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我写作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所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七辑首发式后，一些公众号希望推介。为了配合，我讲讲它的写作与出版过程。这本著作为了照顾丛书体例，没有前言后记，这篇文章也算是一个交代。

十年前，我写了3万字的《〈羽书集〉与郭沫若的民众动员》，作为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论文，虽然我并没有选择郭沫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但对郭沫若的研究从此就开始了。

2010年，我以这篇文章去山东师范大学参加魏建教授召集的“郭沫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优秀青年论文奖，并结识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的李晓虹研究员。李晓虹老师诚挚邀请我博士毕业后去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并和其他两位馆领导顺利争取到进人指标。我在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当时郭沫若纪念馆的上级单位）的面试后，放弃了其他选择，进入郭沫若纪念馆，跟郭沫若研究就绑在一起了。

我到单位后，郭平英馆长推荐我参加了由清华大学薛芳渝教授代表中国老教授协会组织的《大师风范》的写作，我为该书写出了3万字的《郭沫若的学问与人格》。在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我对郭沫若其实了解不多，于是打算一边系统地去了解他的生平和学问，一边就着手写一部《郭沫若传》。

迄今为止，较有影响的郭沫若传首推1988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全书36万字，收入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到2000年已经印到36000册了，影响相当大。此后，又有好几本郭沫若传记出版，但篇幅都不太大，没有从容展开，影响也都不及龚济民等人的《郭沫若传》大。前年刘禾教授到清华大学举办工作坊，贺桂梅教授和我都参加了，她在闲聊时提及学界需要一本好的郭沫若传。此前也有很多朋友都曾要我推荐郭沫若传，我一般会推荐龚济民等人的《郭沫若传》，但这本传记出版已经30年了。这30年来，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献史料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学界对郭沫若思想和著述的研究也有了很大推进，我们知道了很多过去不曾知道的郭沫若生平细节，对郭沫若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学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写一本够分量的《郭沫若传》恰逢其时。

写完《郭沫若的学问与人格》后，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郭沫若年谱长编》是2002年启动的，编撰队伍集中了当时郭沫若研究界的十多位知名专家。我到郭沫若纪念馆工作时，《郭沫若年谱长编》的初稿已经有了。40年代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翟清福、杨志清两位先生编撰，由于他们年龄都很大了，没有足够的精力修改，课题组让我接手修订。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常常去国家图书馆查找这一时期郭沫若所有著作的原刊、初版本以及其它相关资料。我也比外界更早地读到了《郭沫若年谱长编》全稿，它收录了很多此前未曾面世的郭沫若佚诗、佚文、题词、书信、日记、档案资料和未刊稿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这让我对郭沫若生平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

负责《郭沫若年谱长编》协调工作的郭平英老师和李晓虹老师曾带我去主编林甘泉先生家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凭着茶几修改样条。去年得知林先生去世后，我头脑中就不时闪现出这温馨的一幕。我们还拜访了郭沫若的秘书王戎笙先生、《郭沫若书信集》的编者黄淳浩先生、长期研究郭沫若考古和古文字学的王世民先生、长期研究郭沫若史学的谢保成先生。这在期间，《郭沫若学刊》主编王锦厚先生常常托我去国家图书馆帮他找资料，我们像上个世纪的学者一样用笔在纸上写信，通过邮局寄送，也常常通电话谈对新发现材料的解读。黄侯兴先生喜欢把我叫到他家里，打开一罐啤酒，便喝便聊，话题自然也离不开郭沫若。他直率地说他没有弄明白郭沫若对儒家态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而且希望我接续他的《郭沫若研究管窥》写一本《郭沫若研究通史》。这些老先生都坦诚地和我交流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和思考的问题，并将对郭沫若的热情传导给了我。他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写他们想写而没有精力写的东西。

2013年底，郭沫若纪念馆申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郭沫若全集·补编》，计划用5年时间编出《郭沫若全集》未收的诗词、文章、翻译、书信、古籍整理等共27卷。我负责4卷集外文的收集、整理、编纂及整个工程的协调任务。为此，我除了阅读到项目组成员收集到的郭沫若集外作品外，还有幸读到一些郭沫若纪念馆馆藏的郭沫若未刊文稿和往来书信。我们有规定，这些未刊稿在这套书出版前不能以个人名义使用，尽管不能直接引用，但阅读过程增加了我对郭沫若更深一层的了解，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郭沫若有帮助。几年前，郭平英、邱禾、李晓虹老师发起编辑十卷本的《郭沫若书法全集》，我参与其中。郭平英老师交游广，各地新发现了郭沫若的书信、题词、书法作品等，一般都会告诉她。她好几次出京考察时都让我陪同，我从中受益良多、积累日丰。

在大量阅读郭沫若作品和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不断追问：郭沫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评价？很多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对此一般都能说上几句，但是否有依据，是否准确可靠，是否公允，大都需要打个问号。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是在大众传媒，还是学术圈内，郭沫若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很多有关他的描述似是而非，或不全面，或不准确。既然比绝大多数人掌握的材料都要多——现在对郭沫若真正了解得比较全面的，恐怕全世界也不到50位——我觉得我有义务把我所知道的郭沫若写出来和学界及大众交流。我一方面努力撰写相关的学术论文，把郭沫若的思想演变、郭沫若的著述动机等课题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也想完成我构想中的郭沫若传记，完整而简洁地描述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及性格，让对郭沫若所知不多的人能够有一个了解他的途径。

我期待的写作机会终于来了。“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的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0世纪只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冰心等十来位入选。“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出版说明》）。中国作家协会挑选作者十分严格，就我所知，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的很多作者就都是一时之选。丛书自2012年开始陆续出版，在读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李晓虹老师得知丛书信息后十分重视。2014年，她带着我认真写了《郭沫若传》的申报书，申报书包括我们的主要思路、章节设计和作者介绍。我们写写改改，花了不少时间，所幸的是顺利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评审。我们最初计划合作完成，我写1949年前的郭沫若，她写晚年郭沫若。但不久项目组告诉我们，为保持写作风格的统一，这本传记只能独著，不能合著。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希望李晓虹老师独自完成。李晓虹老师犹豫再三，决定退出，由我单独写。她说自己已经退休了，有没有成果无所谓，而我还年轻，在郭沫若研究上刚刚起步，需要写一本郭沫若传。如此提携后进，在我认识的当代学人中也不多见。我满怀感激，加快了写作进度。

郭沫若争议很大，很多人对他尽管只知道一星半点儿，就已经要去评论几句。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对我的传记写作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传主争议不大，那是一种写法；如果传主争议很大，那可能就得另一种写法了。这次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零度写作”，也就是作者不发议论不抒情，只是从大量资料中选择那些最有意味、最生动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凸显郭沫若的个性、追求和思想。至于郭沫若的个性完美还是有缺陷，他的追求合理还是不合理，他的思想偏激、驳杂还是纯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对还是不对，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我都不评判。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我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评判。我只是呈现相关细节，以及这些细节的前因后果，让读者从我的呈现中去体悟、去衡量。读书界只有对郭沫若的人生道路和相关著作有了基本共识，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就郭沫若进行对话和思考。这本传记的首要任务，就是希望阅读过它的读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于郭沫若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

这本传记写作的另一挑战，是郭沫若涉及文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我在很多领域的知识筹备不足。已经出版的郭沫若传记，《郭沫若评传》的作者谢保成是历史学专业出身，这本书的另一名字为《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主要侧重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其它几本郭沫若传记的作者都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些传记在写到郭沫若的历史和古文字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活动时，就显得较为薄弱了。所以已有的郭沫若传，在叙述传主的精神活动时，实际上都是有偏颇的。我的专业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我对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小说可能有一定的了解，而对郭沫若的其它专业领域，有些我还真没弄懂。但一本优秀的传记必须写出传主的主要精神活动；回避问题会留下遗憾。我仗着自己年轻，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共8卷）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共10卷）一字一字啃下来了，也读了不少他的同时代人的相关研究，以及学界有关他的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著述，尤其是林甘泉先生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对我帮助很大。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这本传记有意平衡作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和作为古文字学、历史学专家的郭沫若之间的叙述比例，以弥补以前的郭沫若传记或偏于文学，或偏于史学的不足，比较全面地呈现郭沫若的精神和学术世界。

郭沫若从小熟读传统典籍，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他在日本生活了20年，能熟练使用日语、德语、英语等语言，他阅读面十分广，不仅引领了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发展，也站在了日本、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学术前沿，他的思想和学问不仅是跨专业的，也是跨语际、跨文化的。要真正了解郭沫若，懂得郭沫若，需要阅读他读过的书，熟悉他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这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第一外语是英语，看英文著作还不时要查字典，断断续续自学了一点儿日语，尚不能独立阅读文献，至于德语，还没开始学呢；传统典籍，我主要是十多年前着力学习过一段时间，这十年来囿于专业范围，毫无进展。对于郭沫若曾经熟悉过的文化世界和社会历史环境，我更多的只能通过郭沫若的眼睛去看，郭沫若是我的望远镜。而真正要对郭沫若做出更深入地研究和书写，需要把郭沫若放在四面八方打过来的聚光灯下。但四面八方的聚光灯很难在我的知识结构中生产出来，也很难安装。我虽然努力在补课，但要真正有所成就，只能有待来日。

2015年起，我连续四年组织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青年论坛，阅读了上百篇最新的郭沫若研究成果，我也参加了不少学术会议，帮一些知名学术期刊组稿和审稿，并通过这些途径和学界广泛交流，这为我写作传记补充了不少养分。

我一边要努力面对挑战，补齐短板，一边也就写下这本传记。2017年春天，我完成了50多万字的初稿，发给李晓虹老师审读。3月7日，她回复我邮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建议我送郭平英老师审阅，仔细打磨后“一定要让它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传记。”郭平英老师做事十分认真，我刚到单位时，有一次她拉我设计展览，为了选一块展板的颜色，调整字体字号，我俩从下午忙到晚上9点，最终她还是不满意。我论文写好后习惯请她看看。她身份特殊，对我的观点一般不干涉，倒是会帮我斟酌不少措辞和标点符号的使用。这次我怕耽误她太多时间，一直犹豫着，经李晓虹老师提醒，我送她把关。她很乐意接过我的打印稿。一个多月后，我们三人开了个小会，讨论了书稿存在的问题。我在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又修改了半年。10月份，李晓虹老师代我把书稿寄给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收到书稿后，送两位文史专家评审。2018年4月23日，作家出版社负责协调这套丛书的原文竹老师发来刘彦君和王必胜两位专家的审读意见。

刘彦君老师认为，书稿“根据真实的历史事实，当时的时代情境，以及著者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如实记录，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一个热爱读书写作、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同时具有百折不挠顽强生命意志的智者形象，给读者以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濡染，显示了一种学者做传的严谨态度。”“宏富而全面的资料占有，成为这部著作真实性、科学性的基础和保证；不仅如此，著者在材料的处理上也颇为严谨。”“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当今一些传记作者易犯的‘从想象到想象’的空洞弊病，同时也避免了前人一些传记作品重前半生轻后办生，重文学创作轻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偏颇。”

王必胜老师的意见为：“本书写作特点突出：扎实的考索，畅达的论述，理性的剖析，是一部较有学术性和个性风格的传记。依时间为序，展现一个革命活动家与文化大师不凡的人生，折射出现代文化进取中积极奋斗的精神性格和复杂的人生图景，并勾勒出现代文化史的若干面貌。”“作为一个名重位高，接续现当代的时代人物，一位有贬有褒、在政界和文坛的活跃人物，其传记已多达数本，因此，这给新进的写作者带来一定挑战，史料的挖掘，论述的深入，评价的得当，都有相当难度。这些在我所看到的本丛书的另几本中，不乏其例，至少超越原有的人物传记，鲜有令人满意者。此一作品，我以为做到了超越，有其新面貌。”

当然，两位老师也提出了需要修改的地方，王必胜老师就认为：“太长，太细，太过于使用所有的材料”，“建议大可割爱。叙述的节省有时候会更好的效果”。

对于这些意见，我认真吸纳，又花了近两个月时间修改，减掉了4万多字。书稿标题名为《文坛赤帜：郭沫若传》，全书分为15章，每章下面不分节，章的标题大都取自郭沫若诗词。《屈原》在重庆上演后，陈铭枢作《观沫若所编〈屈原〉剧感赋》七绝两首，郭沫若于1942年4月18日以《次韵赋答真如》为题唱和两首。第八章标题“誓把忠贞取次传”，就取自《次韵赋答真如》第二首的第二句。这章主要写郭沫若创作抗战历史剧和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过程和观点，在我看来，“誓把忠贞取次传”恰好表达了郭沫若这些历史剧和学术研究的写作动机。第十三章“文章翻案有新篇”这一标题取自郭沫若创作于1959年7月的七言律诗《访奉先寺石窟》的最后一句。这一章集中写郭沫若1960年前后创作《蔡文姬》《武则天》、研究和点校《再生缘》、写作《读随园诗话札记》的过程，这几部著作都有翻案的意味，所以用这个标题来提纲挈领。其余各章标题大都类此。但也有个别标题是将郭沫若诗词中的句子进行了糅合，如第五章的标题“爰将金玉励坚贞”就是从郭沫若题写在《金文丛考》标题页背面的最后两句“爰将金玉，自励坚贞”中化来的。

修改稿提交后，编委会建议改题为《女神之光：郭沫若传》，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作家出版社安排江小燕老师担任编辑，她编得很认真。我们多次邮件往来，修改了一些措辞和标点，最终全书定在了49万字。开印之前，我又花了整整三天阅读并修改了样稿。

就在我修改样稿的时候，黄侯兴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在忙些什么，我回答说在修改《郭沫若传》的样稿。他略微顿了一下，说既然写了，那就罢了，但他是不建议写的。他于是说，当年他在王瑶先生的建议下步入郭沫若研究，需要选择突破口，他也考虑过传记，但后来写了《郭沫若的文学道路》《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等著作，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写郭沫若传，因为郭沫若一生中有很多说不清的地方，说不清还写他干啥呢？差不多同时，郭沫若纪念馆的老馆长、86岁的雷仲平先生打来电话，声音洪亮地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主要告诉我郭沫若流亡期间和中共党组织可能存在的关系。这在以前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及，雷老所说的是他从亲历者那里听来的，缺乏白纸黑字的确证。而郭沫若长期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很多时候的行动是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这给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两位老人的电话让我心虚。尽管这本传记的写作断断续续花了好几年时间，熔铸了好些师友的心血（我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但无疑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地方我预先解释一下。我用的郭沫若著作，凡是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如果没有大的修改，我基本使用《郭沫若全集》版。有些郭沫若研究者介于郭沫若的很多著作曾经反复修改，所以提倡使用初版本。但我觉得只要没有大改动，应该尊重《郭沫若全集》。我现在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补编》和《曹禺全集》，体会到了编全集的不容易，我对全集的引用，也算是对前辈劳动成果的尊重。此外，虽然我努力了，但学识毕竟有限，不足之处肯定很多，况且郭沫若还有很多未刊文稿，大量档案尚未解密，等这些新材料出来后，这本传记呈现的“郭沫若形象”可能就需要修正补充了。任何著作都是阶段性的历史产物，所以我诚挚地希望读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不足，这不仅有助于在交流中加深我们对郭沫若的理解，对今后这本传记的修订也有帮助。

这本传记写完后，我感觉我的郭沫若研究才刚刚站到了门口，尚未升堂入室。由于今年我到好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讲郭沫若，讲稿在网上刊布和被转载后引起了较大争议。有些师友对我的学术发展抱有较大期待，所以善意告诫我，希望我和郭沫若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格局能更大一点，也能少些非议。他们认为保持距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从作家论和个案研究中跳出来，以问题意识带动某些重要现象的研究，或是考察和郭沫若有关系的其他文化人，以形成整体性的视野；另一种方式是不要以郭沫若的眼光去评判郭沫若及他的时代，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郭沫若。有位老师还告诉我，千万不要被贴上“郭沫若专家”甚至“郭沫若辩护律师”的标签，一旦贴上，学界对你的印象固化了，将很难改变。由于这些意见来自我十分尊重的师友，给我很大触动。尽管我刚进入郭沫若研究的门口，和两家出版社签订的两本有关郭沫若的研究著作还没有出版，一些论文也有待修改结集，但我可能真的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研究格局，调整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而具体怎么改变和调整，尚在困惑之中。

最后我还想感谢一下我在郭沫若纪念馆的领导和同事们，尽管我也担任了一些行政工作，但大家尽量替我分担，给我提供了一个静心读书和写作的环境。也要感谢我的妈妈和爱人，他们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的重任，这样我晚上回家后还能挤出一段时间读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