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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网络暴力成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2019-11-15敬琳黎鑫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19年12期
关键词:网络暴力意见领袖传播学

敬琳 黎鑫

【摘要】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民的言论自由在面对网络暴力事件时,往往会适得其反。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仅归咎于网民,作为新闻事件发布者和传播者的媒体更是责无旁贷。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相关机制的不完善,网民自我选择性的缺失等都是促使网络暴力现象猖獗的原因。

【关键词】网络暴力;传播学;意见领袖;舆论场

西北民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910742039

1. 我国网络暴力发展及现状

1.1 我国网络暴力发展历程

中国接入互联网25年来,从官方普及到普通民众,用户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较2017年末增加3.8%,互联网普及率达57.7%。在这样一种趋势下,网民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途径增加,热情也日益上升。曾经轰动一时的2006年“高跟鞋虐猫事件”和2007年“死亡博客事件”都发生在传统媒体为主流的时期,在当时作为网络暴力典型事件引起强烈的社会讨论。此后新媒体发展成为大势所趋,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普及、社交媒体热潮的兴起,为网络暴力的持续滋生提供了“肥沃的”栖身之地。

1.2 我国网络暴力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虽然网络暴力的形式变化不大,但其传播力度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提升。全民互联网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成年人每天花近4小时访问网络媒体。除去2017年网民热议的江歌刘鑫案,从2018年4月“王凤雅事件”、8月“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9月“网红殴打孕妇事件”、10月“杜雨薇抑郁症离世”再到2019年3月“埃航罹难女大学生”等,网络暴力事件在互联网上出现的越发频繁,而民众对之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就拿“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来说,直至2019年8月,网页搜索“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关键词,出现466000条相关内容。知乎关于“德阳安医生自杀事件”的提问回复者为3890人,最高获赞2.8万,总关注人数11737人。微博“德阳安医生”超话阅读量8506.6万,最新发帖为数小时前。

“网络暴力”作为年度热词的出现,足以窥见其影响力之大。即便目前学界对网络暴力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从互联网融入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媒介形式的更新换代来看,网络暴力事件早已在我们接入无线网络或是移动数据开始就在轮番上演。从文学圈到娱乐圈,从活着的人到死者,那些引起网民极大关注事件的主人公在“义正言辞”的声讨中几乎是“无立锥之地”。即将跨入2020年,迎接5G的今天,网络暴力趋向于泛娱化的谈资勢态,亦使许多危害藏匿其中。

2. 成因分析

2.1 相关媒体把关失效

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并未做到对事实真相的追踪调查、严谨对待,有时忽视了新闻信息的根本属性。互联网时代下,媒体间的流量竞争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安医生事件中,德阳爆料王发布出与安医生相关的新闻时,某些微博号对此事先后进行转发,某些微博号甚至写出了“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因发生碰撞,男子在泳池把小孩朝水里按”这样未经调查的定性标题。同年9月的“网红殴打孕妇事件”一经曝光,亦受多家媒体未经求证的转载。这实际上是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失责,即便是转载新闻也应一视同仁,对新闻事实进行核实。基于传统媒体本身有一定的媒体公信力,加上多方媒体的报道,使得人们对于事件的内容和真实性不容置喙,无疑使安医生等类似事件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介共振作为现今信息传播的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之中。“不理性”的媒体争先恐后地报道,使得安医生事件由最初的平行发展走向聚合,在形成媒体间的共振时也引起了网民舆论的共振。媒介共振让同质化的信息串联在一起,相似的信息密集传播,最终形成网民舆论的“雪崩”。使得媒体和民众的口诛笔伐最终成了安医生自杀的凶器。

2.2 自媒体的劣根性

扮演着“环境再构”角色的大众传媒是重要的信息源和影响源。自媒体的泛滥借力于传播方式的多种多样和传播效率的提高,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遭到削弱,信息传播的覆盖范围更广的同时也为信源本身的删减提供了可能。安医生丈夫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仅仅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朋友圈、qq群、微博上都出现了具有倾向性的相关视频。视频点击量在事件发酵之后直线上升,伴随的是民众舆论的升级和安医生及其家人信息的泄露。符合社会与受众的一般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的社会共识在自媒体的增长下打了折扣。因而在事件重要性排列过程中逐渐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和价值,反而将媒体人自身的倾向摆在首位。随着自媒体综合传播力的提升,新媒体场域话语权不容小觑的同时,自媒体行业良莠不齐的现象亦为人所诟病。从业门槛低,从业群体相对年轻,其专业化程度和责任意识都有待提高。

2.3 网民认知固定化和舆论场的下移

2.3.1 网民对网络暴力后果的认知程度有一定欠缺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样本分析,显示有80%的人对“网络暴力”一词是处于“比较了解”及以上的状态。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网络暴力这一名词的概念是有一定了解,但对于网络暴力所形成的相关影响的看法却是浅层次的、表面的。我们常常会将网络暴力下意识地视作“语言暴力”,忽略了网络暴力言论发酵后作为一把攻击的利刃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上乃至精神上的伤害,本文中因不堪舆论的压力而选择自杀的安医生便是其中一例。而近些年来,有关网络暴力的事件逐渐泛娱化,使得人们对于网络暴力事件出现了某些调侃的意味。埃航罹难女大学生背后部分网友的不堪言论便是如此。这种泛娱化不仅仅是个别自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还是民众媒介素养的缺失。而“评论”、“转发”、“点赞”等可供选择性的操作就恰好成为部分民众宣泄个人情绪的平台。

2.3.2 现有的“认知基模”将网民的角色认知固定化

众多网民依据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对某些社会角色进行片面化、刻板化的解读,并对其进行情绪化的评论。网民对人的某些社会角色始终存在刻板印象,在安医生事件中,“安医生作为医生、其丈夫作为公务员”的标签一经披露,便引起众多网民的恶意揣测,说明这样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该事件之外,去年的“网红殴打孕妇”事件所涉及的“网红”、“孕妇”两者之间的名词对比,经由心中正义感的驱使,片面的事件概览,便引得众网友侃侃而谈。

2.3.3 舆论场的下移,使民众成为舆论引导的主体

所谓舆论场,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是媒介场、心理场、社会场的集合。它可以划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主要是由政府、党派及其所管辖控制的媒体发声,具有一定的理性和权威性;而民间舆论场则是普通民众通过人际传播和网络传播对某一事件自发形成的舆论场域,通常在表述民众观点的同时缺乏一定的自我约束力。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同时,媒介使用者的基数也在增多。而“流量至上”的时代,网民除了以“语言”吸引他人眼球之外,更想寻得情感上的共鸣。此时,便捷的网络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机会,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形式,激励了发言人的同时也增进了网友间的讨论,因此事件发酵、舆论升级等现象纷至沓来,一时间舆论从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现有的舆论圈子化现象使民众的观念碰撞减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感增强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小范围的网络暴力。而模仿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在网络“匿名性”特点的荫庇下,也使舆论的规模渐长。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面对法不责众的境况便容易失效。

3. 对策研究

3.1 媒体:自省、自律、自强

3.1.1 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

媒体应该对自己所发布的每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非只是在事件反转之后道歉了事,而应吸取经验,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从而在传播的源头扼杀网络暴力。

3.1.2 做好媒介溢散到主流新闻的把关

互联网为边缘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所形成的边缘媒体网络使信息的传播更为便捷、迅速。媒介溢散应是积极的溢散,而并非引起不良舆论争论的溢散。因此,作为信息把关者的媒体人,每一级应具有对新闻真实和新闻价值的正确判断力,有效减少不实新闻事件的传播。

3.1.3 创新新闻报道模式,做有深度的新闻报道。

不论官方媒体有其自身的新闻报道系统,还是自媒体本身因争夺流量而形成的利益链条,都离“新闻”本身两个字越来越远。相反,深度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更接近真实,有助于切断不实报道的源头。而个别自媒体也应明确自身的定位,量力而行,不要越界。

3.2 政府:立法、执法并驾齐驱

制定“网络暴力”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媒体行业相关管理制度。据中国社科院主办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近三成青年曾遭遇过网络暴力辱骂,不仅如此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为28.89%。因此,相关网络暴力法律条文的制定,实际是阻止网络暴力发起人、盲从者不良行为的有力盾牌。

提高对网络暴力的官方宣传力度,使网民认识到网络暴力后果的严重性。基于网络暴力涉及范围本身的模糊性,网民很容易陷入“施暴者”的范畴。

加强对公民在网络上、现实生活中信息的保护。安医生事件事发的第二天,安医生及其丈夫的个人隐私遭到恶意曝光。事件反转之后,贴吧等网络平台也出现了涉事小孩及其家长的个人信息。由此可见,全面实施网络实名制的今天,公民信息保护更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相关的执法部门在类似的案件中,应迅速查明真伪。通过迅速且准确地介入,避免真相的“罗生门”势态发展,从而减少网民因对事件的过度揣测而引发舆论的升级。

3.3 网民:寻求网络中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点

大众传播营造出的“意见环境”影响和制约舆论的走势。不少网友在这样的“意见环境”中选择缄口不言的观者姿态,使得中立者的发声越来越小,多数意见占领舆论的上风口,“沉默”的扩散使得真相愈发遥远,所以适当的言论发表有时也是避免舆论一边倒的维持器。网民应该学会区分网络与现实,将网络暴力和现实中的软暴力相分离。做到网络与现实的理性区分,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后真相时代,人们的情感在诉诸感性的同时也应该诉诸理性。这些年来,随着反转新闻的增多,在事件没有比较清晰、明确的定论时,公众都应该保持理性,不盲目站队。真相和真实决不能够被立场和情绪所取代,尤其是在现今高速运转的信息传播、接收过程中。

4. 结論

安医生自杀事件沸沸扬扬没有几天便销声匿迹。大数据推送给我们的海量信息,很快就将安医生等各种网络暴力事件淹没。加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有效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将网络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参考文献:

[1]清博大数据,2018-2019年度互联网和新媒体趋势报告[R],2019

[2]高红玲,网络舆情与社会稳定[M],新华出版社,2011

[3]刘建明,“两个舆论场”若干歧义的破解[J],中国记者,2013,第1期

[4]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9社会蓝皮书[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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