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鹏

（1.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1 关于兰开斯特的误读与再读

伟人已逝，星火长存。 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F.W.兰开斯特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名字。 尽管兰开斯特大部分的学术论著已不再被经常提及， 可直到今天， 他对图书馆情报学的多个领域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关于兰开斯特的巨大影响力，秦健教授曾做过书目计量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或许由于技术时效性问题，近20 年中国图情界对兰开斯特积淀最为深厚的信息检索领域关注渐少。2000 年前后， 一篇有关主题表达区分思想的文章可能是最新的重要文献。而为兰开斯特留下响亮名声与无限争议的，更多的是他对图书馆情报学在电子/数字时代发展趋势的畅想。

在过去近40 年的时间里，许多学者将兰开斯特视为“图书馆消亡论”的代言人，或严厉讨伐、或高度认同、或无所畏惧、或惴惴不安。种种观点，学界和业界已经非常熟悉，这里也无需重复。唯有一篇文章不得不提，即2018 年的《兰开斯特的预言与iSchool 的抱负：跨时代的话语分析》一文。 两位作者通过话语分析的方式， 对兰开斯特和iSchool 的相关语料进行分析，指出“兰开斯特的预言将场所性、机构性打造为其（图书馆）核心定义要素，隐性成就了‘图书馆=实体图书馆’的意义，排除了图书馆立足于其功能进行形态转变的可能性”，揭露了兰开斯特的话语缺陷及学科自我消解的风险根源，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然而， 这一分析也有值得斟酌之处。 应该注意到，任何话语都有其时间性和场景性。 即便在今天，学界和业界都反复强调和固化图书馆的实体化、场所性和机构化特征（如“第三空间”“市民空间”“公共文化空间”等术语正在日益流行），睿智如兰开斯特，也很难在数字化并不普及的几十年前消除“图书馆=实体图书馆”的潜在认知。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以兰开斯特为代表的学者们对“电子图书馆” 的反复强调，“图书馆”这一术语才学会慢慢地拥抱和容纳“实体”之外的“虚拟”内涵，“情报学”和“信息学”也得以展开臂膀，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这意味着，学科的自我消解并非是坏事，它先天地潜藏着学科的自我蜕变——更关键的问题是， 在学科的消解/蜕变中，究竟我们该做出哪一个选择：以谨慎的态度重整旧庙堂？ 还是另筑新高楼？ 显然，在上述学科消解/蜕变的关键时期，学术共同体、尤其是共同体中意见领袖的想法便至关重要。 那么，兰开斯特的想法是什么？

仔细阅读兰开斯特晚年的一系列文本， 可以发现，兰开斯特的确是“图书馆消亡论”的代表人物，但同时他也是图书馆学传统最坚实的捍卫者和最后的堡垒之一——这两者并不矛盾，在他看来，实体图书馆可以没有， 但导航和整序的使命必须在数字化时代延续下去。

兰开斯特曾经笃信实体图书馆的消亡， 对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图书馆职业也有过诸多不满，但对于图书馆职业的价值从来都充满热情和期待。《生存无从强制》 是其晚年最重要的发言之一。 在这次演讲中，他深切地表达了图情教育中忽视“人”和“用户”的担忧：“图书馆专业教育和研究的焦点似乎已经从人和服务转移到数据——数据库本身、 数据的典藏与保存, 甚至是数据的创建。 我们似乎很少关注假如这些数据最终得到利用， 究竟是谁在使用这些数据，它们又是如何被使用的。”

通过这种担忧， 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了我们苦苦追寻的另外一个问题，在所谓的“电子时代”，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情报学的核心关怀究竟是什么？而兰氏的回答是：对信息社会“人的境遇”的关心。更具体来讲，则是“以人为导向的图书馆员观”。

严格来讲， 图书馆情报学对信息机构用户的重视和关注，从1931 年“图书馆五定律”提出之刻、甚至更早之前就是这个学科的核心特征。然而，尽管我们呼喊着“以用户为中心”的口号，晚年的兰开斯特却观察到， 很多图情学院中已没有多少关于用户的课程、 不少图书馆员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疏远用户的严重性——当然，对于什么才是“疏远用户”，他与现在的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应该警惕的是，十年前兰开斯特对美国图情领域的这些观察， 在当下的中国竟是适用的。

晚年兰开斯特为什么会对图书馆中“以人为导向”的缺失如此重视？ 在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一对专业领域的担忧，源于他对整个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担忧。在笔者看来，他怀念人与人亲密的互动、对信息技术被用于作恶无比焦虑，这种未经严格界定、来自不言自明的“生活世界”（这一名词是对胡塞尔相关表述的借用）的危机感，或可称为“兰开斯特最后的忧思”。

2 从生活世界到专业世界：追溯“兰开斯特最后的忧思”根源

兰开斯特对“以人为导向的图书馆员观缺失”的担忧，并非仅见于《生存无从强制》这一孤立的文本。事实上，他对图书馆“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讨论在更早之前的一次访谈中便有体现。

2007 年，为了完成《图书馆趋势》（Library Trend）兰开斯特纪念的专刊，Leigh S. Estabrook 教授对兰开斯特进行访谈，期间问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这个行业未来有一系列需要解决问题，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 ”

兰开斯特是如此做答的：

“其实，我并不确定。我的意思是，我的脑海里有一个问题， 但它是不是可以被解决或者是否需要被解决，这得另话。 我谴责社会的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 of society）。 尽管我同意技术有着莫大的优势……我从未使用ATM 机， 我不喜欢电话答录机，我不使用电脑，我手写……明显的，图书馆也在日益去人格化。公共图书馆还好一点，学术图书馆里越来越难见到一名专业馆员， 因为他们都在忙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坐在委员会里担心预算、技术和各种诸多类似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人是重要的。我认为有时候我们过分重视设备和技术，反而忽视了人……。 ”

有意思的是， 兰开斯特在回答中举出的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案例和部分表述，后来也在《生存无从强制》中出现过。文中对图书馆情报学“去人格化”的谴责，某种程度上与他对信息技术社会的“去人格化”的谴责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本文所表达的：他把对日常生活的忧思延续到专业领域中。

那么，他对于日常生活或信息社会，是否有表达过类似的“去人格化”的谴责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提及兰开斯特的遗稿《恶魔之网》。如果说《生存无从强制》一文关心的是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人的导向”的消失。 那么，《恶魔之网》反映的便是更宽泛的信息环境中 “去人格化” 和缺失人性关怀的后果——信息技术不仅仅会带来便利， 也同样会传播邪恶，带来严重的后果。

《恶魔之网》作为兰开斯特教授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有分量的作品，大概完稿于2009 年前后。 该书序言写于2009 年6 月，参考文献的发表时间也都在此之前。除了在部分师友之间传阅，此书从未公开出版和发布。 2016 年， 笔者与中山大学唐琼副教授拜访兰开斯特夫人时， 她亲口跟我们讲述了这本书写作的不易。当时兰开斯特的视力退化严重、精力也大不如前，更无奈的是，尽管他痛恨电脑（如果说上述引用文本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时，那就是，我们竟发现，一位向来被视为信息技术先锋的人物，对信息技术的成果并不是十分感冒），最终却不得不依赖夫人的帮助在电脑上完成此书。 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恶魔之网》一书并非一本学术性的著作，更像一本结构化的摘录和笔记。 显然， 对年迈的兰开斯特来讲，完成一本原创性学术著作的负担已过于沉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20 世纪全球最伟大信息学家”（程焕文教授语）对信息社会和LIS 学科失去了敏感度。对比《生存无从强制》和《恶魔之网》就会发现，晚年的兰开斯特依然习惯大篇幅地引用多种来源的文本，“以非常简单的形式呈现相关材料”， 而缝合这些引用文本的仍是尖锐如针的思考。

究竟兰开斯特是如何将人性关怀的讨论安置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的呢？ 鉴于《恶魔之网》是一个未公开的文本，本文首先要对其做简要介绍和讨论。

3 《恶魔之网》：互联网空间的“去人格化”及其救赎

兰开斯特退休后逐渐淡出专业领域，在上述访谈里， 他曾提及自己并没有在做任何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尽管专业的触感还没有完全消退。 他依然带着图书馆情报学的视域注视这个信息时代。 此外，随着孙辈的出生，兰开斯特多了一份身为祖父的责任。 在他生平最后的文字中， 有两部是写给孩子们的童话书，大概是想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的温暖；但同时也留下了一部非常特殊的、警惕式的作品——《恶魔之网》。

《恶魔之网》一书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通过这本书， 兰开斯特证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仍然能够坚定地握住笔尖，像手术刀一般直切网络世界黑暗和病状的一面。 该书的主题是互联网上诸种罪恶/犯罪行径，但从功能上来讲，它更像一本面向大众的“防范互联网犯罪”指南。 其资料主要来自社会新闻报道，以及形形色色的犯罪案例。

兰开斯特在序言里如此说道：

“这本书旨在对网络上的各种‘恶行’提供一次总体性的回顾，揭露仇恨团体、恶意邮件、自杀、虐恋、撒旦崇拜及利用网络来进行诈骗、盗窃、强奸和谋杀等种种行为。 我的目的是向不完全知晓实情的普罗大众揭示这些腐烂的真相， 但本书并不试图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譬如说，如何完善审查制度或者控制舆论传播等。 ”

作者表态全书只是“总体性的回顾”“不试图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但字里行间明显含有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纵观全书，兰开斯特间接表露了两个重要观点：（1）互联网本身无所谓邪恶与否，“客观来说，它造福社会，益处良多”（在和Estabrook 教授访谈中，他也承认“技术有着莫大的优势”），但是“也同时为仇恨与戾气的扩散提供了温床， 助长了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2）面对这些罪恶行径（他甚至将这种互联网层面的罪恶与纳粹的大屠杀行为同等而论），迫切需要从社会制度、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多个层面进行规范和调控， 改变一些中立性的立场——但更重要的，这一救赎还是要依赖于“人”的主动性和“人性”的回归。 这一未曾明言的观点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可以一瞥。

《恶魔之网》的主题是互联网的“恶行”。 全书共有9 个章节： 前8 个章节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个案探讨8 种典型的网络恶行； 最后一个章节非常简短，探讨人们如何自发性地组建“互助小组”以对抗上述恶行。 全书最后，另有《Megan Meier 网络欺凌预防法案》《典型的“尼日利亚骗局”邮件模板》等6 个附录。 下文对每个章节的内容做一简要的介绍：

第一章关注网络上的仇恨社群， 介绍了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博客、网站、社交网络等）传播仇恨的社群。 它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犹太人、黑人、墨西哥人和许多其他的移民群体。 网络为仇恨社群提供了便利的工具，方便他们传播憎恨、蛊惑造势。

第二章讨论仇恨邮件与网络霸凌。 兰开斯特指出， 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让匿名者有机会展开形形色色的恶毒攻击，如一个来自华盛顿的13 岁中学生曾因为给他的姐妹和朋友发送辱骂邮件而被联邦诉以重罪，原因是这封邮件直接涉及威胁生命的言语。反复地针对特定的个人发送辱骂邮件和网络攻击，被称为“网络霸凌”，受害者很容易因此悲伤、焦虑，甚至缺乏自尊心。

第三章探讨自杀与网络的关系。 兰开斯特借一系列报道指出， 互联网至少通过四种典型的方式与“自杀”问题联系起来：（1）互联网上出现许多为潜在自杀者提供信息和建议的网站；（2）互联网提供了电子版本的“自杀协议”，促使更多个人实施了自杀意图；（3）某些人在线直播自杀行为；（4）网络欺凌也直接导致了青少年的自杀。

第四章关注网络上的性犯罪与谋杀。 聊天室等互联网的社交手段为性犯罪提供了沃土， 诸如Match.com 等在线约会网站也常常成为强奸犯的帮凶。 谋杀通过不同方式与互联网发生关联，其中，利用网络发布死亡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执法部门首要关注的问题。很多案件证明，这些威胁很可能转化为真正的恶性事件。

第五章探讨和性相关的虐待、施暴问题。在网络的黑暗处，有大量网站提供了相关的影像和直播。本章举出的、 让人不忍直视的案例之一来自Dan Sandler，此君建立了一个叫做“强奸营”的网站，通过付费播放的形式，直播一位越南女性的受虐惨状，这一事件随着他的被捕而曝光，震撼全美。

第六章的主题是恶魔崇拜。互联网为撒旦崇拜、恶魔崇拜和类似的邪教提供了宣传； 有些网站则试图挑起不同宗教间的对抗， 尤其是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争辩。

第七章关注偷窃和诈骗。 和很多前面提及的恶行相比，偷窃和诈骗的“档次”不高，但更为常见。 在互联网普及之后，20 世纪80 年代就开始流行的“尼日利亚骗局”更加猖獗。 很多大公司的账户体系（如Facebook、微软等）甚至无意间为这些网络小偷和骗子提供了便利。

相比第七章， 第八章的中心议题是 “喷子（trolls）”，档次大概更低一级，但它的网络普及度就更高了。 兰开斯特认为，生活在这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 就是网络上那些陌生人们竟能无时无刻影响着你我的情绪，乃至于身体和心理健康。尽管喷子们引起的影响极其不佳， 但是很多国家和大型网站都不愿意对此进行控制， 大概因为他们的行径被视为所谓的“言论自由”吧。

通过揭露上述8 种恶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失去秩序”的互联网世界，“人”何其脆弱！最后的第九章对网络上的“互助小组”进行了讨论。 这一章节非常简短，但至少让读者们在经历8 种恶行之后，看到一丝人性的曙光。兰开斯特指出，为了让互联网更加安全， 一系列网站或组织如WiredSafety 、Stopcyberbullying 等自助组织相继出现， 在法律法规之外，它们成为了对抗上述恶行的重要力量。

《恶魔之网》并不是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兰开斯特也从未认为这本书是为图书馆情报学而写。 但毋庸置疑的是，兰开斯特视野所至，与图书馆情报学的学科关怀密切相关。 当一个人耗费了大半生关注一项专门性的事业或研究时， 他剩下的人生不可避免地也会戴上一副“学科的眼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真正的价值在于， 它展示了一位图情领域重要学者如何将观点与视角投射到全球化的信息社会问题之上，其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罪恶面”的揭露、新时代人的境遇的关心， 为我们思考图书馆情报学的时代使命提供了一些方向性的指引。

4 关于图书馆情报学学科关怀的思考

本文以F.W.兰开斯特晚年的学术演讲《生存无从强制》和未刊遗著《恶魔之网》为切入点，对这位图书馆情报学巨擘晚年的核心关怀， 尤其是社会和图书馆情报学的“去人格化”问题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兰开斯特人生最后的学术思考和生命实践， 对于反复经历“学科革命”的图书馆情报学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启发， 其一是重视图书馆情报学人性关怀的传统，其二是强调对信息世界宏大命题的关心。而这两种关怀无疑又是密切相关的。

4.1 作为图书馆情报学传统的人性化关怀

图书馆情报学的中心概念一直是信息或信息资源——有的时候是“信息/信息资源”的变种——譬如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图书”“文献/文献资源/文献信息资源”乃至于近年来的“数据”。我们一直存有这样的“潜意识”：只要紧紧地把握“信息”两个字，就不会偏离学科的主旨和使命， 因此几乎所有的概论和基础教材都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学科构建工作。

可从晚年兰开斯特的视角来看，大概并非如此，“人格化”和“人性化”同样被他视为这个学科的要旨所在。 他在《生存无从强制》中举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布尔检索可算是本学科的专精范畴，但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忽略了身边最常见的一个布尔检索符号，“图书馆和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的“和”，这个“和”意味着本学科关注的不是“图书馆”与“信息”的并集，而是它们的交集。如果在“图书馆研究”特质与“信息研究”特质中失去其一， 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便和学科的初衷有了极大的偏离。按照这一逻辑，仅仅把“信息”作为学科的关键概念而忽视“人/用户”，显然是不够完整的。

认识到“人/用户”的重要性，对于还希望坚守独立性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而言， 是非常关键的。 当我们面对“你们和计算机科学有何不同”这类问题时，要给出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的答案，这个答案不可能来源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后半段，因为每个进入新世界抢夺地盘的学科都拥有“信息”的基础；它只能来自前半段，因为不是每个学科都拥有“图书馆/档案馆/文化服务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的机构特质、实践机会和学术传统。

兰开斯特在晚年流露出对“人与人互动” 的怀念。 这种“互动”恰恰是传统、实体图书馆的最大特征，也是当前我们强调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核心内涵。 这似乎与兰开斯特中年以前典型的“效率化”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更与其传统上“图书馆消亡论代言人”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 在笔者看来，这对图书馆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启示是： 数字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思路， 前者重视效率、后者关注互动和公平，如果拿前者的发展逻辑套在后者身上，实体图书馆必须灭亡，但如果摆脱这种“图书馆大一统”的逻辑错误，则实体图书馆还有长久的存在价值。

4.2 对信息世界“去人格化”宏大命题的关怀

与《生存无从强制》 大约同时完成的《恶魔之网》，本身是一本不完美、去学科化、非学术化的作品，但当它隐含“对人的关怀”，望向凌乱的互联网空间时，恰为“以人为导向的图书馆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为学科独特性的自我阐释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应当把握信息世界“去人格化”这一宏大命题，并以图书馆情报学的独有话语来给予回应。

传统的图书馆情报学关注的“人”是“特定信息系统的用户”（包括图书馆、 档案馆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化的信息系统）。20 世纪90 年代以前，以兰开斯特为代表人物的信息检索研究的基本方向， 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用户使用信息系统的有序化和便利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信息系统互相连接、构建并实现了泛在化的信息世界，而身处信息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系统用户”。但“用户”在“系统”笼罩下，遭遇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即便是《恶魔之网》列举的诸多恶行，恐怕也只能窥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的图书馆情报学必然要从原有“特定信息系统”的小问题出发，将其拓宽为“信息世界”中的宏大议题，立足于传统的学科积累，给出累进式的回答与探索。

那么， 信息世界有什么宏大问题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呢？在本文中，我们提到数字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的逻辑区分， 把这种区分的视域拓宽到数字世界（互联网世界）和实体世界层面，可以发现：数字世界的生存逻辑正在日益侵占实体世界的固有逻辑，“人” 在信息时代的生存遭遇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数字世界带去秩序，包括信息结构层面的秩序与信息伦理层面的秩序， 可能是这个学科走向新时代的关键使命。

5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生存无从强制》《恶魔之网》等素材，提出“以人为导向的图书馆员观”是兰开斯特晚年思想的核心，并讨论了这些思考的可能来源。 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地探讨了晚年兰开斯特对新时代图书馆情报学的两个关键启发，即“作为图书馆情报学传统的人性化关怀”和“对信息世界‘去人格化’宏大命题的关怀”。 尽管这些议论，尤其是关于两个关怀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发散性而非推演性的思考， 但笔者相信，对兰开斯特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会是未来图书馆情报学学术史和学科发展的关键出发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兰开斯特去世后不久，程焕文教授便早已意识到： 对正在走向世界化的中国图书馆情报学事业而言， 兰氏的学术思想和生命经历是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故向兰开斯特夫人提出，希望将他的所有档案和手稿落户中国。 但兰开斯特夫妇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情怀至深，最后仍决定将所有资料捐赠给该校的档案馆。有志者或可在该校的档案馆中，重新窥见兰氏的毕生志业与不懈追索。

致谢：F.W.兰开斯特的遗孀Cesaria Lancaster 为笔者提供了《恶魔之网》的稿件；唐琼副教授与笔者共同完成了对兰开斯特夫人的访谈；本文部分原文引用的字句来自《恶魔之网》中文版译稿，何钰怡、林佩倩两位同学参与了这一稿件的翻译和校对工作。 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