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俐

（乐山师范学院 文新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灵秀的峨眉山下，浩荡的大渡河畔，孕育出旷世奇才郭沫若。1781年，郭沫若祖辈由福建迁蜀，几代人经过百余年的奋斗，郭氏家族不仅在峨眉山脚下的沙湾小镇扎下根来，而且发展为“一举一动影响全乡”之望族。郭沫若家族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仅顺时应变、艰苦拼搏、成为家道殷实的小康之家，而且成为重视礼义教化、族训家风、全乡望其项背的诗书之家。郭沫若在成长过程中，祖辈忠孝节义的传奇人生，浓郁的家风家教熏染，对他成为一代文化巨匠的性格和风范产生了极大影响。1930年代，郭沫若的父母先后离世。1939年，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返乡奔丧，祭奠父母，郭氏兄弟将父母祖辈的德音慈影记录成文，留下《先妣杜宜人事略》《祭母文》《家祭文》《先考膏如府君行述》等反映郭氏家族家风祖训的祭祀文辞，先后由郭沫若兄弟编排、结集成《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1932）《德音录》（1936）出版。这些文献一方面记录了郭氏家族的发展历程，颂扬了祖辈特别是郭沫若的父母身先示范、践行中华传统美德的种种言行，特别是母亲杜氏夫人宽容大度、辛劳抚恤孤苦、严慈相济、勤俭持家、淡泊静心的慈祥之容、仁爱之举。另一方面也是郭氏兄弟面对祖先，躬自反省，检讨自身在忠孝节义方面的差距和过失，以励将来的庄严承诺。这些祭祀文辞保留了大量的郭氏家训，这些家训承载着了许多道德修养和人伦规范的道理，还有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戒律，示之以后辈效仿，以传承清廉、崇善、诚信、和谐之家风。由于中国家国一体的传统观念与结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家之基础；家风的好坏就事关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个人修养也事关社会治理，民族昌盛之大体。重温郭氏家族这些家训和家教，对于今天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和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②

郭沫若的曾祖父郭贤琳（玉楼公）曾留下遗训：“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郭家子孙将其刻在新修的房屋的大门上，作为家人常诵常记的家训。郭沫若家族的几代人谨记这一格言，并且落实在各自的行为规范中。至郭沫若兄弟辈，虽然性格有别，秉赋各异，命运不同，但一直以来却遵守遗训，兄弟间互敬互爱，倾情相助，共渡危难时刻。

大哥郭开文(1878-1936)率先以身作则，为弟妹们作出榜样。郭开文，号橙塢，少时聪明好学，被乡人誉为“神童”。1904年考入四川省东文学堂，这个学校具有留日预备学校的性质。学习一年毕业后,于1905年由省官费资助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法制经济，肄业后回国。时清政府已废除科举，郭开文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相应资格考试，钦赐法科举人。之后，郭开文在北京和四川的政界、学界、军界辗转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清末民初，同时在四川好几所法政学堂讲学。辛亥革命后任四川政府交通司司长，川边经略使尹昌衡的驻京代表，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秘书长，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等。自从1913年12月郭沫若在北京与大哥分别后，直到1936年郭开文病逝，二十多年间，兄弟二人始终末曾再会。

郭开文勤学精进，多才多艺，精于做诗、绘画、篆刻、书法、古语言文字等。不仅给少年郭沫若带来旧学新知，而且在弟妹的生活及前途方面关心备至，提携有加。郭沫若之所以能留学日本，郭开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郭开文一根金条，解决了他去日本的旅费，以及刚到日本的安置费及生活费，让郭沫若在日本半年的衣食无忧。留学期间，在经济上也是主要由郭开文资助。沫若在日本同安娜结婚后，开支更大，当时大哥每月所得仅大洋160元，要给沫若汇去100元，自己只留下60元俭省使用。有两次沫若来函告急，大哥把多年积蓄的黄金兑换后给沫若汇去，一次10两，一次7两。骨肉之情可谓至矣，尽矣。郭开文对胞弟郭沫若（开贞）的提携与资助，使郭沫若终身难忘。1939年3月郭沫若回到乐山沙湾探亲时，手书郭开文大哥集陶句“清谣结心曲，真想在襟里”，奉送胞弟郭开运。就在这一年5月，郭沫若父亲逝世，郭沫若再次返乡祭奠父母，他又在大哥郭开文留下的诗文手稿册上题诗一首，表达他对大哥深情缅怀：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滤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铁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雄诵一潸然。

郭沫若的五哥（大排行）郭开佐，字翊新，1904年入成都武备学堂，1907年毕业后咨送日本东京学习军事，调查军制，后转入普通学校就读三年肄业，与后来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王芳舟）曾是同学。1910年回国。先后任乐山县警佐、成都警备队员养成所所长等职。后因要侍奉高堂双亲，挑起郭氏大家族生存延续的重担，于是退而回沙湾老家经商兼中医诊治。

1942年8月郭沫若和于立群参与集资，开办了群益出版社。郭开佐的独子郭培谦时任文工会主任秘书，担任群益出版社的首任经理。出版社开办之初资金十分紧张，郭培谦通过夫人魏蓉芳向父亲，也就是郭沫若的五哥郭开佐求援。郭开佐毫不迟疑地寄上了600元。后来郭培谦为出版社经费几次向父亲要钱，有一次郭开佐甚至卖了稻谷紧急筹钱，寄往重庆。

郭沫若的幺弟郭开运，为了照顾高堂父母，守住乐山沙湾老家根基，在郭家老宅度过了一生。郭开运以行医为主，兼做山货之类的小宗买卖。为了支持郭沫若的事业，他也慷慨解囊。抗战之后，郭沫若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庭开支又很大。“从1945年起至1946年间每年两次，每次都是开运400元，四姐郭麟贞200元，寄往重庆天官府。郭沫若于1947年离开重庆去上海转道香港后，同样汇去400元，四姐200元，寄上海郭宗伟侄，买成什物，再转交沫若兄收。这些为数不算多的钱，为解决沫若兄一家的生活，为支持他的事业，起了不少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家庭经济情况好转，他反过来资助家中兄弟及子侄孙辈。1954年及1960年代前后困难时期，开运生活收入比较拮据，郭沫若先后几次寄钱给开运，有时30元，有时50元不等，这在当时可算解决了大问题。特别是在开运晚年体弱，郭沫若一连两次给开运寄来人参，藏红花，钱50元，叫他补养好身体。1971年开运头顶患癣疮，身肿，沫若得知后寄去药方说明：“用嫩桑叶磨细敷患处!可望能好”。开运去世后，还按月给弟媳魏风英寄生活补贴费10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四姐麟贞、七妹葆贞被划为地主，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限内缴纳减租退押的钱款。他们当时都没有办法马上凑足这笔减租退押款。郭沫若知道后，及时给他们四人寄了钱，交齐了要求退赔的资金。

1962年12月4日，培谦在主持维修乐山大佛的工作中不幸因公殉职。刚毅内敛的五哥开佐身心受到重创，也于1963年不治病故。郭沫若来信寄来钱款，偿还了五哥的旧债。郭沫若的侄孙女们回忆：

后来，郭沫若一直接济我们，每月寄生活费15元，每次由于立群寄到郭远惠工作的乐山金刚砂厂。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家里的各种衣物，包括郭老和于立群穿过的衣服，都寄到我们家，由我们兄妹分着穿，记得八公公曾送我们一床俄罗斯的毛毯。那是他访苏时带回来的。还有他老人家穿过的一件对襟蓝布衫，于立群曾穿过的一件墨绿色的缎面衣服，我非常喜欢。

郭沫若兄弟之间患难与共，一家有难，兄弟们都鼎力相助，共同度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用兄弟情谊践行了“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的郭氏家训。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③

中华文化讲究祖先信仰，祭祀成为敬畏宗族和祖先的宗教性仪式。由此仪式强调宗族成员宗族意识、故土意识和集体归宿感，同时也通过祭祀等仪式和宗族和祖先的戒律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以形成家庭和社会活动和谐有序的格局。

郭沫若祖辈原在福建汀洲宁化。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后，福建的移民也将故土的对著名乡贤神灵妈祖信仰带到四川，建之以天后宫供奉。天后宫既是福建移民聚集的会馆，又是祭祀乡土神灵的宫庙。庙中均置有天后及乡贤塑像，以供同籍乡人祭拜。通过庄严的祭祀活动，使人们在追忆故土神灵乡贤的过程中，寻找到共同的归属感，进而产生宗族成员间的凝聚力。

郭沫若父母遵循祖训，将这种祖先和宗族信仰完全内化在生活的点点滴中。郭沫若的散文《芭蕉花》中曾记载：因为母亲长年受晕病的困扰，中医认为芭蕉花可以治这种晕病。他和哥哥发现天后宫有他们遍寻不得的芭蕉花时，哥俩欢喜极了，两人费了很大力气，翻窗进去，摘了那朵能为母亲治病的芭蕉花。非常高兴地献到母亲的床前，以为母亲会夸奖他们。谁知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外，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害母亲大大生气，而且被父亲拉到祖堂上，受到平生第一次严厉的处罚。天后宫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在家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神爱”可以超越世俗之爱，这使郭沫若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的父母相继去世，郭沫若兄弟严格按照儒家传统，进行了家族成员间盛大的祭奠活动。很有意思的是，这次父丧，从其父7月5日逝世开始，到12月丧事处理完毕，竟用了一百多天。郭沫若严格按照当地极其纯正的乡风民俗，来操办这场丧事。特别是其中的启祖、朝祖、祭祖三天大祭盛典，排场之大，叹为观止。郭家聘请当地有名的学者文人，如著名的理学大师、复性书院院长马一浮先生及当地知名秀才作为礼官，设置了讴诗、读礼、讲书、书主、点祖、三代宗亲等仪程，并请了古乐队。特别是曾经被郭沫若在自传中“幽默”过的小学老师帅平均先生（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的高足，曾留学日本）作讲书官，专为郭氏子孙讲“孝”道一小时之久。郭沫若“匍匐台前，感泣而极”。仪式的高潮是“家祭”。以白话新诗而闻名于世的叛逆新诗人，这次却以最纯正的传统祭文形式，用文言文接连撰写了《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家祭文》等祭奠文。郭沫若在文中以最正统的宗法伦理道德为准绳，回溯自己一生的行状，其间充满着对自己有悖于家庭伦理的反省、自责、忏悔的告白。

民间祭祀仪式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一种程序化、象征性的表演活动，表达同一族群或社群的文化崇拜，通过文化崇拜完成社会控制功能，建构旨在约束族群成员言行的禁忌体系和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由于家国一体的观念，在特定地历史条件下，这种通过祖先祭祀仪式强化的宗族信仰完全可以上升为国族信仰。这一场郭氏家族举行的丧葬祭奠活动，是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是在捍卫和复兴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的背景下进行的，于是这场家族祭祀活动就有了非凡的国家意义。由于郭沫若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影响，这场家族祭奠活动持续四月之久，有“上至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等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在这场仪式中，孝与忠打通，家与国一体，个人之父转化成为民族列祖列宗的象征性符号，转化为效忠于国族的宣誓仪式。其间民族正统的儒家文化再一次得以强化，民间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因这场盛大的葬礼而沟通、融合，显示出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御外侮的民族意志。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子孙勿得废读

勤俭黄金本，诗书丹桂根

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

重文化，将读书作为修身做人之本，是郭氏家族一贯宗旨。为了培养家族子弟，郭家经济稍有基础时，就办起了家塾绥山山馆，吸收郭姓子弟入塾读书。到郭开贞（郭沫若）这一代时，郭家已经出了三个秀才级别的文化人：大伯父郭朝翰、郭沫若的堂兄郭开俊（郭沫若二伯父郭朝瀛的长子），郭沫若的胞兄郭开文（后获法科举人），还有一个武秀才郭开杰（郭沫若二伯父郭朝瀛的次子）。

到了郭沫若这一辈，母亲杜氏夫人更是重视对子女的诗书之教。郭母杜氏夫人出生诗书之家、官宦人家。父亲杜琢章，号宝田，四川乐山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清咸丰八年(1858年)，任贵州黄平州知州期间，苗民起事，攻入州城，杜琢章拼杀战死，“全家殉节”。战火中只有小女儿杜氏得乳母之助侥幸逃脱。16岁出嫁到沙湾郭家。杜氏天资聪颖，加之书香门弟的耳濡目染 ，她竟能读弹词、说佛谒、吟唐诗，是郭沫若童年诗教第一课的“启蒙老师”。

郭氏家族的私塾“绥山山馆”在塾师沈焕章先生离去后，曾停办好些年。1946年初又重新开办，请来的老师是郭开佐第一任夫人王师蕴的胞弟王师齐，王师蕴即是郭沫若在自传中曾深情的提到过这位“五嫂”。也是民国乐山县城文化名流王畏岩的女儿。1947年，郭沫若和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商议，由几兄弟及其大哥郭橙坞的长女郭琦共同出资，定名为“橙坞奖学金”。奖学金的主要目的一是缅怀他们的大哥郭开文（橙坞）对他们弟兄几人求学成长的支持和帮助；二是激励家族的后辈勤奋好学，长大成才，报效国家、建设国家。“橙坞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由开运主持。凡沙湾姓郭人家的后辈。念初中和初中以上，以及在外求学的学生，学年成绩各科及格乃至优秀者，均可获得不同等级奖。奖品为稻谷，领奖地点：沙湾郭家祠堂内。“橙坞奖学金”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郭开佐的长孙郭远铭各科成绩均优秀，只因体育不及格，也未能获得奖学金。1947年至1949年，“橙坞奖学金”共颁发三次。这三年间，有郭氏族子女三人得奖。

郭沫若兄弟也非常热爱家乡的文化事业建设。1917年，沙湾镇有了第一所学校——“沙湾小学”，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郭沫若的元弟郭开运。郭沫若也非常关心沙湾小学的建设。几次为沙湾小学题词。1938年夏，当时的陈磬人校长请郭沫若的胞弟郭开运先生手书郭沫若的《少年先锋词》：

大家都有过少年时代，我们自己的少年时代是在无意识中过去了，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少年，少年应该珍惜今天的时代，这是民族的的命脉，文化的源泉。要有能够担当一切的少年，然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文化才有推进的可能。目前和今后的我国，是须（需）要大材的时候，大材总要在自由的空气里才能蓬蓬勃勃地生长，若要无理地加以拳曲，使之就范，最大成功只能收获些粉饰庭园的盆栽，于建国是毫无用处的。

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

唯心净土，自性弥陀

佛在灵台莫远求

“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是郭沫若父亲郭朝沛先生留下的家训。郭沫若的祖父郭明德为人豪爽，仗义疏财，郭沫若的父亲辛苦经商，所得资金，全数上交父亲明德公。乡人每看到郭父做生意归来，就都跑来郭家请求周济，郭父毫不推辞，有求必应。郭沫若的祖母多病，郭父为治母亲的病，逐步地精通中医诊治，他常常为乡人处方看病而不收费用。而且“好施与，自成年以至衰老，办赈平籴，施棺送药诸善举，终身行之不倦。乡中公益事，其大者如兴学校，设义渡，造桥梁，辟道路，及治安消防等设施，率首倡而促成之，世颇称沙湾为铜河中之文化乡镇者，有以也。”郭沫若母亲杜氏夫人同样乐善好施：“亲邻有孤孀不能自存者，必省衣缩食相周恤，或季节馈遗，或按月赀给，岁以为常。其缓急告贷与公益慈善来呼将伯者，有求未尝不予，予之未尝不丰。城市戚友，避匪难来投止，则分舍下榻，甘苦共，以待事平，久而弗倦，务厌塞其意以去。”

郭家五世同居，郭氏先祖强调善行的积累和代代相传，和佛教轮回说有些相似之处。郭沫若的父亲教导子女们，“先王父种德无量，后必有食其报者，其在汝辈乎。”意思是：你祖父播下德行的种子是不可限量的，将来必然有得到报答的人，这样的德行哪里只是受惠于你们这一代人呢？”郭母杜氏夫人对上恭敬孝顺，尽心服侍，家庭成员间偶有争执，杜氏必心平气和，以理晓之，以情动之，使得矛盾得以平息，家庭和睦。郭沫若的曾祖母曾赞扬杜氏“汝量大见大，将来福亦大。”祖母也勉励儿媳说：“檐前水，滴旧窝，一报还报差不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汝事吾孝，愿汝有媳如汝耳。”意思是现在侍奉我如此孝顺，将来你的儿媳同样会如此对你。而郭家这些家训强调了家风和家教的言传身教、以致家庭成员耳濡目染，上行下效，代代相传，以养成大家风范。

郭母杜氏夫人一直笃信佛教，但她并不热心于那些繁琐仪式，而以个人修行为本，她非常赞同明心见性的主张，告诉亲友们“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佛在灵台莫远求”。认为佛在心中，只有要心性纯洁，真诚的行善，事事践行佛的教义，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郭沫若兄弟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不仅是诗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做人的真谛。由大哥执笔撰写的《祭母文》从文化的角度总结杜母一生：

综计吾母一生，有释子之苦行，而非趋于寂灭，似墨家之兼爱，而匪藉以要名，备孔氏之庸言庸行庸德，又能舍弗而谋新，畴昔所以勉励不孝等者，要不离乎自它两利，与救济群生，盖吾母之人生观，一本儒家之仁义，而兼抱佛之大悲与菩提心也。

尚廉洁，甘淡泊，毋苟得，毋冒进，致失本来面目，以贻先人羞

日中则昃，月盈为亏。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

我国古代是德治社会，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教育与“忠、孝、礼、义”伦理规范约束，使这些通过读书走向政坛的知识分子，具备极高的个人道德修养，自觉或不自觉养成纯正的道德品德。尽管各个朝代有一定的惩贪治廉制度及措施，但制度的执行仍然取决于权力者的道德水准和素养。而带有严格戒律性质的家训、家教和家风，对于家庭成员人格精神的熏陶和形成，就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郭家非常重视其子孙们的修身养性，把好廉洁关。郭家成员在外或做官若经商每次回家看望父母，郭母杜夫人都以“尚廉洁，甘淡泊，毋苟得，毋冒进，致失本来面目，以贻先人羞。”告诫之。郭母还以“日中则昃，月盈为亏”为喻，说明中国文化辩证平衡的中庸之道。不管是居家过日子，还是人生、事业的发展，“有”和“无”都是相对的，且随时可以转化。因此廉洁清正、甘于淡泊，不走极端，低调行事，是避免灾祸最好的途径。郭沫若大哥郭开文可谓是省厅一级的高官，和大官僚、大军阀刘湘是至交，又长期辅佐刘湘处理军政要事，权力很大。但他一生谨记母亲教诲，在位期间，为官清正。刘湘想将油水很足的要害部门如斗息局、海关等，交由郭开文负责，郭开文都婉然拒绝。愿意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大哥郭开文率先垂范，郭沫若也严格遵守家训。郭沫若从日本归来，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需要，郭沫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少将衔，主管抗战宣传工作。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中心，变成了“国家”之人，手中有了权力，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不失本来面目？郭沫若提出应保持“赤子之心”，并对其内涵作了这样的阐释：“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至公无私有类于赤子，纯洁无垢有类于赤子，心如明镜以物为法有类于赤子。”大公必然无私，至公必然纯粹。至公至纯，是郭沫若一生仰望和践行的最高人生境界。

1939年，在外飘泊的游子郭沫若第一次返回故乡沙湾。回到他最初接受诗教礼教熏陶的地方。暂时与激烈的战场、喧嚣的官场隔离，他有一定时间来调整角色，转换心态。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唤起他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皈依，抗战背景下复兴民族文化的现实需求，传统道德教育的浸润熏陶，都在无形中制约着他对权力、名利的态度。郭沫若回到故居老宅，大哥郭开文当年所录朱文公格言悬诸堂上，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郭沫若防微杜渐，随时反省细查自我人格。为警醒自己和亲友，郭沫若怀着对大哥的敬重，以王阳明先生语录以应和：

阳明先生日：今人有病痛，只是个傲，千罪百恶，皆从傲字上来，傲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见得自己皆是，别人皆非，一毫不屈于人，遂断送了一生。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臣而傲，必不能忠；为学而傲，必不能成。……

郭沫若认识到，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后，最难愈越的就是“名”之关。位与名是相辅相成的，位高则名重，名重则可能起贪欲，于是挥毫写就“名关难破”四条屏：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害为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粗而易见，名之害细而难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轻利；至于名，非大贤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则故为诡异之行，思保名，则曲为遮掩之计，终身役役于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举世无有不好名者。因发长叹。坐中一人曰：不好名者唯公一人而已。老宿大悦，不知己为所卖。名关之难破如是！

这幅条屏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深刻揭示了贪名之害，颇有列子之风，它以幽默的反讽，渐微知著，说明好名是人性之根深蒂固的弱点，和“利”相比，名关更难破。好名往往是权力贪欲的基础，人一旦为“名”所奴役，则会碌碌终身。所以必须自省、自警，加强“身心”修养，努力做“大贤大智”之人，才不会为“名”所累。同时，作品还隐示着另一层更深刻的劝喻：贫困之人容易好利，尤其要着重勘破“利”关而淡利；有事业有地位的人容易好“名”，尤其要着重看破“名”关而泊名。

还可以从郭沫若回乡期间赠诸亲友的题诗题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自律。他写给侄女婿张可源的一副对联“意志修则骄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公”，原句出自《荀子·修身》，意思是告诫侄女婿要加强道德自律，不要贪恋富贵权力。在重庆生活的侄儿媳妇魏蓉芳（郭沫若三侄郭宗益，（字培谦）的夫人），有一次穿了一件细料子花上衣，郭沫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蓉芳，重庆是个花花世界，环境是很复杂的，生活要朴实。”说着，拿起笔来，顺手写下一副嵌字格对联：“莫学芙蓉空有面，应效芬芳发自心”，可见郭沫若良苦用心所在。

郭沫若一生，在关键时刻，确实做到遵从内心，不唯名利。北伐时期，蒋介石以高官利禄收卖郭沫若时，他拒绝名利的巨大诱惑，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1949年以前，郭沫若用个人的经费慷慨资助在危难之中团体和个人，他的稿费和版税经常用来帮助朋友。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生活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却将出版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直接捐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基金。1949年后，郭沫若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1952年4月13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授奖典礼上，接受斯大林和平奖金，他宣布将奖金十万卢布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版税收入，他又将稿费捐献中科院，用这笔钱在中关村为科学工作者修了两个标准游泳池，在科技大学体育场北侧也修了一个标准游泳池。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又将余下的稿费十五万元，全部交给了科学院党组。后来经中央批准，这笔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沫若奖学金”。

综上所述，郭沫若及家人对家训遵从、家风的营造、家教的传承，对郭沫若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天我们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和学习的榜样。家风联着民风，民风联着党风，家训和家教联系着优良道德品格的上行下效和代代传承。牢记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从日常生活做起，是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是由郭开文、郭开佐、郭开贞（沫若）四兄弟合编的一本祭悼亡母的小册子，分为像赞、事略、彩幛、家祭文、客祭文等，原为32开线装石印本，1992年由乐山市档案馆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全文翻印。1939年郭父膏如逝世之际，郭家三兄弟又合编了《德音录》在重庆出版，1987年《沙湾文史》第三期全文翻印了《德音录》。《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中的《先妣杜宜人事略》《家祭文）两篇收入《德音录》，分别改题为《先妣事略》和《祭母文》。

②此条家训为郭沫若曾祖父曾贤琳书先哲格言以作遗训。见于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先妣杜宜人事略》《家祭文》等，《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郭开鑫、张伯雅撰写的《郭沫若家谱》也提及此家训，见《沙湾文史》第2期，1986年。

③此条家训为为郭沫若曾祖父曾贤琳书先哲格言以作遗训。见于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先妣杜宜人事略》《家祭文》等，《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先妣杜宜人事略》，《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

④⑤此条为郭沫若曾祖父曾贤琳书先哲格言以作遗训。见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先妣杜宜人事略》《家祭文》等，《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

⑥此条为郭沫若曾祖父曾贤琳书先哲格言以作遗训，见郭开鑫、张伯雅撰写的《郭沫若家谱》，见《沙湾文史》第2期，1986年。

⑦此条为郭母杜氏夫人所言。见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先妣杜宜人事略》《家祭文》等，《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

⑧此条为郭沫若父亲郭朝沛（字膏如）先生留下的家训。见郭沫若兄弟合撰：《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德音录》，《沙湾文史》第3期，1987，第 4页。

⑨⑩此条为郭母杜氏夫人所言。见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家祭文》（收入《德音录》后改为《祭母文》），《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7页。

[11][12]此条为郭母杜氏夫人所言。见郭沫若兄弟合撰的《家祭文》（收入《德音录》后改为《祭母文》），《郭母杜老夫人死哀录》，乐山市档案馆编，1992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