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政民

文史新书首发式

忠实地书写高品位的“中国故事”，是山西省文史工作者在实践中获得的深刻体会。这是对文史资料事业的真切认识，是对这项重要事业实质的高度概括。

作为党始终重视、人民政协具体主持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使命、有组织、有队伍、有能力、有前途的伟大事业。它聚集了全国众多的优秀人才，吸引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并采用精心采摘、精心发掘、精心书写的方式，写出了十分精彩、品位极高的“中国故事”。特别是它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丰富和承载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功能，与时代同行，忠于历史，记述历史，为编写共和国史真诚服务的独有作用，大力表现我国人民顽强不屈、敢于与外国入侵者和国内压迫者作殊死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深挖史料、秉笔直书、弘扬忠贞爱国主旋律、尽力为国家和人民贡献才智的时代品格，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新中国7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时，有谁眼前能不出现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那条光荣的发展之路？又有谁能不联想到文史工作所描述的那些融入历史、刻入记忆、大气磅礴、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呢？

伟人倡导 应运而生

文史资料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年的时候兴起的。透过历史的云烟，跨过深邃的时空，我们就能看见身材挺拔、意志坚毅、风度潇洒的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满面含笑地向会场走来。这是1959年4月29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总理和被他称作“候补老人”的陈毅与彭真两位副主席一道，来到年满60岁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会场，此会当时也称“敬老会”。只见刚刚年满60岁的周总理站在麦克风前，风趣地说，自己也年满60岁了，“我也只有到了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他说：全国政协“现在60岁以上的委员有383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他说，“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问题，希望60岁以上的委员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凡是有一技之长的老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周总理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都是过60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他具体地讲，“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寫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他还指出，全国政协成立工作组，其中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影响深远的会议，是一项重大事业隆重诞生的会议！它标志着人民政协工作领域的骤然拓宽，预示着将有一支历史资料的奉献者、采集者和挖掘者队伍，要在社会生活的旷野上展开激战，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惊人的重大进展！从此，政协事业掀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对于文史资料事业的展开，周总理是抓得相当紧的。就在同年5月12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常委会议的预备会上，他同彭真、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毅、陈叔通、康生、阿沛·阿旺晋美等副主席和秘书长徐冰，专门研究了文史资料工作，决定把征集来的亲历、亲见、亲闻等“三亲”史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同时还决定，于7月20日成立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为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到年底就收集到各类资料200多万字，促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在第二年1月顺利出版。

周总理是文史工作的首倡者、栽培者，更是设计者和扶持者。1961年春，他亲自决定成立文史专员室，从特赦战犯中分三批将溥仪、杜聿明等21位著名人士，安排为文史专员。他在1965年3月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议上，又具体地要求：“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后代有好处。”这样的要求，已成了文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周总理的倡导和关怀下，文史资料事业就迅速地兴起和发展起来了！虽然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它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书刊都不公开，只在内部发行，但它诞生时的声响却如地火奔突一般，向全国各省市区广大的地域传去，让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山西回应 郑重开篇

文史资料事业诞生的声响，越过了京冀辽阔的原野，穿过了巍峨的太行山脉，很快就传进了山西。无比兴奋和激动的省政协的人们，立即展开了行动。从有关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就能看见“中国故事”在山西郑重开篇时，所进行的“作传达，建机构，选人才，定特点”等四方面的工作。

作传达，就是传达学习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在领导同志多次学习的基础上，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郑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王世英和省政协副主席张隽轩，于1959年9月以省政协的名义，召集省城部分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省参事室参事及社会人士30余人，传达和学习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学习会议决定，在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编写《阎锡山统治山西罪恶史》一书。编写人员分为军事组、政治经济组、党团组和对外关系组等四个组，曾召开过17次各种专题座谈会。到1960年3月就写成了该书的初稿，打印后分送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同年11月12日，还在北京召开了史学界著名人士座谈会。1961年9月，又组成该书加工编写组，因各种原因，该书未能出版。1978年6月，省政协文史委和省文史研究馆在其初稿的基础上，又作了调研、补充和修订，更名为《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印数74000册。1984年9月出了第二版，印3500册。该书于1986年12月，荣获第一届北方13省市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二等奖。

建机构，就是成立山西省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61年7月，隶属于省人委办公厅，由秘书长卫逢祺领导，同年8月8日印发《征稿办法》，规定征稿范围“主要是从清末到全省解放这一期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社会以及其他各种资料，有关历代文史资料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建设等项资料亦所欢迎”。所征资料内容为四个方面：“1.革命斗争、群众运动以及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罪行，政府机构，党团派系，军事组织，文教事业，社团活动及会道门等沿革变化。2.近代、现代历史事件的有关册籍、契约、证件等，解放前有关山西文史资料的报刊书籍。3.历史人物的传记、日记、信函、著作、稿本、回忆录、访问记、碑文、墓志、像片、图片、遗物等。4.有关地方名胜、古迹、风俗、土特产、民间传说等，以及其他资料。”

选人才，就是调配文史工作的骨干人员。要成立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室，就需要一些熟悉文史、熟悉编辑工作的业务骨干。为此，兼任省政协副主席的郑林同志就四处寻觅，于1961年7月把在北京《光明日报》工作的田际康调来，任命其为室主任，从而使该编辑室也在这个月成立，设在省文史研究馆内。田是山西汾阳人，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从北京调回后，先后担任了文史编辑室和文史办公室的主任，直到1983年离休。《山西文史资料》最初的40辑，他就编了36辑。

定特点，就是确定《山西文史资料》的基本特征。于1961年10月创刊的这本刊物，应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周总理强调：“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大家都很重视学习这一指示，认识到文史期刊若不能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就无一点价值。明白必须为历史和人民负责，发表的史料必須可信、可存、可鉴，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据此，编辑们都把辨伪当作首要任务和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环节，把它当作办好文史期刊的前提。于是，大家就把真实当作文史期刊的基本特点，要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翻开“文革”前出版的1至12辑的该刊，我们就能读到许多真实准确的珍贵史料，还能读到为了史料的真实，所刊载的《关于第二辑的若干补充订正》《读者来信》和《对“山西反省院简况”一文的几点补充》等文章。为了去“伪”求“真”，该刊还辟出引人注目的《质疑·补充·订正》专栏，为史料的真实保驾护航。

通过以上举措，山西省的文史资料事业就极为快速地兴盛起来了。当大家正计划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一场突然袭来的大风暴，阻止了文史工作的发展。

敲定主题 杂志呈现

那场巨大的风暴，撼天动地，席卷全国，让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然而，这场令人震惊的“文革动乱”，终究是不会长久的，压制不了强劲春风的回归与呼啸。在春色又一次染遍祖国大地的时候，文史资料事业就迅速地复苏了，停刊十多年的《山西文史资料》又开始出版了。

进入恢复期的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出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独立地工作了。过去，文史委挂靠在省人委办公厅，后来与省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1978年6月，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恢复起来了，第二年秋天文史期刊编辑室结束了与文史研究馆的合署办公。到1980年4月，省政协就开始直接领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了。

那时，该委员会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园地来发表珍贵的文史资料？认为只有将现有的期刊，改进为有明确宗旨、有巨大容量的杂志，才能胜任这一繁重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些，则有许多工作必须跟上。

全省文史协作暨发行表彰会

文史委八届一次会议

首先，要确定办刊宗旨，这是一项最难的工作。好在当时全国政协对各省市区政协工作的指导，是非常及时和具体的，所主持的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每两三年就要召开一次，每次会议都能解决文史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1980年11月的第三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解决了消除“文革”余悸、大胆工作的问题，并在这年成立了文史资料出版社，后更名为中国文史出版社，给文史图书出版提供了便利，第二年又创办了指导全国的《文史通讯》。1983年9月的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决定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作为文史工作总的指导方针，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到1986年11月的第五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更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当作文史工作的方向;把发展历史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当作文史资料事业的根本任务。从此，文史工作就被明确地纳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坚持这样的工作宗旨，我们的文史期刊就必然能出现新的面貌。

其次，要有丰富的办刊经验，若要依靠自己的积累则需要的时间会相当地漫长。好在我们文史委已和兄弟省市区文史委共同发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轮流召开华北五省市区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议。这一会议既交流文史委的工作经验，也交流办刊的具体经验，这就大大开阔了编辑人员的眼界，改变了陈旧的观念，并学到了十分有用的办刊技巧。

再次，要有源源不断的优秀稿件。若无好的稿源，杂志就很难办下去。好在我省文史委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召开了多次全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像1983年8月的山西省政协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由王定南副主席作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山西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就对各地市县的文史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那次会前，全省仅有一家《大同文史资料》，《太原文史资料》尚在筹备中，而会后，多数市县政协都创办了自己的文史书刊。而且那时还注意举办文史工作培训班，如1987年6月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文史干部培训班，就有50个市县区政协的50位同志参加。有了如此多的文史书刊，如此多的文史工作骨干，加上经常到各地进行文史考察，如1984年10月曾和当年参加忻口战役的人士，到当年的战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历史考察，获得了重要的题材与选题，从而解决了稿源等方面的问题。

以上问题的解决，就为杂志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山西文史资料》是大32开本的期刊，是书本的样式，杂志式的内容，却不像杂志那样定期出刊，而是汇拢一批文稿，就出版一辑。更没有像杂志那样，有一种思想如跳跃的动脉把各辑杂志联贯起来。进入工作恢复期后，编辑室的同志特别注意克服随意性等不足，让期刊尽快露出杂志的面貌。

一是领刊号。过去该刊无明确的刊期和刊号，出版由编出的文稿而定，导致每年出版数量不等。如1961至1965年，每年所出的该刊分别为1本、3本、4本、2本和2本。为解决这一问题，1981年领到了山西省期刊登记证，明确为季刊，大32开本，每辑6印张，192页，约15万字。到1987年9月，《山西文史资料》第54辑，开始使用国内统一刊号。1988年1月，又明确为双月刊。

二是定页码。因该刊是书本的形式，所以养成不计页码的习惯。如1981年虽然有了期刊登记证，规定为季刊，却出了5辑，多出了1辑;要求是每辑192页，实际则是206、212、168、196和160页。经过几年的训练，才将页码控制住。

三是设栏目。该刊早期没有栏目，只是按照一定顺序把文章标题排列起来，或者以内容的不同，分为几块用空行分开。随着杂志化的进展和编辑技巧的成熟，逐步出现了一些栏目，如1985年刊出的“政治”“军事”“文教”“人物”“群众运动”“其他”等专栏。到后来，该刊的专栏就变得更多、更吸引人了。

通过上述努力，我们的期刊有了明确的主题，严谨的杂志形象，刊出的內容或者是完整的历史故事，或者是事实的记录、回忆和片段。所有这些，都有一条思想主线，政治连线，情感的热线，把每年出版的期刊贯穿了起来，组成了一连串的诱人、感人、动人的“中国故事”，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冲击力和凝聚力。事实说明，文史资料是需要杂志化的媒体来承载和传播的。

深入探索 领域拓宽

在向杂志式办刊发展的同时，山西省文史资料工作还进入了如何为现实服务的探索期。回顾起来，有三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探索如何用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来教育群众的问题。1988年9月28日，省政协文史委和省历史学会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了戊戌变法志士“杨深秀生平思想研讨会”。接着，11月18日又在迎泽宾馆举行了续范亭革命事迹报告会。续是山西崞县人，是毛泽东主席赞誉的“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的名震全国的爱国将领。他是辛亥时期推翻帝制的革命先驱，是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誓死抗日的伟大英雄，是英勇对敌、屡挫敌锋的著名将军。他在抗战中担任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国共两党联系的桥梁，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用这样的英雄事迹来激发革命精神，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文史资料的特殊作用，正是时代所需要的。为使报告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领导同志派人专程赴京，将英雄的女儿续磊和女婿、全国著名记者、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同志邀请到会。经认真的筹备，报告会隆重地举行了。省委、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以及省委统战部、太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将军的亲属，在主席台就座。省政协主席李修仁主持，副主席王西作将军生平事迹的长篇报告。还宣读了续范亭将军的战友、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中顾委委员、原山西省省长罗贵波等同志的书面发言。这场报告会规格高，规模大，事迹感人，加上穆青夫妇的到会，就更具有轰动性。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省城的新闻单位，都纷纷作了充分的报道。第二天上午，《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还和省城8个新闻宣传单位，在迎泽宾馆十楼会议厅，又邀请穆青结合新华社内部的改革，作了一场深刻生动的讲演，对我省新闻出版界的改革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由此，得到的经验就是选准人物，凸显事迹，顺应时代，才有奇效。

其二，是探索如何让珍贵的文史资料走向普通百姓家的问题。在1988年秋季，全室同志到各县市征求文史期刊订户时发现，纯史料的期刊要走向读者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唯有将史料编写成有思想、有形象、有情节的特写和故事，才能被普通读者接受。于是便有了创办《热门人物》杂志的想法。为此，一篇《关于创办（热门人物）杂志的设想》，报送给了文史委主任李蓼源、秘书长杨宗、分管副主席王西和省政协主席李修仁等领导同志，在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之后，就很快领到了《山西省期刊内部登记证》，在一家企业的支持下，双月刊、16开本的《热门杂志》就于第二年年初出版了，在机关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具有史料特色的杂志，设有“变革之声”“改革者行踪”“政坛纪事”“昨日风雷”“历史告诉今天”“民国人物”“史海揭秘”“阎氏秘史”“山西近现代名人录”等众多专栏，发表了许多思想深刻、资料珍贵、富有趣味性和保存性的精彩文章，因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到1990年年初，因领导同志让该刊主编去搞机关文字材料的写作，无理想的接手人，这本杂志就停刊了。时隔四五年之后，当外省市区政协的《文史精华》《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史春秋》等杂志开始走向市场之后，大家才醒悟到《热门人物》杂志是不应该匆忙停办的。假若它仍然在办，那么就一定会和上述杂志一样的畅销，一样的走向千家万户。由此，得到的感悟就是心系读者，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才有成功。

其三，是探索如何突破原有框框，让文史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宽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省政协文史委早在1984年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委联手征编《晋绥抗战》一书时，就开始了我党我军有关史料的征集工作。到1988年4月8日，我文史委又发出了《关于征集太原解放战役亲历资料启事》等。就在进行以上探索的时候，1989年8月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了。这次名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明确提出了“两个转移”，即文史资料征集出版的侧重点要从军政史料转移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来，由建国前史料转移到建国后史料上来。这就一下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有力地拓宽了文史工作的领域。由此，得到的诀窍就是敞开胸怀，增强敏感，倾心创造，壮大自己。

为了贯彻两个重点转移的精神，我省文史委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加快了建国前史料的补征工作。先是制定了《山西文史资料今后补征史料目录》，列出17项60多个补征题目，从而征集到具有拾史之遗、补史之缺、增史之详的大量来稿。在以往征集的基础上，应读者的要求，采取先预订交款，以解决印制经费的办法，编辑了250万字的《山西文史精选》10卷本，于1992年8月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这套具有专题特色、三亲特色、信史特色的丛书，一出版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很快就销售一空。

第二件，加入参政议政序列。早在1994年，我们就开始了参政议政的探索，曾于4月和近10名文史委员，到祁县乔家大院，临汾尧庙尧陵、尧故里伊村，抗战中阎锡山居住过的陕西宜川秋林镇、山西吉县克难坡等，进行了考察，先后给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要重视尧文化群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建议》《关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战旧址克难坡的建议》。1995年5月，又去长治、晋城两市，作了炎帝文化考察，写出了《关于开发炎帝文化区的建议》。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收到报告后，立即批转省旅游局、省文物局、长治市和晋城市政府，要求尽快提出开发炎帝文化区的意见。不久，长治百谷山便矗起了39米高的炎帝铜像。如今，炎帝文化区已成了两市的旅游品牌。

第三件，编辑出版建国后12卷的史料丛书《阳光下的山西》。为了征编工作重点的转移，并为国庆50周年献礼，从1997年9月开始，我们就发动献礼图书文稿的征集工作，并分别到省文物局、公安厅等省直属单位和十一个地市，召开征稿座谈会。到1998年6月，又在忻州奇村国税宾馆召开了献礼图书汇稿会议，收到一大批稿件，也发现了差距和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要求。还在同年10月，在永济市召开了全省政协国庆献礼图书征稿暨文史书刊发行工作总结表彰会议。到1999年9月，360余万字的12卷《阳光下的山西》系列丛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给共和国50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精美的礼物。

文史委考察组在克难坡

文史委同志在延安

《阳光下的山西》书影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十卷本

第四件，改文史期刊为《文史月刊》。《山西文史资料》是书本形式的杂志，又是杂志形式的书，大32开本，每期近200页，安排图片、创新版面都很困难。为了走近读者，我们经省出版局批准，于2000年将《山西文史资料》改为大16开国际标准本。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在2001年将刊名改为《文史月刊》，月发行达到14000多册。为给读者查阅过去的文史资料提供方便，我们将过去印制的《山西文史资料》，重新排版，合印成16开本、1800多万字、10大卷的《山西文史资料全编》。

通过以上努力，文史工作的领域更扩大了，采集编写的方式也更灵活了，拿出的成果也就更多了。

注重情节 故事撼人

在紧张的工作中，我们进入了光辉的2l世纪，山西文史工作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成果密集的涌现期。在这一时期，大家真切地感到，要为读者、为时代书写出高品位的“中国故事”，就需要新美的构思，需要由史料构成的感人情节，需要深挖博采，掌握能展示事迹、表现人物个性诸多细节。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做了大量的收集和史料的积累工作，完成了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大协作的任务，编写出版了本省历史系列化的一批图书。

在与全国政协的协作上，我们编出了400余万字的《中华人物·山西政协委员卷》。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一书，整理、加工了冯玉祥军事集团和阎锡山军事集团的稿件126万字，作为其第17卷出版。还完成了全国政协安排的《名人故居博览·山西卷》《人民政协纪事》《中国文史资料总目录·山西卷》《中国近代要塞》《治理黄河》《日军侵华时期的细菌战》《新中国剿匪实录》和《申遗背后的故事》等，共160余万字的征集、编写与出版任务。

在本省史料的发掘上，我们编辑出版了反映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50多年间历史进程的大型图片集《山西近现代史写真》。该书分9章、54节、2480多幅历史照片，填补了我省历史出版方面的一项空白，成了青少年学习山西断代史的形象化工具书。还采用全省三级政协大协作的方式，征集出版了系列化的反映晋商业绩与经验的超大型丛书《晋商史料全览》。该书收入文章1564篇，1000余万字，分11本地区卷和6本专题卷，于200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还应老同志要求，编印了58万余字的《阎锡山日记》。

《晋商史料全览》书影

2008年之后，山西文史工作在继续发展。为展示中国的历史故事、中国的英雄传奇故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故事等，我省文史委又编辑出版了《山西纪事》（上下册）、《民国早期山西村政史料选编》《血铸河山——山西抗日英烈传》（3卷）、《共同的记忆——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选》（3卷）和《文史工作者纪事》等。《文史月刊》已变为16开本、每期80个页码的杂志，翻开该刊，人们莫不被其开设的《开卷有益》《烽火年代》《走笔长城》《往事追忆》等专栏所吸引，被那《口述历史》《晋商风云》《留住乡土》《海外晋人》《历史考证》《文史漫笔》等栏里的精彩文章所打动！由此可知，我省文史资料事业及其期刊的工作和质量，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升。

在大浪滔天的现实与历史的海洋上，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舰高歌猛进了70年。文史资料事业虽然比它晚诞生了整整十年，但跟随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却是紧密的，急促的，所书写出来的高品位的“中国故事”是相当真实、相当感人的。在已经过去的六十年里，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是共和国前进的忠诚追随者，影像的写真者，历史的记录者。当国庆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祖国啊，请你检阅我们在追随的道路上所陈列的那一个个文史工作的成果吧。我们这些成果虽然还是初步的，还没有达到预想的那么丰盛和巨大，但我們的心是赤诚的，所奉献的礼品是有丰富内涵的。因为它们都是要融入国家历史的，而能融入历史的东西，则都是会和日月一样永恒、一样灿烂放光的！

文史考察组在永济万固寺

文史委机关同志在北武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