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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的平衡策略

2019-11-15李景钢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渭南714026

电影文学 2019年2期
关键词:程勇我不是药神药神

李景钢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在娱乐风盛行的当今影坛,现实主义电影处于凋敝状态,然而在今年暑期档,《我不是药神》却像一匹黑马,昂然而出,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也获得了极高的票房。它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关注和讨论。现实主义电影到底应该怎样反映现实?关注现实主义电影发展的人们渴望从《我不是药神》中找到答案,一些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现实主义电影要获得成功,需要抓住现实的重大问题,需要吸引观众观看,需要通过电影局的审查。这就需要妥善处理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诸如娱乐与写实、揭示与肯定、平民与英雄、悲剧与喜剧等。《我不是药神》是一部用心之作,在宁浩和徐峥的指导下,第一次拍长片的文牧野导演经过两年精心琢磨,恰当地解决了这些矛盾,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娱乐与写实

当今时代,大众文化是主流,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主要功能被定位为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所以这些年,运用高科技制造电影奇观,费尽心思制造笑点成为许多电影的创作追求。从《甲方乙方》开始,《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人在囧途》《泰囧》等喜剧片都成为票房的赢家。

但是也有一些电影工作者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求反映真实的社会,表达人文关怀。他们秉承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记录当代人的困境和苦痛,希望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导演却很难赢得票房,《三峡好人》《钢的琴》《Hello!树先生》等影片票房都极其惨淡,还有一些影片根本就没有上演的机会。

也有一些电影人将现实主义电影和类型片结合起来,力图在票房上和社会功用上实现双赢。陈凯歌的《搜索》、管虎的《老炮儿》等影片都获得了成功,给现实主义电影的创新提供了一些经验。宁浩在看到根据卫勇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剧本后,很受触动,就把它推荐给文牧野导演。他们都看到这个现实主义题材反映重大现实问题,肯定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们认为电影必须有娱乐性,才能让观众和市场接受。因此,他们将现实主义电影和类型片相结合,采用了类型片一些成功的手法,既让观众直面社会现实,又能够获得审美愉悦。导演的精心设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观众纷纷走进影院,并且给予电影很高的评价。

二、揭示与肯定

这部影片揭示的是慢性白血病人的生存困境。一盒治疗这种病的格列宁售价高达四万元,而且只够吃一个月。他们为了买药,花光了积蓄,卖掉了房子,有的病人因为买不起药而悲惨死去。电影中多次出现让观众触目惊心的凄惨画面:白血病人都戴着口罩,憔悴不堪,眼睛里流露的是无奈和对活着的渴望。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电影有反映城市工人下岗的、农村凋敝的,而这部影片涉及的是几乎与人人有关的困境——看病难、看病贵。这样的题材几乎涉及每个人,真正触到了人们的痛点,肯定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不去描绘繁荣昌盛的一面,却选择这样的题材充分表现了创作者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非凡的勇气。

电影是一种公共艺术产品,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电影创作必须考虑如何减少负面影响。电影不能仅仅是揭露,还需要对社会给予应有的肯定。有的评论者尖刻地说:这部影片获得了令世人惊诧的商业成就,而“现实”并未因“现实主义”的名号而抵达,描述的依然是“理想中的现实”,或者“想象中的现实”。[1]诚然,电影对现实关系进行了处理,并非完全按照现实来写。导演经过反复的思考设置了两个反面,就是医药公司和真正卖假药的张长林。电影对他们进行丑化,他们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似乎是白血病患者不幸的制造者,从而成功地将观众的不满情绪引向他们。公安局作为法律的代表,因为医药公司的要求,也介入了这一事件。出于对法律的维护,公安局只好履行自己的职责,寻找药贩子。但是办案的警察曹斌却被群众的苦难触动,宁愿接受处罚也不愿抓药贩子。由于警察在情和法之间存在着挣扎,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虽然办案造成黄毛的死亡和白血病人的困境,观众也能理性地不把警察作为不满的对象。电影在讲述白血病人悲惨故事时并没有涉及与事件紧密相关的卫生、医保等部门,从而避免了将矛头引向他们。而且在最后,影片通过字幕的形式告诉人们,多地已经将格列宁纳入医保报销药品目录,群众再也不用吃高价药了,显示了政府在解决群众吃药困境上的努力,让人们看到社会的亮色。“任何成熟的商业类型电影,都需要在基于所处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安全框架内进行长期探索、调整和规范才能定性出类型模式。”[2]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片子才能顺利通过审查,得以公映,并且起到了应有的社会作用,促使政府关注高价药的问题。

三、平民与英雄

为了达到娱乐和载道的目的,电影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主人公:一个从平民演变为英雄的人。程勇在影片开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他生活窘迫,妻子和他离婚还要带走儿子,父亲患病需要做手术,他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他起初的性格和意识也是平民的。由于他窘迫的生活,赚钱改变生活困境是他的主要目标。吕受益的请求让他找到了解决困境的出路,于是铤而走险去印度带回了格列宁。在吕受益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几个帮手,开始了卖药。他虽然不乏对白血病人同情,但是更让他兴奋的是赚到了大把金钱。他卖药主要是为了自己,所以后来他看到继续卖药有入狱风险的时候,就转让了代理权,获得了200万转让费,改做合法的服装生意,没有太顾及白血病人的死活。

为了给他后边的转变做好铺垫,也表现了他的责任心和同情心,影片中他虽然生活艰难,但是想方设法给父亲看病,满足儿子的需求。他知道格列宁售价四万元,但是只卖5000元,相比于后来张长林接手后卖两万元,可以看出他还是有良心的。对于吕受益、黄毛、刘思慧和刘牧师,他也有同情心,很看重他们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吕受益死后,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特别是吕受益妻子和门外那些白血病人鄙视和愤怒的眼神,让他羞愧难当,他已经被绑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于是他决定自我救赎,重新到印度购药帮助白血病人。他不再以挣钱为目的,而是以成本价卖给他们,在批发价涨了之后,他毅然贴钱原价卖给他们。他为了帮助他们,冒着被抓的风险,最终被抓捕判刑。在情和法的冲突中,他实现了人性的升华,赢得了广大白血病人的崇敬,他们专程赶来排列在道路两边为他送行,在他们的眼里,他就是药神。程勇这个人物形象,既表现了平民的艰难和可笑,也展现出英雄的崇高。把这个人物形象与原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对他进行了加工,一方面把身份由企业主改为小店主,更具有平民色彩,同时由白血病人改为非白血病患者,更像一个英雄。这样的人物设计真实可信,很受观众的欢迎。

四、喜剧与悲剧

如前所说,这部影片的创作目的就是既要观众笑,也要弘扬崇高的品质,所以他们采用了喜剧和悲剧相结合的方式。以程勇举办告别宴为界线,前面是喜剧,后面是悲剧。但是也不是截然分开,前面喜中有悲,后面悲中有喜。

这部电影的喜剧性主要通过喜剧人物来表现的。程勇是主人公,他的喜剧性表现在他的外貌、动作、语言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喜剧性格。程勇有我们熟悉的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性格:欺软怕硬、占小便宜、得意忘形、精神胜利法,另外他也好开玩笑。“宁浩的独创性在于他的底层叙事中添加了从黑色喜剧中吸取来的小人物群像,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喜剧感也正来自黑色喜剧和底层喜剧的两种叙事传统。”[3]宁浩是电影的监制,文牧野受到了宁浩创作观念的影响,表现的也是底层的喜剧。

程勇生活在社会底层,他害怕那些比他强的人,但是也欺负比他弱的人。他打妻子,追黄毛,显得霸气十足。但是当警察的妻弟找他时,他吓得蜷缩在一角,一声不吭。两相对比,外强中干,让人好笑。程勇也有小人物容易张狂的毛病。格列宁打开了销路,大量的病人排队购药,人民币纷纷落入他的腰包。他顿时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当吕受益等人忙着卖药时,他却躺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做人的艺术”,装出有较高追求的样子,但是眼睛却洋洋得意地瞅着大把的票子。他戴着墨镜,带着几个人,不可一世地“检阅”从印度运来的药品。在舞厅里,他为了逼迫男服务生跳舞,甩出几把票子,把“土豪”的作风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也喜欢占小便宜。在帮助舞女刘思慧出了一口气后,他故意要送她回家,到了后,赶快脱衣服,想趁机占便宜。作为底层小人物,他大多时候是落魄的,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赢得胜利。与儿子吃饭时,儿子向他要钱买运动鞋,窘迫的他诱导儿子说出他不想让后爸买,从而获得了满足。他也有幽默感,同父亲、儿子在一起时,他都在逗他们,十分好笑。其他人物,像吕受益的畏缩、黄毛的杀马特发型和学狗叫、刘牧师的英语发音都让人感到好笑。

这部影片的喜剧形式还有节奏和声音。一些段落采用了快节奏音乐和蒙太奇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将程勇成为代理商后运药、看药、卖药的不同场景剪接在一起,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再加上带有印度风格的快节奏音乐,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人物得意兴奋的心情。

从悲剧的角度看,程勇和那些白血病人都有悲剧性。影片前半部展现的是白血病人的悲剧,吕受益是这些人的代表,他们因患病而陷入不幸的境地。观众看时会感到悲哀,进一步联想到自己,又觉得深深地恐惧。下半部是程勇和黄毛的悲剧,都表现出崇高的美。他们放弃了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帮助他人,让观众景仰、感动。

导演在一个悲剧故事中加入了喜剧元素,设置了很多的笑点和泪点,使观众在观影时,既能获得轻松的愉悦,又能体验到悲哀、崇敬等复杂的感受,实现了心灵的净化。

五、中国与印度

影片反映的是中国沉重的社会现实,也展示了印度的风情。印度歌曲、印度人和神、印度城镇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印度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地点,当然从叙述上看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印度元素的加入,增加了艺术效果。首先,在影片沉重的基调上点缀了轻松的调子。影片中,优美的旋律、飞扬的舞姿、奇异的印度风光,让观众暂时忘记了沉重的现实。其次,印度是信神的国家,影片中出现了湿婆和迦梨女神的像,她们都与生命有关,寓意生命的起源和再生。在神的启示下,程勇坚定了自己救人的信念,从而促进了人物性格的发展。

六、结语

现实主义电影直接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揭示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如果不顾及观众的娱乐需求,也有可能被忽视。饶曙光肯定了现实主义电影和类型片的结合:“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创作中,《药神》开掘现实的勇气和类型优化的智慧确为当下国产电影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现实主义并不拒绝类型经验和戏剧冲突。”[4]《我不是药神》兼顾了观众的娱乐和认识两种需求,在诸多对立方面,巧妙地实现了统一,赢得了普遍的喝彩,甚至直接推动了医疗的改革。除了前面提到的方面外,在感性与理性、长镜头与蒙太奇、明星演员与普通演员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希望电影工作者能够借鉴经验,挖掘有意义的社会题材,精心创作,推动现实主义电影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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