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皓

穆勒还是密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么一个疑问。

初入经济学或社会学学科的学子，至少对其中之一非常熟悉。穆勒的著名作品《论自由》，在很多文章中，会被署名为密尔，以至于很多人心怀疑问：密尔和穆勒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是说穆勒和密尔是两个不同的人，恰巧都出版了名为《论自由》的著作。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从英文发音来看，Mill的读音与密尔甚为相近，之所以翻译为穆勒，是缘于严复在1903年把《论自由》（《群己权限论》）介绍到中国来时，就把作者名翻译为穆勒，因此译本流传甚广，穆勒之名也就深入人心了。

1949年之后，把Mill翻译为密尔之风渐起。针对这个问题，李河先生翻译威廉-托马斯著《穆勒》传记译后记中提到，“在翻译这本传记时，首先遇到的是传主名字的译法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把这位英国思想家的名字译为‘密尔，这与英文的发音显然是接近的，近来一些学术译著中也的确采取了这个译法。但对于学术界内外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新的译名听起来远不如‘穆勒这一传统译名响亮，它很难让人一下子联想起该思想家就是那个老伯特兰-罗素的教父，那个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语世界中名气极大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那个对清末民初乃至后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自由》和《穆勒名学》的作者。因此，我们仍沿用‘穆勒这个译名。”

父亲与边沁

对穆勒影响最深的人之中，一定会有他父亲詹姆斯·穆勒和著名经济学家边沁的名字。1806年.穆勒出生于伦敦，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穆勒的长子。詹姆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贫困家庭，通过苦学，17岁便被选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之女的家庭教師，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詹姆斯是功利主义代表边沁的密友，其最著名的著作为《英属印度史》。1805年，詹姆斯与布洛结婚，1806年产下一子，为感谢爵士之恩，以爵士之名约翰·斯图尔特命名了长子。

不同于普罗大众，詹姆斯对儿童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其对于心灵的观点受约翰·洛克的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和经验的积累，毫无疑问，穆勒是詹姆斯手边可操作性最强的一张白纸。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穆勒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父亲对穆勒的一手培养，不但在于从小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在于思维的训练，他能够思考出来的，父亲绝不教他，只有在实在需要的时候才提点一下。终于，穆勒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远超他的年龄。穆勒从未上过一天学，所有的教育都来自于父亲詹姆斯。

父亲对穆勒的教育以功利主义为伦理学基底，很大原因在于詹姆斯与边沁的良好关系。事实上，穆勒与边沁也常有接触，甚至边沁死后，穆勒还担负起整理他著作的任务。在如此的情况之下，穆勒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功利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总结穆勒的学习生涯：很少有玩伴、很少有游玩的时间，阅读很多很广以及父亲的绝对权威。如此的状态为穆勒后来的精神崩溃埋下了伏笔。1826年，穆勒开始无法控制地不断思索人类价值的真正意义。穆勒一贯是理性的人，并且鄙弃用感情洋溢的正义语言来叙述思想，因为感情的基础不在于思想，而是用感情来强加于读者以便接受思想。理性给了他很多好处，包括能够不受偏见的影响，能够理清各种思路的源泉，以自然法则而不是以人的意愿为准，然而这种完全的理性也损害了感情，以及与此相联的喜悦，危及了生命的趣味。穆勒感到自己的感情在已成习惯的理性当中枯萎了，没有联想，也不再有希望。这个似乎曾乘着理性的翅膀无所不能的有为青年就这样郁闷了很久，忽然有一次他在读一个回忆录的时候被感动得哭了，发现自己还未麻木。

终于，穆勒在威廉·华滋华斯的诗中找回了自己，他的思想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开始大幅修正原来的功利主义思想观。

穆勒为了补救他父亲的心理力学中机械性的缺陷，提出了“化学心理学”这一思想，认为有些观念的联合好像氢和氧化合成水一样，水具有新的性质，这种性质无论在氢或氧中都是没有的，它是由氢和氧的化合物形成的新品质。他还认为由观念的联合而形成的新品质不能由原先观念的性质来预知，而必须通过实际经验才可以认识到。他从“心理混合”改为“心理化合”，用心理化学代替心理力学，这种看法似乎比较符合于心理事实。1865年穆勒提出了四条联想律，即类似律、接近律、多次律和不可分律。其中删去了1843年他所提出的强度律。约翰·穆勒和他父亲詹姆士·穆勒都属于唯心论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家，但他反对心理力学、倡导心理化学，强调心理学的独立性，强调联想的主动性和联想律的共同基础，这在当时属于十分激进的观点。

写作与生涯

1823年，詹姆斯为穆勒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度通讯检察办公室争取到一个职位，与此同时，穆勒开始为报纸撰写文章，在短暂地为《旅行者》晚报和《早晨记事报》撰写一系列信件之后，穆勒开始为边沁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

1830年，穆勒出版了属于自己的论文集《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解决的问题》。1836年，穆勒的父亲詹姆斯去世，其后的三四年里，穆勒发表了论边沁和科勒律治的文章，萨拜因称它们为穆勒脱离其父亲的独立宣言。1843年，穆勒的《逻辑学体系》出版，此书的创作经历长达七年，在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继选用其为大学教科书。

1851年穆勒与多年的挚友哈丽雅特·泰勒夫人结婚。按照穆勒的说法，此后其作品就是两人共同写成的，“不但在我们婚后生活的几年中，就是在此之前，自从我们建立起相互信任友谊的许多年份里，可以说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般多，而且在我的作品中她的贡献是与年俱进的”。

《论自由》发表以后，穆勒完成并出版了一本他多年以前就开始写的小册子——《议会改革观感》。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代议制政府》和《功用主义》。与此同时，他应哈丽雅特的女儿海伦·泰勒的要求写了《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但他一直不愿意发表此书，等待了八年之久，到1869年这个他认为合适的时间才出版。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家苏珊·奥金评价说这是“唯一一本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公认的伟大的男性理论家写的女权主义的重要著作”。

1865年，在获得保证会让他严格遵循他个人立身处世之原则的条件下，穆勒作为威斯敏斯特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选，并当选为下院议员。他积极参与多项议会议题的辩论，比如1867年《改革法案》，1868年爱尔兰土地租佃改革，妇女选举权以及削减公债等。

1873年5月穆勒去世，彌留之际他对继女海伦说：“我已经做完了我的工作。”他的葬礼是悄悄举行的，只有五人送葬。但是在其棺木到达墓地时，却已有无数的人聚集等候。尽管有人努力想让他的遗体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尽管泰晤士河畔树立起了他的铜像，但他还是长眠于阿维农，陪伴在他的妻子身旁。

值得注意的是，穆勒一生中多次给中国提出意见与批评。在穆勒看来，中国曾经辉煌过，中华民族曾经拥有过创造性，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的民族，曾经富庶文明并且精于多种生活艺术。穆勒认为，中国人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富有智慧，很早就有了一套非常好的习俗，而且能够运用良好的机制来传授知识，并且确保最有智慧的人获得尊贵显要的职位。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穆勒指出，中国已经变得静止不前，陷入停滞，而且一停滞就是几千年。

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原因，穆勒斩钉截铁地指出，是因为中国不再保有个性，陷入了习俗的专制统治之中。穆勒认为，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都是人类进步的持久障碍，它限制了人类的自由精神，限制了每一个人的个性，使得人的个性无法自由舒展。穆勒极为强调个性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人类福祉的要素之一。相反，穆勒对习俗极为警惕。在他看来，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历史的，还处于史前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地方习俗的专制是完全的、彻底的。整个东方世界就是如此。在那里，习俗是所有事物的最高主宰;正义和正当的意思就是遵守习俗;如果以习俗为理由，没有人会想到予以抗拒。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理想就是使得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使所有人都用相同的格言和规则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根本就不允许个性的存在。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05.20—1873.05.08），也译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具有影响力的古典主义思想家，是继边沁后，功利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之一。穆勒同时代的英国自由党领袖，曾经两次组阁的一代名相格拉斯顿，将他描述为“理性主义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