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亚琪 吴志成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伟大革命，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从跟随学习走向自主创新。系统回顾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探讨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路径，不仅有助于增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信，也将为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推进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纪元。为了维护独立自主和主权安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另起炉灶”，“一边倒”地投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联系和交往。对外交往的展开亟需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培养外交人才。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创办了外交学院，开设部分国际关系专业课程，培养外事人才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涉外部门也开始专设研究机构，对苏联、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195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外交部直属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旨在有目的地开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总体战略布局的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中央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也陆续成立。

在冷战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主要引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虽然十年“文革”导致整个学科一度中断、破坏严重，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也缺乏明确而独立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然而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论出发，探讨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议题，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

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迈入规范补课、跟随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时期，我国转变了对世界局势的根本看法，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的科学研判，在对外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刻调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互动愈发频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释和应对的国际问题也愈发庞杂，初级对策性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外交发展的需要。有关专业期刊陆续创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大量翻译、引介西方经典理论著作，并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由此具备了初步的学科意识和基本的理论阵地，也提出了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转入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注并重的阶段，萌生了自主性的规范理论构建诉求。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仍停留于被动接受与模仿学习，尚缺乏有力的辩证批判和独立创新精神。

从冷战结束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消化融合与多元发展的时期。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倾向显著增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问题进入世界政治议程。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及其理论解释需求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之外，世界体系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全球治理、世界主义等多元理论范式也得到了系统引介和学习研究，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出现了许多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规范方法进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开始使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并融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视角和思想，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差距逐渐缩小，但原创性研究依然不够。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启了自强创新的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长期知识积累和引进消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外来理论、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提高，对本国重大外交实践与经验文化进行概括提炼和理论升华。在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路径与方法规范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取得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成果，如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社会共生理论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新理念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觉、学派自觉、学术自觉显著增强，已经从整体上走向自主自信、自强创新的新时代。

经验与不足

回顾和总结70年发展历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从思想脉络、思维视角、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首先，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创造，归根到底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对那些重要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和现实需要，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各个时期的世界局势、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针对国际环境的研判、中国对外战略的评估、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把握等高度现实的研究议题，理论研究不仅积极利用国际学术界的先进理论工具解读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现实，也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框架，促进新的理论进步。

其次，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历经70年的发展建设，中国正从国际体系边缘的革命者转变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推动对国家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世界秩序的形成与变革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也必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将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最后，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议题和方法单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对西方的学习借鉴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化，而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则提升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增强研究自主性和创新性。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互鉴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对外来成果的自觉反思，有效鉴察西方理论的局限和不足，积极吸收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倡导创造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逐步形成了理论流派多元发展、与国际学术界开放对话、服务大国外交需要的发展局面。

尽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功力还不足，学术原创能力总体还不强；国际化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有待提高，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明显；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

第一，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中国实力地位快速提升的全球大势下，国际社会期待有效的理论阐释。但是国内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成熟学者数量不多，以至于很多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难以系统深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没有推出能够独立回应现实需要的高水平创新成果，特别是原创性理论和中国范式明显缺失。这不仅与新世纪以来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沉寂有关，也受到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某些功利性、实用化倾向的影响。

第二，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引介学习，加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话语主导权。在西方理论引入初期，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发展薄弱，对欧美研究成果缺少批判精神，存在简单照搬套用现象。中国许多学者具有美国学术背景，研究话语、风格和方法的美国色彩较强。这些研究视角和路径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需要，被动跟随和回应美国学界设定的研究议题限制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

第三，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人员比较分散，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团队建设的自觉意识淡薄。学术共同体内部缺乏理性严肃的学术争鸣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贯通不够，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或战略需求脱节，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不充分。缺乏对自身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力、有效性的客观评判与反思，势必导致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制约有效的理论构建和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创新发展的路径

创新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键，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无疑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任务。

第一，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当前，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世界推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面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变迁和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实践，迫切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来总结和指导。中国学者有责任以中国的理念传统和实践经验为资源，为理解和应对世界秩序变革提供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性、创新性发展，促进当下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转变成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球性知识体系。

第二，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国际社会风云变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理论发展上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运用新理念新办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既有的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因此，新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科学研判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逻辑，提出体现中国智慧和价值的新理念与新方案。特别要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等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倡议的研究阐释，不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第三，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虽然西方主流理论仍是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话语，但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的重要标示性特点。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丰富的全球治理实践和巨大的贡献成就、深厚的历史经验与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多年来学科建设的专业储备等，都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但目前仍需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主要探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转向阐释崛起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不仅要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创造理论学派的空间，也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突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和学科思维标尺，形成中国特色的基本概念范畴、规范术语、原则规律和内在逻辑，从而构建符合国际关系发展本质的理论体系。

第四，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高水平研究队伍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对理论自主创新极为重要。要树立学术共同体意识，加强核心团队建设，打造学科发展高地，完善包括学术队伍、学术协会、学术评价机制等在内的学科建设机制。在引导研究者拓展前沿理论视野、提升专业理论素养、增强规范方法意识的同时，注重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善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验、当代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范式相结合的研究者，特别要重视培育学科代表人物，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重要作用。

第五，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学术总是在交流合作中兼容互鉴，在论争交锋中创新发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地缘文化语境，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思想积淀和实践渊源；另一方面，对他国研究成果的借鉴可为完善本国国际关系学科、规范研究体系与范式方法发挥积极作用；而参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争论，则有助于本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发展。因此，要把中国学派建成一个开放理论体系，必须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辩论，以包容心态促进学术向前发展。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革命性的经验现实，并在生态环境、气候变暖、消减贫困等全球治理领域和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日益发挥主导性作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充满着期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交流和理性辩论中，突破西方既有的认知框架，应用中国的理论范式，回应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关切，充分展示当代世界变化的中国解释力，为全球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原创性的理论知识创建。

结语

历史表明，世界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人类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不断冲击着现有世界秩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国际体系，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与此同时，当今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宏大而独特的人类实践创新，处于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有效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积极有为，也必将给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广阔天地。对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历史性课题，以高度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知识生产，在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理念视角、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创新发展和世界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完善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