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碚

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这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故事。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非是对西方工业化第一个奇迹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过程。因而，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并非西方工业化的同样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的。认识和解释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70年的进程，我们将看到一幅怎样的图景呢？如果基于传统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那么，应以怎样的理论来刻画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逻辑呢？

解释中国经济须有新的范式思维

基于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关于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解和解释，逐步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只要给微观主体（个人和企业）充分的竞争自由和产权保护，以个人主义行为推动的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以至发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除此之外，还假定有一个被称为“政府”的宏观决策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和对经济活动的宏观（总量）态势进行“调控”。中国的现实国情显然非常不同于上述微观-宏观范式设想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主体和参与角色显著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假定）。最大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角色或因素是由宪法确认的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她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但在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却没有她的存在。

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是：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完全没有党这样的角色和因素。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进入现代经济社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所以，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理论范式同西方经济的“域观”性质基本吻合。但如果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范式中，也承诺微观-宏观范式，直接采用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无视党的存在和作用，在理论范式中假设没有党的存在，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在经济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党默认为“政府”的一个组成因素，用政府功能的假设行为来涵盖党的作用。将中国经济发展中党发挥的作用或党的经济角色和行为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中关于政府角色的假设涵义之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强烈地影响制度构建（及改革）倾向、经济决策倾向和观念行为倾向，但党又并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决策（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而是具有超然性。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有新的范式思维，不可拘泥于现有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框架。

中国宪法确定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确认她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建中的一个超然存在体（超经济的领导力量），体现和代表社会理性（全体人民利益），对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这至少是人类发展中，探寻各种可能的制度构建，以应对上述社会系统缺陷的解决方案之一。因此，中国经济制度和机制具有“特色”的建构，不应被轻率地断定为是不可接受和难以理解的“例外”或“怪异”现象，被排除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推理”解释过程和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框架之外，更不应拒绝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经济学范式变革的理论探索，相反，要提倡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时，承认和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最重要域观现象。其实，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域境中，忽视、无视或拒绝承认党的客观存在，不仅不是理论逻辑的合理“抽象”，反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严重歪曲；可以说，经济学家们面对的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重要事实和文献，都离不开党的角色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

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党的角色存在、重要地位和极具穿透性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如果人为抽象掉党的因素，只会使理论范式失去现实意义和解释力。如哈耶克所说，经济学“是有关人们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的理论”，而“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具有“不同目标”“多样性无与伦比”的人类经济，如果只能被形式化地纳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政-微范式结构（而且往往被简化为政-企关系结构）中，就无法解释各国经济发展丰富多彩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奇迹般的历史。

因此，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个域观范式承诺，以党-政-微（中国共产党-政府-微观主体）范式架构，提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微观（政府-市场）范式结构，用更贴近现实的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反映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域观特质，是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70年发展，以至预见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学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进展。

中国经济70年是“翻覆折腾”还是“变不离宗”？

中国工业化和70年的经济发展既然被承认是一个“奇迹”，那么，必有其特色和非常规性因素。如果没有新的理论范式思维，就难以把握真实的历史脉络，也无法形成理论逻辑的清晰推理线索。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微观范式承诺来观察，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似乎是一部“翻来覆去”反复“折腾”的历史，每一次历史性转折都会被简单理解为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以往”“认识错误”“纠正偏向”“拨乱反正”。如果这样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那么，整个70年的工业化过程似乎支离破碎，没有逻辑。但如果按照党-政-微的范式构架深入观察和透彻研究，就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曲折前行的70年，存在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和内在根据。

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党的角色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70年的历史分期大多由党的行为和决策（通常是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划定；各发展时期的秩序规则特征、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重大影响；甚至判断行为“正确”与否以及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准则，也受制于党的意志。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计划、重大决策、制度安排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党政关系如同里表，“以党领政”“以党导经”是中国现实经济重大决策的一个突出特征，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总在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总之，只要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经济的这一重大域观特征，就会看到，影响以至决定中国经济70年走势的关键因素，是党的角色和行为。

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发生巨大时局变迁，民族和国家复兴的主题始终如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超宏观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固地保持了中国70年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前赴后继谋复兴，强国富民为宗旨，苦斗创新求发展，成为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主题和历史主线。

工业化的强国与富民逻辑

从党-政-微的范式框架观察和刻画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发展历史，具有极显著的重要域观特征。如果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正好历经100年。其中，前30年向着“西方化”方向推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按照朴素的思维，基于这一制度优势，可以实行体现集体理性的计划经济，以国家集中计划的方式，构建推动工业化的特殊商域形态“国营经济”，采取强烈的“条块”倾斜政策，通过高积累，重点发展重工业，并以“赶美超英”为目标，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走这样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意图通过“大一统”的体制机制，对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进行人为分割，以行政性命令方式实施调度，无视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和生产力状况，以为只要采取政治动员方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实现“大跃进”，而且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但结果事倍功半，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典型的“理性的非理性”冲动和冒进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受到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范式启发，但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在实质上，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遵循微观—宏观范式逻辑，而是从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实行了分域推进的“渐进改革”“梯度推进”“试点推广”、稳住一些领域（商域）突破一些领域（商域）的改革路径。从微观—宏观范式逻辑看，这样的改革道路无法取得成功，因为，规则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混乱。

但事实表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客观上是复杂的域观结构，是由各种商域或域类（域观类型）构成的非匀质空间，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匀质空间。中国经济改革无论是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部门间，还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城乡之间，都采取域际分步推进，不同商域（域类）采取不同的改革进度和开放进度的渐进方式。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传统大国，经济体中的域类关系极为复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域观效应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成效显著，为世界公认，尽管这是坚持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很费解的。

以创造性思维迈进经济现代化新征程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域观现象，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有较大差距，即使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更要以域观经济的思维，探索和创造各地区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可行道路。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只要处于停滞静态，就会陷入僵化和衰落境地。在他的时代，中国正处于长期“停滞静止状态”，一个曾经繁荣富强的国度停止了经济发展的脚步。今天，中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停滞静止状态，又一次站在繁荣富强的发展平台之上。苏南、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有责任率先探索高水平（高收入）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客观地说，过去70年来，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模仿性，前有“标杆”国家可以对照和作为追赶对象。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已经没有模仿对象和标杆国家，进入了“无人区”，前面的道路，不再有前车之鉴，需要我们自己去探寻。70年来，中国经历过辉煌的工业化。中国工业沿着世界工业化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极速发展，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同时也因“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产生许多问题，甚至在一些方面受到盲目性诱惑而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高质量发展就是更具方向自觉性的现代化道路。所谓方向自觉性，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必须继续推进，不容迟缓；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与高增长不同，高质量意味着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在权衡中绝不可顾此失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动摇，“以公平竞争方式实现效益和效率提高”不能动摇。以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工业化时代唯一可行的经济现代化政策选择。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和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的变化，充分估计工业化进入更高阶段必然发生的社会在价值目标选择上的变化。环保、公平、廉洁、保障、安全、稳定等都将成为必须重视的政策目标。因此，注入新价值因素，不断创新，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须解决的最根本问题。

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的思维定势，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各国“趋同”。但中国的现实表现使他们失望：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尽管有些方面确实表现出同发达国家间的差异收敛，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却并没有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趋同，而是表现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域观特征稳固，不会轻易改变。发达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被中国欺骗了”，并断定中国一直在以隐瞒意图的“百年马拉松”战略，悄悄实行称霸世界的谋略。他们对于各国必然具有的“不一样”的“特色”域观特征，无法理解，认为那是对合理规则的违犯，甚至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要求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秩序规则完全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标准，并且要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实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则是一个强中国所难的要求。2018年美国以实行惩罚性关税的方式对中国强硬发难，中国不得不实行对应的征税政策，爆发令世界担忧的“中美贸易摩擦”。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格局本身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人类发展的两个“奇迹”推动，一是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来的工业化，二是中国工业化。第一次“奇迹”形成了（从大英帝国称霸世界到）以美国一霸独大的秩序格局，而第二次“奇迹”形成了多极世界的秩序格局，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空间域观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由贸易的施展空间不是匀质的，而是非匀质的域态空间，所以，域际关系将深刻体现于自由贸易格局和秩序规则之中。通俗地说，世界各国即使发展为经济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都成为“跟美国一样”的国家。世界贸易规则必须从原先的假设转变为适合于各国国情、具有“特色”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原则。具有不同国情的“不一样”国家，如何进行公平的自由贸易，是中国“奇迹”对世界贸易制度提出的新课题，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谈判的根源和深刻意义所在。

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具有不同域类特征的国家，互通共存，利益相依，在竞争（甚至对抗）中实现域观均衡状态，才能实现世界的可持续经济关系和深度全球化格局。按微观-宏观的经济学范式来观察，期望看到的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图景；按域观视角的经济学范式来观察，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也潜伏风险的现实经济世界。

中国从与世界接轨，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强有力推动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格局，推进了更加广泛、更具深度的自由贸易。特别是，在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国正在为经济全球化和更高质量自由贸易做出重大贡献，世界不会因各国的域观差异而发生“去全球化”，而必然会因丰富多彩的世界形成新型域际关系，实现更大范围和更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