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红

内容摘要：商贸流通业的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降成本同样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流通市场着力于城乡沟通、虚实互联、产业传递及价值共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为了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引领性作用，文章采用2008-2017年省级层面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商贸流通业两者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拉动作用，但两者的共同引领作用在不同区域显示出一定的异质性。总的来看，产业结构优化与商贸流通业的引领性作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针对目前政策运行的特点，文章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商贸流通业   引领作用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入中高速，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解决经济发展中遭遇的瓶颈，总体存在两种思路：一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出“三去一降一补”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二是通过实行更高效的产品市场流通和价值共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直指问题本质的解决措施，不仅改善原有产业和经济结构，而且大幅提升了供给侧的生产附加值，但同样存在实施周期长、落实难度大及成效变动缓慢的问题。商贸流通业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基础产业，着力于城乡消费市场沟通、虚拟现实市场互联、产业鏈物质传递及产品价值链共创等方面，是降低市场沟通成本及产业联动成本的主要环节，在经济发展中具备重要作用。商贸流通业发展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的关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与商贸流通业发展间能否产生“化学反应”，是探究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课题。

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商贸流通业的经济引领作用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丁俊发（2017）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董誉文（2016）使用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增长方式转换和效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仍然是以要素积累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备资本、劳动双驱动特征，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显著恶化。王晓娟（2017）认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推动我国现代零售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之选，通过商贸流通业改善产业结构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所关注的仅是商贸流通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没有联系政策背景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原因可能是供给侧改革政策的相关数据较少，经济作用难以量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发展中的不断深入，凸显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文献开始出现，但相关研究仍然是从定性或描述统计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比如周开国等（201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从垄断到完全竞争等一系列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退出与进入市场的最优策略，且深入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在其中的协同效应。田翠（2018）提出，商贸流通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产业，良好行业环境氛围的塑造及其对消费和投资的巨大牵引效应决定了该行业与国民经济密不可分，并从理论视角对商贸流通业的引领作用进行了简单分析。刘宇等（2016）以商贸强国视角对流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文章同样止于理论分析，而未从量化角度进行实证模拟。

本文将在商贸流通业研究中首次引入产业结构优化相关数据，并将商贸流通业与结构优化的交互项视为“引领效应”的量化项目，实证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的引领性作用。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商贸流通业是一个交叉领域，学界对其界定存在理论上的分歧，广义的商贸流通业侧重于其在国民经济部门发展中的需求端作用，数据限制性较高。根据商务部《流通产业改革发展纲要》中的描述，本文采用狭义商贸流通业的界定范围，包含交通运输业、仓储和批发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四个部门。

核心变量选择上，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解释变量为替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应的结构优化水平（ST）和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INT）。由于需要考虑政策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引领性作用，则需要进一步纳入政策效应与产业效应的交互项。控制变量选择上，由于生产要素的集聚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产物，可以把劳动、资本及技术这三类要素与物流成本要素共同作为企业发展的“四类利润源”，为了减少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应该尽可能降低基础要素相关的控制变量。考虑到上述情况，本文选择了与核心要素无关的城镇化水平（URB）及市场化水平（MAR），两者对区域经济的集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没有覆盖基础因素的相关作用。综合上述变量选取情况，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GDPit=α1STit+α2INTit+α3ST*INTit+β1URBit+β2MARit+εit                                                                                        （1）

其中，i代表对应区域，t代表年份;GDPit衡量i区域t年的人均生产总值; STit 代表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由三次产业占比表示;INTit为商贸流通业对应四个部门的增加值加总; URBit 代表对应区域的城镇化水平;MARit代表对应区域的市场化水平。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时间较短，但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进出口部门的增长乏力，我国已经开始了内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并着力于发展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因此本文选取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了剔除价格效应的影响，以2008年的基期人均GDP水平对GDP指数进行折算，同时以2008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商贸流通业增加值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局官网，为消除异方差问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均取对数。城镇化水平指标采用年末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表示，市场化水平来自樊纲（2018）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因而需要采用合适的计量模型以得出正确结论。由于时间长度限制，对短面板采用方差分析（ANOVA）和Hausman检验以选择计量模型，ANOVA所得F统计值处于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组内并未出现显著差异;Hausman检验结果为53.10，对应p值为0.0000，故该面板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为了保障统计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由于在区域分割后，数据结构从短面板变为方形面板，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全面广义二乘估计（FGLS）方法，该方法在考虑组内异方差和自相关情况下，纳入周期分析过程，更适用于短面板分析。表2列示了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3列示了全面广义二乘估计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2可以发现，采用固定效应进行拟合的模型顯著性较高，R-square均大于0.90;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良好，说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理。表3相较于表2，在分区域回归上部分结果更显著，对应的t值更大，说明方形面板中所采用的FGLS模型更具效率，模型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在结果分析中，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解释全国层面的情况，采用FGLS模型结果解释分区域回归结果。

从全国范围来看，商贸流通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均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商贸流通作用强度大于结构优化作用，两者交互项同样产生了明显正向作用，但判决系数较小（0.1232），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商贸流通发展的结合水平较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实际效果相对轻微，仍具备较大空间进行改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结构优化效应本身在当期产生的经济导向作用并不明显，更多存在于外部性层面，无法形成显著的量变效应，更多通过内部疏导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因而造成了政策利好下商贸流通业引领作用较弱的情况。

从分区域结果来看，商贸流通发展效应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排序，这是由于中部的商贸流通业区位优势更强，在连接国内市场方面更加便利，东部依托河海运输等可以建立沿海流通网络，发展效应仅次于中部，而西部流通基础设施较差，且地理环境复杂，商贸流通发展效应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西部、东部、中部的排序，这是由于西部产业规划较为薄弱，尚未形成固定产业分类，三次产业间变动情况较为频繁，因而当第三产业比例上升时，对应优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能力较强，在短期内能够产生较好作用，而东中部产业分配相对固化，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较小，所产生的影响较西部更低。两种效应结合所产生的弹性排序为西部、东部、中部，弹性值为0.0825、0.0519和0.0334，说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于西部的引领作用最强，这是由于西部流通产业及产业结构规划尚未成型，具备更强可塑性，依托于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更高;东部产业结构和商贸流通业基础更高，由结构优化可能引致的质量变动效果更强，商贸流通的传导作用更明显;中部商贸流通引领作用相对较低，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区域仍处于一、二次产业引领的生产发展期，以商贸流通业为代表的三次产业发展在经济总体发展中的促进效果难以体现。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为了从量化角度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引领性作用，采用2008-2017年省级层面数据对结构性优化、商贸流通发展和区域经济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商贸流通业两者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拉动作用，但两者的共同引领作用在不同区域显示出一定异质性，在西部的影响效果最强，可能是由于西部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能够在短期内形成流通量化引领;在东部的影响效果次之，这是由于东部流通产业规模较大，能够在高总量基础上形成流通质量优化;在中部的影响效果最差，这是由于中部正处于一、二次产业引导发展转型期，三次产业引领的结构优化效果相对较低。要充分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的政策红利，各级政府应根据其区位制定发展战略，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强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应加强西部区域的流通产业投资。各个区域的物流设施建设制约了产业发展的上限，并影响了商品市场的开放性与流通性，实现更利于消费者的流通服务，是扩大内部需求的基础条件。作为实现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先导性投资，完善区域内部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商贸流通发展，还能够稳定区域内部市场。此外，由于西部流通基础过于薄弱，尽可能的帮助西部区域进行流通设施建设，是均衡流通区域发展情况、形成多级市场联动的重要手段。

第二，制定以商贸流通业为基础的转型发展策略，优化区域内三次产业结构。商贸流通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各个经济主体在时间、空间上的错位，一方面，商贸流通业能够改善市场上的供需错位关系，缩减产品供给需求错位产生的摩擦成本，帮助消费者降低搜寻成本，在保持原有消费者剩余的同时提高生产厂商的边际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完成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联通，可以利用商贸流通业的交易成本外部性帮助相关企业降低发展成本，并将产品扩散到更广泛的市场上，发挥商贸流通所产生的网络经济效益。在制定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策略时，不能仅盯住产业本身产出，更应该考虑到商贸流通业的诸多外部性作用，以商贸流通业为引领，规划最有效的区域产业优化战略。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打破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制定更简约的行政审批手续，降低产业优化中的制度成本。降低流通成本的方法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市场交换边际的上移，但在长期经济体重新形成均衡后，效果会逐渐消退。突破制度成本的桎梏，离不开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仅依靠降成本是无法完全实现真正的结构性改革的，更需要直接从制度上消灭病灶，降低企业发展中的行政风险，并实实在在地通过检索审批、加快审核及政策红利发放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转型优化，进而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贸流通业的深度发展引领。

参考文献：

1.程波辉，奇飞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研究—分析框架的建构[J].学术研究，2017（8）

2.周开国，闫润宇，杨海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企业的退出与进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8，53（11）

3.董誉文.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换及效率评价—来自199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6，30（10）

4.丁俊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流通业的先导作用[J].中国流通经济，2017（2）

5.田翠.我国商贸流通业先导作用机制研究—以上市公司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8（9）

6.刘宇，魏源，孙静.商贸强国视角下流通产业结构调整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13）

7.王晓娟.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现代零售业转型升级[J].商业经济研究，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