有死的东西。活的东西是不断的否定性探索和创新，死的东西是僵化的、化为常识的知识。50年代的这些知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充分具有活力到走向僵化的过程。

当然，“反帝反封建”口号在50年代对人文学科有着深刻影响，对西方的和古典的美学在总体上是持排斥态度的。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这一方针在中国影响深远，至今仍被我们沿用。然而，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其解读是不同的。这两句话原来是毛泽东在读了一位名叫陈莲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后所写。这位学生发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红嫂》的演出受到中央的重视，而音乐学院的教学却“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毛泽东读完这封来信后表示肯定，在批示中写了这八个字。显然，毛泽东原来的意思是要改变古代和外国的文艺占据中国舞台的局面，通过学习中外文艺的技巧，创造出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文艺来。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仍然是理论先行。美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围绕“形象思维”的讨论、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围绕“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美学研究实现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的繁荣。

面对第二次禁锢出现的新的突围要求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依据当时所具有的理论资源，尝试构建体系性的假说。当时出现的几派美学都是在这一争论中形成的。到了80年代，这种原有的理论活力逐渐丧失。研究者进一步将当时的观点体系化，这本身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这种体系化和知识化却也导致了自身的僵化。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坐在地铁上，一位小姑娘坐在我旁边，手执笔记本，口中念念有词：“朱光潜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说，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蔡仪说，美是客观性和典型性的统一……”简单的几句话，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想背熟又怕背得不熟。我听得心里发痒，很想对她说：美学可不能这样学。如果学美学只是背这么几句话，对美学这门学科将是极大的伤害。

在80年代，美学的僵化很快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被突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方针，在这时就具有从理论上进行自省和反思，从而打破封闭、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开放的含义。这与50年代面对既有的古代和西洋艺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改造，从而实现艺术上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区别。“美学热”对中国美学的推动是极其巨大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掀起“翻译热”，不再凭空制造大体系。过去几十年中，三代人持续努力，实现了美学思想引进和研究的接力。80年代，朱光潜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由于年长，他并不经常参加美学会议，但常常给会议写贺信。他的贺信中总有一个内容：教导青年要学好外文。朱光潜和宗白华分别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一代美学翻译家，包括缪灵珠、罗念生等，注重经典的翻译，译出了西方美学的许多基本文献。在他们之后，李泽厚主持“美学译文丛书”，组织出版了像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美学家的著作。到了21世纪，一些新的译丛出现，进行与西方更为同步的翻译，提供更新的知识。这种对西方同时代人著作的翻译，有着更为强烈的对话意识，从中国美学发展的要求来对比分析，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

第二是“古典热”。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书籍。中国美学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与西方美学的引进一样，这也是针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美学知识固化所做的突围。80年代中期，“美学热”之后如何发展美学研究，成为许多学者颇感焦虑的问题。为了突破已有的几大派，走出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的固化的知识体系，寻求美学研究的新活力，一部分美学研究者走向了中国古典美学。这时出现的几部美学史，例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等，都具有开辟新领域的拓荒意识。此后，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如断代史、概念史、专题史等。

这两方面的力量，对于推动美学的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中国美学的发展却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一些研究西方美学的人片面强调美学的普遍性，而忽视其对特定民族和文化的适用性。美学应植根于民族与文化生活，西方美学中的基本原理在不同民族的运用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变异。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研究者看到西方美学的一些新理论后，将之当作时尚理论来宣扬。接受西方美学，首先要有中国学者的主体性，面对中国的审美和艺术现实，应当以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各种引进的理论对接。

在研究古代美学的学者当中，也有一些人把“中国主体性”替换为“古代主体性”。他们认为，只有古代的中国才是纯粹的、不受外来影响的中国。这些研究者用“纯粹性”来为自己“壮胆”，认为对“真正的”中国的寻找，是他们理论有效性的依托。实际上，一个纯而又纯的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思想、哲学、美学，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一次又一次地随着外来营养的注入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同质化会造成衰弱和活力的丧失。不断吸收外来的影响，才是中华文明仍然保持活力的原因。对古代和西方思想资源的开拓，使美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形成了一代人的美学繁荣。

在以中为体的“中体西用”和以西为体的“西体中用”之间发生过争论。争论本身是很好的，但下一步却是不争论，从而形成二元对立，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发展或不发展。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美学上的几大派，在争论中形成，有着理论创立时期的冲动，以及直面艺术和现实问题的意识。这些理论到了80年代变得知识化，在许多情况下，也变得僵死、教条化。然而，理论中的动与静总是相对的，多种因素并存其中。知识在生产，形成积累，进而在传承过程中形成教条。一些化不开的争执，常常是由于固守教条导致的。无论“洋框框”还是“古框框”，都要依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通过面向当下实践实现自主创新，从而使理论恢复生机。

国际对话的新困境与第三次突围

在迎来了全球化时代以后，中国美学就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生长着。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升，国外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兴趣也在日益增加。中国美学家也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美学活动。从21世纪开始，在中国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会议。这包括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在成都召开的“美学的多样性”国际美学研讨会暨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会议，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几次会议，打开了中国美学的大门。同时，21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家对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以及各种国际美学学术会议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参与世界对话，是中国美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国际上，目前中国学者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和文章最受欢迎。其一是向国外学者展现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常识，讲述中国特有的概念、艺术形式和艺术特点，如此等等，以满足国外学者的好奇心，针对他们原有的对中国古代的想象作一些补充，使之得到丰富。但中国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宝库，只有对其深入研究，寻找其现代意义，形成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才能使这种内容加入主流思想和学术前沿之中，获得交流的有效性。仅仅展示一些自身文化的“奇异性”，并不能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二是讲述外国人物、思想、作品在中国的历程，展示一些在西方学界被关注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如何到了中国，在中国有什么样的遭遇，接受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故事。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回声。只要换位想一下，就很好理解。如果有中国的人物、思想、作品在遥远的国度产生影响，我们也同样会感兴趣。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学术的主流。讲讲某位西方美学家的著作在中国有多少译本，有什么样的解读，西方相关的杂志一定喜欢刊登这样的文章。但它们毕竟只能提供一些知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的理论建设，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两种研究都有意义，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充其量只是知识的展示和梳理。中国美学的“走出去”，具有不同的性质。仅仅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中国学术的能见度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对当代世界美学建设的参与度。克服了封闭状态，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美学中有什么、发生了什么，这些都很重要，都很有意义。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美学的发展、中国美学话语的建设、扩大中国美学的影响而言，作用比较有限。让国外学者获得一些关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如果不能同时提供什么理论启示的话，那也只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让国外学者获知一些关于西方学者在中国的影响情况，如果不能从这种理论的旅行中看出文化对理论的孵化作用，而只是向西方学界展示其思想在中国影响的细节，也还只是次等的研究。

中国理论中有很多原创的东西。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朱利安写过不少关于中国思想的书。但他说自己不是汉学家，对他来说，中国不是对象，而是方法。他要从中国思想中得到启发，发展自身的思想。这种观点很有意义，也对我们有所启发。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将西方当作方法，在面对西方学问时，从中受到启发，从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成长起来，从而建立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

做什么层次的事，深刻地影响着做成之事的层次。“走出去”如果只是送去知识、提供展示，而不是当代理论建设意义上的参与，中国的学术就将永远处在非主流的状态。知识的输送固然是一件可做的事，但是，通过参与在交流中建设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才是更为重要的。

结语：面向现实，解决问题

实际上，突围是理论建设中会持续并循环发生的现象。思想转化为知识，知识固化为教条，现实生活不断为理论注入新的活力，问题导向成为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建设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已生产出的知识固然是财富，可能成为发展的“脚手架”，但它们也可能成为限制发展的障碍。我们要做的是在理论探索中注重理论“脚手架”的建设，在创新的要求下不断铺路架桥。将美学的话语建设视为一个过程，在新陈代谢中不断注入活力，使美学永葆青春，是我们走在世界前列的保证。

中国美学70年的发展，使我们走到这样一个节点上：知识和经验积累到了一个程度，需要在原创上作出努力。过去的“凭空建造大体系”是不对的，要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理论资源的基础之上，从“美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美学”，面向当下的审美和艺术实践，建构起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