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燕婷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功利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伦理学流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伦理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边沁和密尔对功利原则的修改，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新流，对以后和现代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边沁；密尔；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29-01

边沁说过：“功利原则就是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时候，应该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密尔认为：“功利主义要求在他自己和他人的幸福之间做到严格的公平。”在英国伦理思想史上，甚至在英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功利主义伦理学继承和发扬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和情感论伦理学特质，它的基本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在英国社会伦理、道德、立法、经济、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功利主义被看作是英国对伦理学理论发展做出的最大特色贡献。

威廉·佩利在1785年发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原理》阐述神学功利主义观点，认为道德就是“在服从神的意志的条件下，为追求永久幸福，而对人类行善”。①在佩利的理论中，道德的动机是为了增进一己的快乐和利益，而道德的标准是在于公的幸福，两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因此，还必须依赖于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是希望我们的幸福，在这里利用宗教桥梁沟通利己动机和道德普遍法则的隔阂来建立神学功利原则的有效性。

另一位早斯功利主义者威廉·葛德文在1793年出版的《政治正义论》，提出政治功利主义，构成了18世纪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中确立了快乐和痛苦的基础地位：喜好快乐和厌恶痛苦是人的本性，快乐是唯一的内在的善，痛苦是唯一的内在的恶；“研究道德和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和幸福”②。葛德文建立了一种完全服膺于苦乐统治和功利原则的道德和政治理论。首先，他力图在理论中完全遵循普遍幸福原则，并对快乐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分，外部感官的快乐是人类最早的快乐；精神感受的快乐。第二位的快乐比第一位的更为微妙，接近所有快乐的来源，并享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是人类最理想的境界；自我赞赏的快乐的以及我们一切快乐的正确培养都是在不侵犯个人独立下的维持的集体安全。其次，葛德文还强调了习惯是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关系的调节器。这些在密尔针对边沁功利主义所做的一些修正观点中也有所体现。

边沁是最引人注目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家人物，他的思想确立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功利主义其后的发展与其一脉相承。它所具有的基本元素几乎都是在此前的伦理思想上“借来”的。首先继承乐从古罗马时代到近代英国经验论传统，强调感情体验是道德标准，进而将其归结为快乐和痛苦。另外，罗素曾经称边沁的哲学有2个原理基础，最大幸福原则和“联想原理”。其次，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快乐的追求与个人的需要有关，而且他的充分满足与个人所处的社会联系、交往以及社会制度、利益密切相关，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的灵魂的安宁和痛苦的免除。最后，从英国情感论学派和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中继承并发展了合理利己主义公益论的基本论断：人性的两种倾向是自爱和仁爱，每个人天性中就存在着仁慈、同情的情感，利他爱人的情感与其并行不悖，个人、他人以及社会也理应能够达到一致；只有普遍的幸福和共同的福利才是最终的道德目的。边沁从量的快乐主义出发，发明出了快乐主义计算法，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自然而然增加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只要每个人能够真正追求自为快乐是人的幸福组成部分，不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以幸福作为道德的最终标准。密尔已经将边沁的快乐主义转换成幸福主义。在个人的幸福中，包容了对他人的关切、德性的渴望等内容，使个人幸福与他人和社会的幸福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边沁的个人快乐为最终标准的狭隘性。个人的自由权和自我发展是幸福概念的两个重要内容，全面而深刻地幸福不能脱离个人的能力发展、个人自身趣味追求和同情心得培养和发展。自我发展十个人自由的积极的实现，而不受干涉的自由观是消极的个人自由维护，二者结合起来则构成了密尔的完整的自由观。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密尔的《功用主义》、《论自由》的相继发表，功利主义伦理学理论受到广泛重视。其后的40年间，陆续出现了功利主义的修真者J.格罗特、H.西季威克和批评者新黑格尔注意者格林、布拉德雷以及功利主义终结者摩尔。格罗特认为密尔对快乐的质的判断标准事实上仍然是数量上的，密尔只不过断言更高级的快乐比较低级的快乐在量上更加令人感到快乐，因此密尔本质上还是一个快乐主义者。西季威克则认为密尔是一个前后矛盾的快乐主义者，密尔实际上已经显示出直觉主义的倾向，虽然密尔明确反对直觉主义，但密尔理论上的缺憾可以在直觉主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克服；他主张回到边沁简单一致的量的快乐主义上，以克服其弊端。布拉德雷從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行为目的必须是一个具体的统一体，而快乐本身不可能是连续性的，因而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目的。1903年摩尔发表《伦理学原理》，提出“自然主义谬误”的观点，认为强调“善”的不可定义性，否认“自然主义”学说从“是”中推导出“应当”的努力，只有善本身的命题基础是直觉的也是不能证明的”。这对20世纪初许多伦理学家是一个震动，伦理学赖以建立的根基受到质疑，在伦理学中唯一可行的思考方式就是发展摩尔的直觉主义理论，为伦理学寻求一个无可辩驳的基础。这使得20世纪上半叶，包括功利主义在内的规范伦理学都逐渐消隐，而直觉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则占据了英美伦理学讨论的核心地位。

除此之外，摩尔还认为，除了快乐和幸福作为人的行为的价值的最终目标以外，还应该包括对美的欣赏、对真理的追求等精神上的价值目标。摩尔理论的本意是反对布拉德雷的新黑格尔主义，“将黑格尔的幽灵赶出英伦三岛”，重新确立经验论的传统地位，事实上他的理论努力在驱逐黑格尔主义的同时也促使了功利主义的沉寂和现代经验论对传统经验论的扬弃。功利主义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新要求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也表明现代功利主义要想重新激活功利主义的理论主旨就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获得新的理论基础，拓展其领域，发掘新命题，这些方面的努力促成了功利主义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再度复兴。

注释：

①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206页.

②【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