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鹏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篇末总结道：“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以上论断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使命”“科学研究目标”“工人主体地位”，这一论断激发了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的研究和实践，引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人权理论研究便是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国情，以人民的实质平等为逻辑起点的探索，经由人权理论的批判和深化，复归人民的美好生活实现的辨证发展过程。在历时性语境中，我国人权理论研究也得益于人权成为“全球道德思想的通用语”这一外在形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仍面临着新时代的新需求，“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的自我塑造和阐释提供了新的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治理秩序的阐发，促使学界在国家之间、国际人权对话和交流中不断地深入研讨。新中国70年中，人权理论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脉络？它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哪些因素驱动着这些研究？未来研究应有哪些新的转向与突破？这些人权理论命题在不同的视阈中得到不断地反思与追问。

实质平等到目标背离：革命话语中人权研究的消解与遮蔽（1949—197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变革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提供了契机，而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旧社会遗毒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人权理论研究相对于革命话语呈现脆弱性特征。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与泛滥。革命法制的中心地位在理论研究中带有深深的印记。这一时期，从人民享有广泛的当家作主权利的法制奠基，到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三座大山”人权遗毒批判，再到后来“人权口号的彻底否定”，随着革命话语的蔓延，人权理论研究逐步被遮蔽。

这一时期，起始于实质平等人权为价值追求的理论研究，一方面促使人权基本命题得以奠基，另一方面在革命话语影响下逐步遭受了非理性批判。人权理论研究受这种“左”的思潮影响极大，并逐渐扩散至社会方方面面。搞建设让位于更激进的革命，中国人权理论研究遭受了巨大的波折，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教训极为沉痛和深刻。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冲击下，以宪法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体系的建构初衷并没有被坚持，“根本法”和“基本权利”功能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这种主客观之间的偏离，使得学界对“阶级斗争的作用”“基本权利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的态度呈现出“左”的倾向，权利理论研究逐步被遮蔽。

解放思想到遮蔽破除：改革话语中人权研究的反思与确立（1978—1991）

20世纪70年代，我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带动了人权理论研究的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理论界思想遮蔽的破除，邓小平“南方谈话”摆脱姓“资”姓“社”的争论。前一次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后一次在经济领域突破。人权研究在“中西之争”的观念破冰中反复追问，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人权观念。高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在理论论争中成为共识。随着1991年我国首部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发布，人权理论研究进入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学界对于世界人权理论的引介、马克思人权基本原理探究、公民基本权利来源、儒家与人权关系等命题的深入分析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人权的理论建构提供了质料基础。人权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关系、理性批判与辨证分析、人权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反思，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重要思想进路，生存权成为我国的首要人权和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白皮书到人权入宪：学术争鸣中人权研究深化与扩展（1992—2003）

我国首部人权白皮书发布后，学术界的思想禁锢逐步打开。在人权理论的诸多问题上，新旧观点不断碰撞，人权思想的交锋无论是深度上、广度上，都超过了此前争论，多个重要的社会主义人权基本命题借此达成阶段性共识。这些论争主要涵盖五个方面：第一，人权性质的争鸣；第二，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争鸣；第三，人权与主权的位阶争鸣；第四，人权的正当性争鸣；第五，传统性与现代性争鸣。

思想解放带给学界极大地研究热情，学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研究的深入和扩展起到了支撑作用。20世纪90年代，董云虎等编写了《世界人权公约总览》《总览续编》《丛书》等七卷，近一千万字，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逐步在争鸣中形成了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人权理论进行哲学思辩、政治哲学思考、法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积极探讨社会主义人权的法治实现路径。这些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其后，不论是对国家人权外交政策发布、人权白皮书的撰写，还是对国家人权计划的制定，均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宪制保障到命运共同：中国特色人权论域扩展及交流互鉴（2004—2019）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相继被写入宪法和党章，开启了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宪制体系下部门法人权理论研究与人权理论研究逐步呼应。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权理论面临着新议题：（1）举旗定向，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研究深化；（2）立足本土，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的观念审视；（3）论域扩展，中国特色人权宪制理论深化与制度扩展；（4）交流互鉴，中国特色人权理论阐释和对外表达。

新的命题呼唤科学理论新的解释力，理论界面临着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持续优化、新的环境中人权理论主客观统一和具体命题研究等问题。人权理论研究在法治进程中，既形成了体现中国特色的宏观理论和话语研究系统，又在具体命题中不断优化着具体命题的微观体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需要持续回应中国化和民族化诸多新命题，从而“以人民为中心”，渐次实施人权行动计划，实现“美好生活”。世界范围人权问题的协同治理，促使理论界更多地关注理论之于世界问题的整全性和融贯性方案，以及沟通和对话中的话语阐释力。

新中国人权研究的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中，中国人权理论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目标，寻求民主和法治保障，到法治保障下实质平等具体命题逐步展开和深入的研究历程。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中国化和民族化，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研究体系和古今中外人权思想历史渊源构成了人权研究的三大支柱。学界的持续追问历经主体觉醒、应然建构和对话协作，理论研究学派初露端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的追寻使得诸多命题仍然在不断深化：如人权命题元认知与分析框架、学术自觉与理论体系、目标与方法的统一、议题追问与文明互鉴等。源自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使得各学科理论研究逐步扩展和纵深，将人权研究基本命题置于广阔的视阈中。“历史是一张无缝隙的网”，由于样本的庞杂性、解析问题角度和深度缺陷，全样本分析和趋势性判断难以企及，希望借以下三点，总结并展望人权理论未来的发展。

1.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中国化和民族化研究是中国特色人权研究不断深入和扩展的理论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研究校准，以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推进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思辩贯穿于理论批判和制度建构各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学者便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封建旧制、西方人权虚伪性，因此，以宪法基本权利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得以奠基；改革开放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论述评析争鸣，破除了思想遮蔽；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人权贯穿理论争鸣，推动着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的深化；2004年后，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又成为交叉学科命题研究中的思辩源泉。新时代人权研究逐步形成融贯的体系，即“以人民为中心”之主体性，“美好生活”之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世界关怀。人权理论也逐步由哲学和政治命题逐步向实践命题扩展，从建构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和政治话语，到学术和大众话语全面融贯铺开，人权理论从“人的解放”提升到“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人类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人权研究的逐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人权法哲学无疑为这一学科交叉的主题、方法、目标提供了重要方向和检视工具，在批判和建构中极大地改造着学术界。人权理论的问题导向及持续检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理论研究。首先，人权理论现代性思考成为人权命题中国化的一条进路。无论是人权基本原理中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还是中国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中的新的论域，均需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哲学原理反复追问。实践中秉持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对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选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现代化的条件与机制、问题与对策，探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生发理论与模式选择。其次，人权理论的传统性成为人权命题民族化的另一条进路。中华文明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成机理，有着诸多与区域相宜的人权观念和制度资源。对历史意蕴的深入挖掘是弥合传统与现代断裂的重要路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探求真理和实现扬弃的内在要求。对民族精神、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在内的问题的持续解析，是在发展现代人权理论与保持民族特殊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使命。

2.“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国特色人权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路径的根本保障。从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基本权利的初心设定，党和国家带领学界对人权理论研究和实践便成为我国自主发展人权事业的重要经验。从1954年宪法的大讨论到反右扩大化中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研究破冰到人权“中西”理论定调，“理直气壮讲人权”推动了人权理论研究的高潮；自1991年《中国人权状况》首部白皮书问世，人权理论争鸣推动了人权的宪制保障并载入党章，人权理论研究实现了共识达成、新题涌现到人权元认知反复追寻的历程；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发，代表着主体、价值、秩序的人文关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支柱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也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在这一进程中，独立自主和实事求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解放思想是破除遮蔽和禁锢的重要武器。新时期，新的人权命题仍考验着国内外学界对人权理论研究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建构力。同时，在尊重文明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前提下，理论界还面临着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沟通与对话、阐释和表达，以满足复杂形势下的世界治理中对人权理论的创新的需求。

70年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依法治国是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要保障，“人民的美好生活”成为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要面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对既往人权保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制度承诺。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带来了规范法学理论发展契机，人权理论研究对部门法研究的指导、国内外法律渊源的统合、部门法研究的协同、部门法中的人权问题成为深化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大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载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九大报告以“美好生活”开篇，以为“美好生活”奋斗结尾，构成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政治叙事，也是理论界持续深入研究的基本面向。人权白皮书、人权行动计划、北京人权论坛、南南论坛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与人权国际论坛的参与共同搭建了“请进来、走出去”双向互通的研究体系。面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人权多样命题，理论界合作攻关、协同研讨，极大地丰富着人权理论研究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揭示了人权的本质和真谛，反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政治主张和实践活动的初心与追求。

3.古今中外历史渊源为人权理论研究提供他山之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迫切需要中国人权特色理论的自我塑造和话语表达。虽然人权理论在西方有着较为深远的研究基础，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人权理论研究热潮发端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话语的代际争取中。我国的研究便是在这一历史时代中，主动与国际社会融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理性甄别和自主选择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人权思想的探索和诠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共同探讨和互相交流的成果。沟通和对话加深了命运共同体下的人权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我国人权理论的学术自觉和自我塑造。我国学界对人权与文化、社会、道德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人权制度化研究和实践开始提供了智识支持。徐显明指出，在人权理论上，我们已完全可以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在一些本原性的问题上，我们有重大的贡献。

人权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入的进程，人权领域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证，说到底是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的交锋，人权理论研究面临着自我塑造、文明互鉴和阐释表达的重要使命。首先，人权标识性术语体系的凝练较为迫切。在人权原理凝聚与系统化过程中，理论界仍需理性检省现有分歧，正视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寻找共同价值和诉求，提炼标识性学术用语，打造融通中外的理论框架和话语表达，在普惠中实现理论的自我塑造。其次，理论研究的“超越”有赖于更深入地文明互鉴。诸多理论命题需要国内外学者立足世情和国情共同探索，如弥合文化多样性和人权普遍性分歧，各国传统文化中现代人权意蕴，建构现代人权的核心要素，人权话语体系表达和阐释等。“强调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不是要闭门造车、拒绝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更不是拿‘国情’和‘特色’做降低标准的‘理论挡箭牌’，而是要追求在充分认识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再次，理论研究的深化需要辅之以更具说服力的人权话语体系。新时代学界须立足中国传统、国情、文明样式，研究中国人权理论命题，探索具有民族性、原创新、时代性的话语体系，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权理论体系，为世界人权理论贡献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和中国心智，从而真正使中国人权话语变成世界人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