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秀

闺秀一直是文学女性的通称，明末江盈科撰写《闺秀诗评》，行文中常用闺秀一词，“余生平喜读闺秀诗，然苦易忘。”(王英志2321)清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亦云“予素性最喜诗词，闺秀诗尤爱若拱璧。”(王英志2286)以闺秀命名的女性诗文选集如《闺秀集》《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闺秀柳絮集》等，约有27部之多。随着女性文学不断发展繁荣，人们逐渐认识到闺秀其实也分可为不同类型。蔡殿奇《国朝闺阁诗抄》中除了宜人、夫人、安人、孺人、淑人称呼外，常用女史一词，如顾女史若璞、徐女史昭华、陈女史皖永、王女史慧、张女史学象、葛女史宜、李女史国梅、冯女史娴、钱女史凤纶、陈女史淑秀、李女史毓清、杭女史澄等。顾芥亭《芸晖阁吟草序》曰：“自古贤媛、才女指不胜屈，其好拈弄翰墨，寄情吟咏，此才女所以用其才，非贤媛所以擅也。”(肖亚男，第17册391)蔡玉山《绣余草跋》曰：“观其《绣余诗草》，虽系初学，未臻大成，而幽闲静一，敦厚和平，不失诗人本旨，非特以才女称之也”(肖亚男，第36册437)，指出了闺秀中有贤媛与才女之分，此外闺秀还多称女士。宋育仁《冷吟仙馆序》曰：“古之称女士，岂徒工诗翰、善文词哉？其必操行贤明，乃允为称首也。”(左锡嘉，“冷吟仙馆集”；《江南女性别集》初编1261)虽然清人对闺秀的分类还较为模糊，但却为闺秀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和视角。若根据称谓将闺秀诗分为女史之诗、才女之诗、女士之诗等三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每种类型的文学内涵及诗学意义，归纳出普遍使用的诗学评价话语，可能对闺秀诗与闺秀诗学理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可以更准确评价闺秀诗的文学价值与诗学理论。

一、堪称作者： 女史之诗

女史之称，由来已久，是指从知书识字的女性中选拔任命的宫廷女官。《周礼·天官·叙官·女史》载有“女史八人”。“女史”条称：“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六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贾疏曰：“此云掌内治之贰,故知内治之法，本在内宰掌，此女史书而贰之。女奴晓书者为之,其职与王之大史掌礼同。”(孙诒让564)《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条曰：“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郑玄注曰：“女府、女史，女奴有才智者。”(孙诒让1262)可知女史均是晓书知礼有才智之人。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曰：“彤史者，后宫女官名也。其制，选良家女子之知书者充之，使之记宫闱起居及内庭燕亵之事，用示劝戒。”(1601)较之闺秀一词，女史更突出才学特征，女史是能文的闺房之秀。江珠赞扬清溪女史张允滋“博学不穷，诗书笥腹，多文为富，著作等身”(江珠，“小维摩诗稿”；《江南女性别集》二编837)。晚明名妓能文，亦被称为女史。法士善《梧门诗话》称顾眉生为横波女史；柳如是在书札中称王微为女史。陈寅恪论及黄皆令称呼说，“至李笠翁《意中缘》剧本所载黄皆令评语，其卷上作‘禾中女史’，卷下则改为‘禾中闺史’，当是笠翁先用‘女史’之称，后始悟其不妥，故又改为‘闺史’”。因“皆令青绫步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颇疑皆令乙酉逢乱，为清军将领所劫”(陈寅恪486—88)。清代因德才色兼具的名妓群体消失，传统妇学复兴，女史一词更多回归传统妇学的古义，突出闺秀能文的特征。

明清时以女史命名的女性诗文选集很多，如《诗女史》《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菱湖三女史诗》《二谈女史诗词合刊》《国朝女史合集》等。诗话中最常用的也是女史一词。法式善《梧门诗话》中收录女史庄焘、鸳湖女史朱淑德、女史静庵、张玉珍女史、广陵女史杨晓怜、女史鲍完芳、句曲女史骆绮兰、海宁査纫芳女史、湘花女史、琼华女史、金匮女史杨蕊渊、吴江女史王畹兰、松江女史许林风、丹徒女史王爱兰、季纤云女史、丹徒女史、湘江女史、上海女史朱秀甫、华亭女史王凝香的诗文及对她们作品的评论。王蕴章《燃脂余韵》收录金文沙女史、董申林女史、广陵女史、王采薇女史、合肥女史赵景淑、沈梦蘅女史、吴县卜女史娱和、嘉善朱听秋女史、醉秋女史、丹徒包珮芬女史、林浣香女史、张淡如女史、秋岩女史、徐畹兰女史、女史赵子慧等人。男性学者文人在女性诗集序跋、题赠中称能文的闺秀亦多使用女史一词。陆以湉《写韵楼诗序》称“汪绚霞女史”，徐熊飞《琴韵楼诗序》称胡缘为“碧窗女史”,胡钦德《紫藤萝吟馆遗集序》称章婉仪为女史，朱尚宾《味梅吟草序》称余希婴为“筠雪女史”，陈鹏年《梯仙阁余课序》称陆凤池为“女史”。女史亦是平日闺秀唱酬题赠中的惯常之称： 江珠有《酬朱翠娟女史寄赠原韵》《骆绮兰女史课女图》、吴绛雪有《寄修嫣女史》《西泠女史寄诗》、徐映玉有《题虞山女史牡丹》、陆荷清有《为孙荪意女史题扇头秋景》、王德宜有《题陈玉烟女史采蘋图》、朱庚有《题赵仪姞吟史滤月轩诗集》、劳蓉君有《赠姚女史薇云》《寄怀宗浣芳女史》等诗。江珠《自叙诗稿简呈心斋先生》称闺友“清溪、素窗、蕙孙，皆吴中女史”。

女史是能文闺秀，堪称为诗人、作者，所以女史之诗，类似诗人之人。方贞观在《辍锻录》说：

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方贞观1936)

此说与钱轼《画理斋诗稿序》中所论颇似：

源流益繁，撮其尤者，河上《莫渡》之章，哀而不伤；班姬《团扇》之咏，怨而不怒。道韫飞絮，乐于家庭；木兰从军，忠于君国。巧制名篇，载诸青史，咸有裨于彝伦，故无惭于述作。我朝闺阃之诗，远迈前代： 纪阿男腾茂于江南；张古政蜚声于山右；王瑶湘流芳于岭外；朱道珠播美于浙西。又若海陵淑女，元日思亲；江左贤闺，平居斥佞，凌凌生气，赫赫骚坛。俱以贞静幽闲之德，发为温柔敦厚之词，名媛之传播于名教矣。余观采石夫人所著，时多适性言情，间或吊今怀古，风华绝世，巾帼名家。艳比玉台，才逾金粉。辞亲之作，吴道娴之《怀两大人》也；宝花之挽，陈怀玉之《哭程夫人》也；吴兴之婚，周淑履之《送别》也；钓台之过，吴素公之《思啸台》也；读中兴四将之歌，如倪瑞璿之过凌诚庙；吟胥山怀古之韵，见蔡季玉之历辰龙关。若夫抚时得句，则《寒食》一诗，匹于薛素仪；揽物兴怀，则《牡丹》一篇，等于韩韫玉。求诸近代，其集女史之大成欤？(沈采石，“画理斋诗稿”；《江南女性别集》三编909)

此段评论可以说对女史之诗做了一个公允且完整的评价： 首先阐明了女史之诗是清代闺秀诗的主体： 江南、山右、岭外、浙西俱有擅名的能文女史，诗文数量繁多。其次说明女史之诗内容丰富： 有吊今怀古，发思古之幽情的感兴之咏，也有言近旨远，笔短意长的纪行赠答之作。最后评价了女史之诗的艺术造诣： 既有艳比玉台、才逾金粉、彰显女性气质的名篇，也有贞静幽闲、温柔敦厚的佳作。

女史不因其性别，而凭借与男性匹敌的成就造诣与思想艺术在文学领域内拥有一席之地。女史诗或乐于家庭，或忠于君国，与寻常闺秀的书写无二，但可称为女史的闺秀，大多是将诗歌作为严肃的事业来对待的。吴琪说“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诗哉”(王秀琴8)；毛媞说“此我神明所寄，即我子矣。”(徐世昌8120)女史将诗歌视为性命，因此王端淑编纂《名媛诗纬》，希望女性凭借诗人的身份跻身于文学领域。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说：“《诗纬》命名，匹经为义，意存不让。”(胡文楷50)蕉园诗社的蕉园五子、清溪诗社的吴中十子的命名，就表明了女史与男性诗人在文学领域内的追求目标不因性别而有所不同。基于这种文学自觉，“诗文当以学济之”，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涵泳性情，是女史的共识。“学亦不可少”是清代闺秀诗学的一个核心话语，“以女性耽诗之天性，加上学力之深厚，才能写出超乎寻常的真性情诗篇。”

女史遵循风雅之道，凭借自身学识，创作出数量众多且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使女史之诗成为闺秀诗中最主要的文学类型。何飞雄《望云阁诗集序》曰：“余尝论古今名媛之作，其失有三： 逾闲荡检者无论已；能者不过儿女闺房赠答之什，灯火喁于，巵匜缱绻；又其黠者，故为刚历之言，以别于闺秀，往往有自失其情。”(汪启淑，卷3018)其实女史之诗，无论是温柔敦厚的儿女闺房赠答之什，亦或故为刚厉之言，都是对文学的不懈追求与创作的努力尝试，都希望“彩豪彤管千年业”，很多以“焚余”命名的诗集可为佐证。焚余的行为不是闺秀囿于闺言不出阃外的传统观念，而是以诗为性命的女史希望佳作传世，留名不朽，不如意者自当焚之，如唐锦蕙“喜读唐宋诗，偶有会意，致忘寝食。每当花晨月夕，长歌短咏，聊以自娱。惟留稿无多，稍不惬意，即行焚弃”(傅瑛465)。这种焚弃，无关阃范，仅以作品艺术成就为标准，不惬己意、不可传者则焚弃。作为诗人的女史，“天授诗学，人结诗缘，地历诗境”，自然与寻常闺秀随意创作不同，“而诗迥异”(严永华，“纫兰室诗抄”；《江南女性别集》三编783)。

二、文艺为学： 才女之诗

才女一词，在明末清初较为流行，以才女或女才子为名的选集有《女中七才子兰咳集》《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三才女合稿》《女才子诗合集》《章氏六才女集》《女才子集》等多部。在诗话与序跋中，才女一词也广泛使用。如法式善《梧门诗话》称“吴郡才女叶小鸾”、“王倩，才女也”；王蕴章《燃脂余韵》载“秋帆长女智珠，号莲汀，才女也”，“玉娘贞女，亦才女也”。才女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文艺为学”，“自古迄今，能诗者谓之才女”(龄文542)。凌炳堃《梅花阁遗诗序》曰：“自世有才女之称，而女子之能诗者概被以才之名。”(《江南女性别集》四编1155)梁启超《论女学》曰：“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梁启超38)才女与女史的能文略有不同，才女擅长的是雅好翰墨、寄情吟咏；最主要的特征是“能诗”，如谢道韫因赋“未若柳絮因风起”之句而被誉为“柳絮才女”。

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集二集》收录明末才女沈宛君，可见宛君是周之标心中的才女。《鹂吹集序》说宛君“天资高明，真有林下风气。[……]独赋性多愁，洞明禅理，不能自解[……]良由禀情特甚，触绪兴思，动成悲惋”(叶绍袁13)。首先用“林下风气”来形容沈宛君的气质；其次，把“天资高明”“赋性多愁”“触绪兴思，动成悲惋”的才女形象与凄婉诗风联系在一起。天资高明，擅长文艺，诗风悲惋，有林下之风的闺秀可以才女称之。故周铭辑女性词集以《林下词选》命名；冒襄收录以清丽为宗的汪端、庄盘珠、王采薇、吴藻等才女作品名曰《林下雅音集》。

“林下风气”一词，本是描述丈夫的风神之语。谢道蕴之后，则为女性专用。才女的这种林下之风与闺秀的端庄温婉之态不同。《萝月轩诗序》赞扬“诗礼名媛”女史湘霞，“端严体度，固非设青绫帐，逞口才聒聒为小郎解围者比”(肖亚南，第6册317)。“设青绫帐，逞口才聒聒，为小郎解围”指的就是谢道韫为代表的才女林下之风。章学诚说：“女之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于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章学诚537)“何其动”与“何扰扰”即是谢道韫设帐解小郎之围的林下风致，指才女自恃才华而“争于风气，鹜于声名”。才女林下之风本质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谢道韫的天壤王郎之叹可谓违反名教，与传统的妇德相悖；小郎解围之举也是逾越闺阃的逞才之举，但这种违反恰展现了才女潇洒脱俗的个性。

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集》所录最多是才女王微的诗。钱谦益说：“余尝与河东评近日闺秀之诗，余曰：‘草衣之诗近于侠’。”(967)其实这种“近于侠”既指王微诗文风格，也是赞扬其深具林下风致。王微青年时有“山水癖”，自言“余性耽山水，尝浮江入楚，礼佛参山九华之间，登黄鹤晴川，江山胜概，至今在目；已入匡庐，观瀑布，雪花万丈，潆绕襟带，思结室其下”(王微，卷首2)；“尝行灵隐寺门，见白猱坐树端，迫之展翅疾飞去。包园夜半，有两炬炷射窗缝上，谛视之，虎也。修微挑灯吟自若”(周之标，卷322)；又曾“月下从开先寺看青玉峡，道遇虎不怖”(卷324)。王微这种任情任性的侠者之风，被时人赞扬，祁彪日记载“与汪然明、魏行之放舟南塘,抵城，共访张燕客。[……]舟次，然明剧谈王修微女侠状,可下酒一斗”(黄裳83)。

吴绡亦入选《女中七才子兰咳集二集》，吴绡是违反名教的才女典范。王端淑《名媛诗纬·正集》卷十一赞其“千古聪明，绝代佳人也，为吴中女才子第一”(王端淑，卷131)。李瀅《啸雪庵诗集序》曰：“夫人工诗善属文，五七言清丽芊绵，匠心独造，奴眎西昆诸体。长短句韶令隽永，远胜李易安叙寄之文。”(吴绡151)据《研堂见闻杂记》载：“常熟许文玉之室吴氏，能诗书，负倜傥不羁之才。[……]每遇春花秋月，从女奴十，往来山水，盘礴登跳。旗亭萧寺，挥毫染笔，观者如堵，色不一动。吴之学不如柳(柳如是)，然才名相埒；其风流跌荡，则同为天地间一异物也。”(冯超59)“风流跌荡”是指吴绡与与陶世济的一段暧昧之情。陶世济为人风流倜傥，冯班《怀旧集》卷下《陶世济小传》载：“君字子齐，体貌娴丽，见者几欲萦扰之。与家定远游，予因识之。性又惠黠，与言诗即晓诗，与言书法，逾月尽得古人意。乃不自检饬，为蜚语所中。定远以诗戒之曰：‘八月灵槎来往路，深深圆折有明珠。浊波无底骊龙恶，为问仙郎探得无。’君答之曰：‘半云半雨探闺路，照骨金环照夜珠。不是楚臣偏爱梦，仙中应有世中无。’予叹其不自爱也。”(陈望南83)署名为吴绡的《赠药编》中所载的九十二封情书不知是否真为吴、陶二人往来信件，但这至少可说明吴绡曾有天壤王郎之叹，且处事豪放不羁，远迈寻常闺秀。

“林下风气”多与“天资高明”“赋性多愁”“触绪兴思，动成悲惋”的女性形象联系到了一起，故才女诗风以清丽秀婉为主。“山川灵淑之气，秀者惟文人才女”，故赵世杰说“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胡文楷889)；钟惺也认为女性更适合写作，“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胡文楷883)；范端昂亦赞同，“夫诗书写性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所以天赋灵秀的才女“其诗才清丽，洵天性也”(鲍之兰，“起云阁诗钞”；《江南女性别集》三编163)。金武祥《纬青遗稿序》说“常州多才媛”，常州才媛著名者当属王采薇，被其父比之于叶小鸾。王蕴章《燃脂余韵》载：“‘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昆陵王采薇女史《长离阁集》中名句也。女史，宜黄令鞠山第四女，年二十四而卒。其第三女亦才而早夭。蓻山尝以之比吴江叶天寥之昭齐、琼章二女子云。其才调可想见矣。”(王蕴章660)法式善《梧门诗话》说：“兰陵闺秀王采薇，孙渊如观察之室，著《长离阁诗集》，幽香冷艳，合长吉、飞卿为一体，真闺阁奇才也。”(王英志2384)袁枚《随园诗话》卷五说：“予读其乐府诸篇，哀感顽艳，丁当清逸。”(383)摘录其佳句如“虫依香影垂帘网，蛾怯晨光坠帐纱”“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等。“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不仅被法士善、袁枚推重，亦被钱钟书赞誉。钱钟书说龚自珍《梦中做四截句》中“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陈云伯《月底海上观潮》中“归来小卧剧清旷，花影如潮满秋帐”，孙子潇《落花和仲瞿》中“满天花影下如潮，香骨虽销恨未销”，以及黄公度《樱花歌》中“千金万金营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等句，皆本于王采薇(钱钟书462)。采薇诗是典型的才女风格，如前人所言： 幽香冷艳、奇艳欲仙、清隽迈俗、凄艳欲绝、哀感顽艳、丁当清逸，这与沈宛君、叶小鸾为代表的才女诗风一脉相承。“《午梦堂稿》及《返生香》等词，多哀感噍杀之音，少正始和平之什。”(张孟缇，“淡菊轩初稿”；《江南女性别集》四编630)才女之诗与女史之诗的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迥异。

才女本是闺秀中文学造诣较深的一群，但却常被诟病。因少数闺秀将吟诗作为遣兴之事，安常处顺，无离合变迁之境，才情无多，所作大多风云月露，如沈德潜所言“女子之诗惟取嘲风雪、弄花草，此外无余事。即有得乎作诗之旨，然或偶焉寄托，而非终身从事于其中”(徐德音，“绿净轩诗抄”；《江南女性别集》初编87)，所以“迩来女子以诗文名者，大江南北颇不乏人，逮得其集而披阅，则名与实每不相符甚哉”(汪启淑，卷3048)；“闺秀能诗者不过粗知声律对仗；原无甚精思实义也”(卷2119)。葛秀英《澹香楼诗草序》云：“近世勦袭谰言，谬附风雅，类无能自出新意，徒祸枣梨。故余尝谓近时之闺阁断不可以才名，非谓闺阁不宜有才，谓足当才之目者难也。”但时人多以为“闺秀之作，本应降格求之”，尤其是“妙龄夭折，更属可悲，虽或未可言诗，实有所不忍删也”，如《国朝杭郡诗辑·闺秀诗小引》云：“闺秀之作，本应降格求之，不得过为绳检。至于啮霜茹檗，皆当表其贞操，纵声律未工，亦藉以存其姓氏。若妙龄夭折，更属可悲，虽或未可言诗，实有所不忍删也。”(吴颢，卷304)此类闺秀与女史或女士颇有不同，只能以才女目之。才女之诗因良莠不齐，更因林下之风超越传统闺范，故常被正统士人诟病。

才女是闺秀中特殊的一群，除了“妙龄夭折”的才女外，“原无甚精思实义”的闺秀与“凡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义不合于雅教者”，被摒弃于名媛之外的“每多风云月露之作”的闺秀，都有才女之名。但天才难得，正如《谔崖脞说》卷一所言：“才色二者并两间秀灵之气所发越，非但能兼者绝少，即擅一端而诣其极则必有大缺陷”(章楹，卷116)。故才大者如叶小鸾等人为才女中卓越者，早夭但其作品成为清代闺秀诗典范；才小者因嘲风弄月而被诟病。即便如此，才女的风流韵事却被广为流传，这为闺秀诗获得社会关注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氛围。闺秀诗想进入文学史，成为经典，首先要被接受，进而广泛传播，才能获得关注。另外，获得社会关注的才女还能为家庭与地方提高知名度，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三、取境特高： 女士之诗

《吴中女士诗抄》《湖南女士诗抄》《国朝女士诗汇》《女士诗汇》等皆以女士命名。诗集、诗话、序跋中也常使用女士一词。《梧门诗话》中虽多用女史，但亦收录顺德女士陈静斋、南海女士陈琼、金纤纤女士、纫兰女士、赵凌霄女士、琴川女士蒋蓉岑、陈雪兰女士、孙云凤、侣松两女士、钱塘女士査织素等人。王蕴章《燃脂集》载淞云女士、吴江朱沁香女士萼曾、王华云女士、陈兰雪女士、纤纤、梅卿二女士、汪端淑女士、沈香卿女士、任崧珠女士、仁和赵我佩女士、姚栖霞女士、钱佩芬女士、孙荪意女士、姚振明女士、周季华女士、金坛女士吴规臣等人；《香奁诗话》中女士一词使用最多： 如秦如兰女士、红梅女士、逸初女士、竹君女士、同璧女士、撷芬女士、清持女士、萍云女士、珮兰女士、毓真女士、素伊女士、贞兰女士、纫萱女士、若兰女士等。陈素素《二分明月集》载女士龚静照识、女士王端淑(《江南女性别集》四编81)点评；何森林《长离阁集序》称王采薇为“毗陵女士”，张经邦题辞称其为“玉瑛女士”(352)，朱太忙《养浩楼诗抄序》亦用女士称呼朱爱秋(799)，梁寿贤《晓霞轩焚余稿》序中也以女士称之。

女士与女史在使用上无甚差别，均是对能文闺秀的称呼。《吴中女士诗抄》是清溪吟社诸女史的诗歌总集；《女士诗汇》是吴翌凤汇集“闺秀丁素娟、陆珍、徐映玉”等二十四人的作品选集(胡文楷917)。冯善征《闺秀诗选序》云：“《闺秀诗选》六卷，都二百四十余首，浙东王慧秋女士手定本也。”(胡文楷923)赵琛《韫香楼诗稿序》称赵韵花为“女史”，而王维翰《序》则呼为“韵花女士”。《燃脂余韵》称史缃芬为元和女史，论诗则曰“女士不专于为诗，而集中所作，取境特高”(王蕴章731)；称陈尔士女史，论诗云“使女士见之，其感喟不知更将如何耳”(819)；称陶月溪为女史，论曰“女士殆夙根深厚”(雷瑨，《闺秀诗语》；王英志1197)；论胡竹林女史诗则云“女士濡染日久，诗亦不俗”(王蕴章717)。秋蟾女史《伴月楼诗抄自序》曰：“今读《闻湖诗抄》及《耐冷续谈》诸集，而选得女士诗三十余首，俱近世名家所作。”(胡文楷947)傅崇黼《锦霞阁诗词集序》称包兰瑛“丹徒名女士”，桐城芬兰女史胡德彝则称兰瑛为“锦霞阁女士包者香”(包兰瑛，“锦霞阁诗词”；《江南女性别集》初编1431)。关锳《翠螺阁诗词稿序》称凌芷媛为钱塘秋芙女士，文中则用女史称之。

细考之，女士与女史二者间仍有差异。凌芷媛被称为女士，其诗集题辞中有“名媛兼贤媛，词章一代钦佩”之语(凌芷媛，“翠螺阁诗词稿”；《江南女性别集》初编875)，可见名媛与贤媛有别： 名媛可指代闺秀，而贤媛的女士意味更浓。女士需要德才兼备，宋育仁《冷吟仙馆序》曰：“古之称女士，岂徒工诗翰、善文词哉？其必操行贤明，乃允为称首也”(左锡嘉，“冷吟仙馆集”；《江南女性别集》初编1261)。曹小芸《华蕊楼遗稿序》曰：“古之称女士者，岂徒为是工书翰，耽吟咏云尔哉。其必操行贤明，四德具备而又能诵《关雎》诸篇什。凡一吟一咏，悱恻缠绵，哀乐得性情之正，所谓古之女而有士行者，非耶？”(肖亚南，第62册467)梁煦南《昙花阁诗序》说：“古来女士之誉，德与才兼，非徒鸠拙无为，遂足扬辉彤管也。”(肖亚南，第47册11)梁德绳也说：“明敏有决断，能识大体，可谓女之有士行者”(施淑仪：“闺阁诗人征略”；王英志772)。女士要“识大体、操行贤明”，不仅要如《说苑·佾伯》所言“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还要如《论语·泰伯》所言“以仁为己任”“不可以不弘毅”。女史能得性情之正即可，但女士却要有士行，“操行贤明”“明敏有决断，能识大体”，方可称为女士。女士能诗能文，较之女史则更偏重能文。女史能谨守妇德即可，而女士在品德上的要求则更高、更贤明；在识见上，女士较女史更要能识大体、有决断；更重要的是能独立担当大任。“闺阁有才，难矣；才而济之以识，则尤难。”(鲍之兰，“起云阁诗钞”；《江南女性别集》三编164)在“家道中落”之时,携子女“流离转徙，僦屋两三楹，不蔽风雨，恃其十指为存活计，其艰苦之状”，“实有他人所不能堪者”,“毅然以振兴门第为己任，手勤针黹，口诵诗书，深夜一灯，所以督课诸子者，不遗余力”者，如顾若璞、袁镜蓉、曹锡圭、左锡璇等人方可称为有女士行。闺秀既能文、课子，又能处理家政，振兴宗族，如“才识过人”的蔡琬为“闺阁中具经济才者”等人，则才能目之为女士。

顾若璞被称赞为“学问、节义、经术、世故，皆粲然于胸中，洒然于笔底。词风浑灏，有两京遗风”，其文才学问之外，更有经济之才。若璞言于子女，“予自万历丙午归汝父，遂涉历家事廿有六年，中间辛苦备尝，风波遍历”；而在其守寡之后“更翼翼小心，如临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业”。丈夫逝后，若璞不仅“佐家政”，更是全面“管理家政”。《分析小引》具体阐述决定“析家分产”缘由： 一是“今幸儿辈俱长成，婚嫁已毕，重任有讬，我责稍轻，故以分为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岂不欲劳我逸汝，俟绳祖武哉？良亦有所见而然也。九世同居，时旌其义，二难孝养，并以德称，第情不隔而事或睽，丰俭之异尚，多寡之各适，好恶之不相符也。人情异同，其数多端，岂能一一如我之所愿。况人情习久则慢易生，慢易生则嫌隙起，是故离则思合，合则思离，离中之合，合中之离，不可不致审也。”(肖亚南，第1册559)二是“喜两媳贤哲，能俭约守祖制，及我年力未迈，一一清分，使家道之艰难如此，世务之艰难如此。各自成立，以渐于礼义，庶几无内顾之忧，亦鲜永终之敌。岂必合为是哉。”(559)足以见顾若璞运筹经济之才。

袁镜蓉被赞为“博学多识，能治家政。其立言行事，皆足以垂教后世”(袁镜蓉，“月渠轩诗草”；《江南女性别集》二编905)。“夫人素不以诗自命，居母氏家，已共式为女宗”，“夫子殁后，家事孔集。夫人孹画精整，不茹不吐，所历之境，所值之事，类皆须眉所难。”(903)袁镜蓉自述：“癸卯岁，先舅弃养，余乃自京携孤归里，竭力经营，安葬先舅。询及家务，族人皆诿为不知。问所存衣服什物并祖遗珍玩，则已均为先舅侧室陈氏毁卖，荡焉无存。又问先舅在时管理家务之人，索其出入簿记，则答云无有。再四稽查，仅存田山契券租簿，亦皆紊乱遗失。余力为清理，剧费周章，始得麋目。于是悉数捐入祭田，以供先舅暨先夫子之祀事。及查岁时祭祀章程，自七世祖以上有事则归宗祠祭祀。自七世祖以下至十世祖，则有老大房、三房、五房之子孙承值，而名老当年。册中间有参差错误者，余为更正而重订之。至十一世祖、十二世祖祭祀，则归礼斋公、渼陂公两房子姓轮值，而名小当年。”(976)袁镜蓉被赞为“述先德，设祀田，治祭丧，敦本睦族，孝慈兼挚，言二可为子姓则，行而可为后世法”(928)，故有女士之称。袁氏将学士大夫之责而亲任之：“夫宗谱之修，祀田之设，此学士大夫之责也，编氓则不能矣”,“不远数千里归葬，且不私所遗之田二，立为祀产。自先世敏惠公以下皆状行世生卒，以竟其未竟之志，以垂久传。此皆学士大夫所谦让未遑者，而夫人独毅然为之，廓然成之”(951)。

女士曹锡圭被赞为“固女中人杰也，岂独能诗哉”，是因其“主馈南阳，奉先恤族，一贤人也。随宦常山，决机赞务，一才人也。赐玦遄归，囊垂橐空而恢张旧业，一智人也。读书偶暇，描鸾刺凤，穷极工巧，一慧人也。随吾弟历江浙，山阿水湄，代多名胜，而吊古拈毫，徘徊弗去，则又以韵人也。香闺淑质，得其片纸只字，啧啧为诗人。噫，诗人特其一耳”(曹锡淑，“拂珠楼偶钞”；《江南女性别集》四编130)。左嘉锡因丈夫“以劳卒于军，单舟往迎柩，间关千里，归而抚其遗孤，食贫作苦，教且养，以操行著于闾里”(左锡嘉，“冷吟仙馆集”；《江南女性别集》初编1261)，故被称为烈丈夫、女中人杰，有如此功业的闺秀方可谓之女士。

在家庭之内，女士遇事明敏决断，弗坠家声；家庭之外，女士有丈夫慷慨之节。钱谦益《继妻王氏仍前封制》说：“割儿女婉娈之私，成丈夫慷慨之节，若尔者可谓女士矣。”钱宝廉赞扬王瑶芬云：“女而有士行者，自汉至今不多见，乃今见之于严母王太淑人。婺源王氏固右族也，其大父葑亭先生、父竹屿先生，扬历中外，光名满天下。太淑人在室时，明诗习礼，淑慎其仪，年十八归某甫先生。当是时，严氏号素封，靡衣鲜食，家訾累数巨万。太淑人从容言于君姑蔡太恭人曰：‘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善逸身者不殖，盍积德以诒子孙乎。新妇奁中有《敬信录》一书，惟大人留意焉。’蔡太恭人从其言，寒者衣之，病者药之，物故者槥之，嫠无依者赒之。行十数年不倦。”王瑶芬因家庭之外的丈夫行，“好施乐善，老而不衰，殆其天性然乎？反坤性之吝啬，而为乾德之普施，所谓女有士行者”(俞樾352)。

《盐铁论·论儒篇》言“不任职而论国事”是士人最重要的特征。“传统的士人不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除了献身专业的职业范围之内以外，还有深切关注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利害之事。这种关怀要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立之上)，知识分子是一群具有宗教担当的精神”(余英时2)。范仲淹提倡“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儒学复兴后“士”的新标准。女士具淑世情怀，关注社会，关注政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超越闺阃，走进公共领域内的闺秀，就是有超越个人的关怀、深切关注国家、社会的事情的士人。女士之诗的特色，就是“躬耕井臼，不废翰墨。兵乱中犹时以诗歌见志，可谓女士”(郑兰孙，“莲因室诗词集”；《江南女性别集》二编1018)。被沈善宝《名媛诗话》赞为“一代女宗”的陈尔士、汪嫈以及“节行文章为吾乡之冠”的顾若璞，其诗文都“取境特高”。王力坚说：“三人的桂冠，大抵来自经济之言，道德文章的建树，而非文学上的才学与成就。”汪嫈《雅安书屋诗文集》卷四大部分内容于教子有关，黄爵滋《序》云：“观《自哀吟》《示儿》《送儿》诸篇，《劝学篇》《励志篇》《寄侄》《示儿与诸从孙》等作，想见志趣所尚，而又能委曲尽情，不为过激，恐儒冠儒服不能若是平正通达也。”(汪嫈，卷首2)汪嫈《闺训篇》以诗为训：

男儿希圣贤，女亦贵自立。礼义与廉耻，四维毋缺一。千秋传女宗，在德不在色。无德才曷取，德厚才自轶。我诵三百篇，多岀妇人笔。王化起闺门。性情贵醇壹。男忠偕女节。要各用其极。人生顺境少，处顺宜自识。家范森以严，主馈修内则。富贵戒骄奢，贫贱忘抑郁。古人乐天命，无往不自得。容貌肃端庄，笑颦气安辑。长舌维厉阶，多言不如默。勤劳采藻苹，静好御琴瑟。舅姑比父母，孝养情汲汲。曲折体慈怀，乃能尽其力。善处骨肉间，和气生一室。不幸失所天，无言自悲泣。生死权重轻，抚孤先务亟。坤道利永贞。固穷志不惑。避嫌严瓜李，防微谨门阈。保始更慎终，姓名香可褒。敎子有义方，父师皆母职。一朝能显扬，芳烈欧阳匹。女子赖师敎，考亭言足述。蒙养自少时，定性严所习。三从义定衡，四子书洞悉。经史苟旁通，万卷盈胸臆。偶尔歌咏志，无邪协诗律。敦厚而温柔，朴雅去雕饰。亦足抒性真，匪求名誉溢。有女养闺中，莫使耽安逸。施衿结褵时，欲学嗟无及。(卷414)

此即为道德文章取境特高之意。论者称梁寿贤为女士，因为“其诗足以砭世而警俗矣”(梁寿贤，“晓霞阁诗词焚余集”；肖亚南，第64册365)。集中有《庚子日闻辽阳有警病中感怀子章二兄》等诗用诗史之笔记录了当时社会现实，这亦是“女士不专于为诗，故而集中所作，取境特高”之意(王蕴章731)。

女士是闺秀中特殊的一群，因德才兼备而名重一时，被赞为是闺中豪杰、女中儒。以诗为文的闺训、诫子之诗文，以诗为史之篇章，丰富了闺秀诗内容的同时，使闺秀本色当行的清丽之风中具有了雄浑沉郁的高标，拓宽了闺秀诗境。最重要的因其诗文“取境特高”，承继了传统诗学的“诗以载道”的重任，使闺秀书写获得社会的尊敬，为闺秀诗走进文学史、成为经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结 语

从才女、女史与女士称谓使用频率的变化，可探求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才女与女史在明末清初之际普遍使用；入清后，女史较才女使用更广；女士在清中叶后使用频率增多。这种变化说明闺秀最初因性别与才学获得认可，德才兼备的女史之作，使闺秀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随着具有“明敏有决断，能识大体”女士在家门内外获得更多的尊敬，闺秀及闺秀诗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这是闺秀因才学见识逐渐获得文学地位、社会认可的一个渐进过程，也是闺秀从闺阃走向公共领域的历程。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才学。才学是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精英闺秀将诗歌作为性命去追求。男性立言仅是人生三不朽之一，而女性立言，可能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途径。将闺秀诗分为女史之诗、才女之诗、女士之诗三种类型，将之作为闺秀诗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推进对闺秀作者、诗歌内涵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亦可深化对闺秀诗学理论的研究，对闺秀用生命进行书写的女性文学可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注释[Notes]

① 具体论述参见宋清秀：“清代闺秀诗学话语分析”，《文学遗产》5(2014)： 114—23。

② 吴绡，字冰仙，又字素公，号片霞，江苏长洲人。汝宁通判吴水苍女，常熟进士许瑶妻。著有《啸雪庵诗集》《赠药编》。

③ 顾若璞，字和知，钱塘人，明上林丞友白女，参议黄汝亨子妇，副榜黄茂梧室，著有《卧月轩稿》。

④ 王力坚“《名媛诗话》的自我指涉及其内文本建构”,《中山大学学报》1(2008)：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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