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心武

老罗从家乡来北京几年了，换过几种工作。其中一次，老罗在餐馆打工。那餐馆给打工者吃的，但老罗只能吃大锅熬菜，里面很少有肉。有一回，厨房里一只龟死了，厨师不敢做给客人吃，报告老板，让老罗去扔掉。老罗舍不得扔，自己炖来吃了。吃的时候老罗没觉得味美，也没感到恶心，但第二天身上好几个部位长出了肿块，奇痒难熬。

那餐馆是不给休息日的，每月工资先是300元，后来涨到350元。老罗把挣到手的钱全折叠在一起，用两根橡皮筋箍得紧紧的，搁在裤腰上的一个皮制烟袋里，晚上睡觉把裤子连同那烟袋压在枕头底下。那摞钱也不是越来越厚，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请假去趟邮局，给他老婆寄一笔钱。

因为吃死龟，身上长出东西，老罗不得不上医院看病。老板大发善心，准了他一天的假。老罗去了医院，交了挂号费，可是舍不得花钱买医生开的药，跑来我家找我，说是看看有没有现成的药。我一听、一看，马上把他领回医院给他买下那些药，再把他带回家，口服的，立即让他吞服；外敷的，就给他敷上。他憨憨地跟我道谢，说：“可怎么报答你？”我说：“你又来了，我们既然交了朋友，说这些岂不见外了？”

后来我们下楼到一家小饭馆吃饭，没像以往那样要四两二锅头，菜也不敢点辣的，主菜是糖醋里脊。吃完我才想到醋恐怕也是不利于内毒发散的，后悔没点红烧排骨。因为有一整天的假，老罗越来越觉得是因祸得福。我们两个同龄人吃完饭后又在护城河边遛弯儿，边遛边聊，十分尽兴。

我特别喜欢听他讲农村里的种种人和事。二十年前的故事大体都跟饿肚子有关，近十年的则大体都是吃饱了生出的怪事情，那生动的内容是我从印刷品和互联网上获取不到的。他呢，则喜欢听我讲些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情。我很怕我讲得不对，他回家后再讲给晚辈听，以讹传讹。他说：“那不怕。我是只读到小学第五册就去揉泥巴了，现今我让孙儿一直读，他哪儿会听我的？说不定他以后来北京，把学得的说给你听，你还难懂呢！”我俩就都哈哈大笑。

老罗身上起的肿块没多久就完全消失了，但餐馆换了老板，新老板认为不需要派一个人专门负责看管、清扫卫生间，把老罗辞了。

老罗找到我，不甘心就此回家，说给独孙的教育费还没有攒够，还想在城里挣钱。我想起以前一个相处得不错的邻居也在开餐馆，而且生意很红火，便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尽量收留老罗。他应承了，让老罗第二天去报到。我对老罗说：“你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没有想到的是，半个多月后，老罗来找我，说是对不起我，他实在不想干了。这家餐馆的李老板安排老罗洗碗兼打扫院落卫生，活不能说比以前累，而且一个月给三天假，但是工资只有270元。厨房里总是非常热，洗碗却只能用冷水，而洗涤剂严格规定用量。这样，生意越红火，老罗洗碗就越吃力。李老板没给老罗安排宿舍，晚上老罗就用六张餐椅拼起来当床睡。最让老罗难以接受的是李老板要求他自费一次性办理一年的暂住证、上岗证、卫生合格证，合起来约300元。

我提出来支援老罗300元办齐那一年的三证，还说我打电话给李老板求情，老罗却摆手说：“算了。替他细想，若不是这样行事，他的生意怎能那么发达，开了一家又添一家？”老罗又说：“真的，我这几天觉得自己老了，做不动了，我还是回家去吧。”

老罗真的要回家了。他来告别那天，递给我一张浸着他汗味的字条，上头写着他家的地址。他要我多给他写信，别怕他多花钱。我明白，他们那儿，收件人去取信时，一般信函要交两毛钱，汇款单则要交五毛。老罗说：“你写来吧，我一个月花一元钱也愿意。别怕我认不全，我孙儿念到第九册了，他能读给我听。”

我没有去送老罗，但我记得他搭乘的那趟车开车的时间。老罗买的硬座，要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省城。我坐在书房的电脑前，电脑上显示的时间告诉我老罗坐的那趟车开出北京了。我觉得心里出现了一大块空白。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我和老罗在护城河边的合影。儿子给我们拍照那天，河边玩耍的人很多，照片上除了我和老罗，身后左右还有别人的身影。我记得老罗拿到照片后说：“呀，怎么净是些野人啊！”他们那地方把陌生人称作野人，并无谩骂的意味，但相对来说，我于他而言，不是野人而是亲朋了。

越来越远去的老罗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聚？人生苦短，真情难觅，而我们确实也都老了，磨砺得粗糙、硬冷的灵魂如何维系住那一缕超越功利、荣辱的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