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邱平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关于“现实题材”的定义，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星教授认为“影片创作内容是表现当时社会状况和人们生活感受作为主题的电影，电影现实表现的核心是直面创作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生活的即刻面貌，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1]关于现实题材的电影，从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每个时期都不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出现，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但是仍然没有走出国产传统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套路。纵观中国现实题材电影发展的长河，大致分为四种表现形式：第一，创作者以平民化的视角，反映普通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2]；第二，根据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以国家叙事立场展现党和军队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用大制作、大场面树立国家形象、传递国家意志；第三，以国家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感人事迹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第四，由普通人身上发生的、能引起众人关注的特殊经历或代表性事件改编的电影。在这些传统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力求回避负面信息和消极因素，极力宣扬正能量和积极因素，往往避开了真实事件的主要矛盾，不能直击现实中的问题。其中，有大量写“英模”的影片，这些好人好事都给观众千人一面的感觉。另外，创作者过分拘泥于人物原型的所作所为，完全限制住了自己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使影片沦为素材的排列和堆砌，失去了电影的艺术感。而同样是取自现实题材，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不是药神》，完全颠覆了传统现实题材改编电影的叙事方式，凭借类型人物塑造与细节处理、类型叙事结构与矛盾设置、类型时间设定与空间位移、反英雄式的主题表达，增加了影片的深度和厚度，同时也拓展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一、类型人物塑造与细节处理

《我不是药神》中的主人公徐峥饰演的程勇有悖传统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高大全”的形象，他以反英雄式的小人物形象出现，没有事业、家庭破碎，然而一个卖药的契机使他由普通人转变为平民英雄。其人设很像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律师，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有点小聪明，只要有个商机就能发达起来。他们游走在道德的边缘，在私欲和公德面前徘徊，充分展现了人物的焦虑、困境和对人性的考验。程勇从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物转变成一个有温度、有良知的平民英雄，有几个关键的节点：第一，思慧把各医院白血病患者的群主召集到小饭店，程勇嫌他们不礼貌，要求这些病人摘口罩，当看到他们憔悴的面容时，程勇不情愿地给他们的药打了八折；第二，醉酒的程勇执意要送思慧回家，想和她发生露水之情。程勇兴奋地脱掉衣服等思慧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思慧病重的女儿，他放弃了对思慧的非分之想；第三，程勇因怕坐牢把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转给了张长林，吕受益断药后不愿拖累家人，自杀身亡，此事深深触动了程勇，完成了他道德观念的重构，转向了至善之路；第四，黄毛从最初为了求生去程勇那儿偷药，到最后为了保全程勇牺牲自己。他的猝然离世，更是程勇情感、良知全部唤醒的激发点……他从最初的贩药救父，到后来的贩药救人，主人公执着的行动力，闪烁着《永不妥协》中艾琳人性的光辉。整部影片可以说是主人公程勇一场自我救赎之旅，其他人物的光芒同样不能忽视。

吕受益是本片的关键人物，他推进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改写了程勇的人生轨迹。他是个乐观开朗的病人，他对生命的渴望来源于刚出世的孩子。关于橘子的细节寓意很深，在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他与程勇初次见面，摘掉了三层口罩，掏出一个橘子给对方，橘子含有维生素C，是白血病人需要的营养成分，另外就是橘子比其他水果价格低廉，暗示出他对进口便宜药的迫切需求；第二次，程勇去医院探望病重的吕受益，他虚弱地挤出一丝笑容并且继续招呼程勇吃橘子，此时的吕受益已经无法吃橘子了，这个场景展现了白血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勇也因此再次踏上了贩药之路，其中一个细节在影片中起到了精准的象征意义，就是他从药店出来，印度的街道雾气缭绕，预示着生命的终结；第三次，吕受益去世，程勇穿过送别的病友群，看到黄毛坐在楼梯上剥橘子吃，可以看出大家对他的怀念。吕受益把走投无路的程勇带上了印度贩药的道路，又帮助他结识了思慧、牧师、黄毛，组建了五人的卖药团队，他们有各自类型化的特点：黄毛少言寡语、很仗义，他对程勇每一次态度的转变，都是程勇心路历程改变的映照，程勇同样把他这样一个不回家的孩子引向归途。他的黄头发也成为程勇处处调侃的笑点，短发剪了，家成了永远到不了的远方。那一张沾满血渍的车票化成了一颗催泪弹，触碰着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夜店舞女思慧是社会的边缘人群，为了救治女儿，牺牲了自己传统女性形象去夜店跳舞。特别是当程勇砸钱要求夜店老板跳钢管舞的时候，思慧含泪大喊“脱裤子”，那一刻释放了压抑在她内心中的所有屈辱。思慧作为该片唯一女性角色的塑造，承载了社会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神父角色设计得很新颖，他是程勇跨国生意沟通的桥梁。这个角色承担了片中的搞笑功能，幽默元素是类型电影的重要标志之一。神父的戏份并不多，但是每一次出现都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尤其是他揭露张长林的骗局所造成的混乱场面，把影片的上半场在黑色幽默中享受生命的狂欢推向了高潮。通过塑造五个具有鲜明社会身份、个性的人物和细节的处理，展现了他们各自内心的冲突，进而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可视性。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绝对的坏人，如果要说“反面人物”的塑造就是曹警官、药企代表和张长林。曹警官其实也是反英雄式的人物代表，传统的警察形象是法大于情，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曹警官面对走私价格低廉的抗癌药却能治病救人的事实，他内心极其挣扎……当他亲临黄毛拼死保护程勇的场景，彻底摧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他决定退出彻查印度走私药的案件。关于药企代表，他只是官方的发言人，维护企业的利益，不存在人性的批判。最后就是卖假药的张长林，他被捕接受审讯时，都没有为了自己减刑去检举程勇，那一刻他也心存善念。当他向警察要一根烟时，这是典型要交代事实的情节，而他话锋一转说药是自己卖的，然后发出荒诞的大笑。此时此刻，在张长林的心中有贪婪的欲望，也有朴素的道德、良知，这种复杂心理、情绪的交织，才构成了一个丰满、真实的人。

二、类型叙事结构与矛盾设置

《我不是药神》在创作中借鉴了国外经典电影、当下流行电影的叙事模式，其中以韩国现实题材电影为主。“选择社会热点，巧妙取材；注重电影品质，夯实电影剧作基石；借用类型模式，强化电影体验；精心设计视听语言，完成电影叙事。”[3]本片在叙事结构上，按照内容节奏划分可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主要讲述的是在病人吕受益的牵头下，把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五个不同身份的小人物聚到一起，组成了卖药团，开启了一场充满喜剧色彩、为生命起舞的末日狂欢。影片中点也是全片的转折点，药贩子张长林的出现，改变了影片的情感走向，使影片的轻松愉快的氛围陡转直下进入下半场。下半场讲述的是散，五个人的团队解散后，大家开始各自的命运走向，整体影片风格随着故事的推进越来越悲。吕受益病情恶化，其妻子走投无路的惊天一跪，使观众泪如泉涌。接着，吕受益的自杀，曾经这么惜命的人为了不拖累亲人，“微笑着”选择了绝路，这个情节让很多观众泪流满面。最后，就是黄毛剪了头发决定回家之际，当他发现了警察，气喘吁吁故作镇定、笑中带泪地说了一句“痛快了”，为了保全程勇，他选择牺牲了自己，这一刻让所有观影人的感情都瞬间爆发了，甚至泣不成声……按照情节线索划分，可分为一条主线和三条副线：主线就是程勇历尽艰辛为白血病人走私价格相对低廉的抗癌药物，在这过程中他从爱财如命、自私自利的商人转变为乐善好施、受人尊敬的爱心人士。副线一，吕受益从一个求生欲望特别强烈的人逐渐失去了生的希望；副线二，黄毛因为得了绝症怕拖累家人，离家出走，程勇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决定回家；副线三，曹警官对走私药贩的追捕，从最初对药贩子嫉恶如仇，到得知这款药真能救命，便开始消极怠工，直到他申请退出这个案子。曹警官陷入情与法的矛盾冲突中，这样不仅可以丰富故事的戏剧性，还可以增加影片反思现实生活的厚度。由此可见，影片的主线和副线遥相呼应，共同推进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影片《我不是药神》用艺术化的手段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敏感话题，用戏剧化的手段强化矛盾冲突、增加戏剧张力，别具匠心地运用了类型叙事策略。片中引用了犯罪片、喜剧片的叙事方法：一方面，夸张、诙谐地演绎了五人卖药团齐心协力卖药的场面，带给观众轻松愉悦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巧用犯罪片造成主人公的心理困境程式，立体、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主要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植入了韩国现实题材的创作理念：首先，把现实题材的真实事件用戏剧故事去呈现，多角度、全方位去表现不同角色的社会处境，进而反映社会问题引发观众思考；其次，用娱乐化精神去疏导观众被压抑的情绪，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有态度、有立场，弘扬了积极正确的价值观。虽然程勇走私印度抗癌药，但是他的出发点是救人。即使曹警官消极怠工，最后退出抓捕行动，也表现了他身为执法者，法律无情人有情的一面。包括真正的贩卖假药的骗子张长林，被捕时，面对警察的严厉审讯也没有供出程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性的善良。考量影片是否弘扬了正能量，不在于一定要彰显国家形象，树立教科书式的道德人物，而在于透过影片反映的信息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反映社会现实，引发人们的思考，并且传递给人们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乐观的，提高他们应对现实的能力。

三、类型时间设定与空间位移

以影片故事发生的时空为基准，按照纵向来看，事件发生的时间是2002年。影片的创作者很用心，白血病患者的买药钱混杂着新旧版一百元，在那个时间段老版人民币仍在流通，包括建筑、交通工具等生活场景都符合新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就把观众拉回到十几年前，加深了影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影片的上半场停留在了2002年，转到影片的下半场就是一年后，以吕受益病危为分界点，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段，控制在一年，可以使叙事更加紧凑。

在横向来看，故事发生的空间从同域转为异域，跨国叙事。现实题材影片《我不是药神》在叙事上的另一个突破就是叙事空间延伸到了国外。在好莱坞的大片中，剧情设置几乎都会辗转不同的国家，为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国际化背景。影片的主人公程勇，为了救治生病的父亲，不得不远赴印度走私抗癌药，进而展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给观众带来了异域风情的奇观化效果。同域与异域之间的场景交错，加快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四、结语

影片《我不是药神》改变了中国传统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套路、主题立意和传播功能。它以类型化的叙事、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戏剧化的情节和艺术化的审美，不仅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肯定，同样感动了所有的观众，成为国民心中的经典。该片的热映，给电影的创作者们带来启示，一部卖座的影片，不一定是大制作，必须有明星、流量鲜肉的参与，更不一定有低俗的哗众取宠的桥段和血腥、暴露的镜头，最使观众感动的是故事主题所呈现的一种关怀、一种温暖和人性的力量。整个故事没有任何道德绑架也没有任何的说教成分，每个人物都有着自身的缺憾，感受着生命的无常，激发起人性的善念，然后无限放大，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爱的力量。

《我不是药神》这部直击社会现实的电影，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影片上映后，国家医保局立即表示：“加快对抗癌药降价的进程。”这样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经典影片，不仅实现了它的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同样也实现了它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