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的档案展览优化策略研究

2019-11-05魏歌谢海洋

北京档案 2019年10期

魏歌谢海洋

摘要：档案展览的本质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能为档案展览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文章利用文献分析法和网络调研法分析了当前档案展览的研究不足，借助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的思想和理论内核，从档案展览的整个过程出发，提出为公众构建特定的知识空间、对档案信息进行系统展示、对公众反馈信息加强收集、建立档案展览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考虑档案展览所处的社会环境等五项档案展览优化策略。

关键词：档案展览大众传播模式档案信息传播档案展览评价指标

Abstract：The essence of archives exhibition is theprocessofinformationdissemination，Sch？ ramms mode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n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rchives exhibition.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suf？ ficiency of current archives exhibition research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network investiga？ tion. With the help of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core of Schramms mass communication mode，starting from the whole process of archive exhibition，Fiv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archives exhibition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building specific knowledge space for the public， systematically displaying ar？ chives information， strengthening collection of pub？ lic feedback information，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in？ dex system of archives exhibi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archives exhibition.

Keywords： Archives exhibition；Mass communi？ cation mode；Archive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valuation index of archives exhibition

档案展览是档案宣传利用工作的重要手段，在改善公众对档案工作认知、提升社会档案意识以及增加档案工作的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档案展览涉及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凭借档案管理活动形成便于利用、丰富多样的档案资源；二是通过不同的展览形式将经过系统整理的档案资源呈现给用户。其中，档案管理工作是展览工作的基础，展览工作则是档案管理工作的目标之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档案价值的实现。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档案展览的实质是档案信息的传播过程，即档案工作者将经过系统整理的档案内容通过一定的展览方式使观展人员知悉档案内容的过程。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描述了现实活动中大众传播的过程，强调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与反馈，这种传播模式与档案展览的信息传播模式本质相契合，因此，可以借鉴其理论思想内核指导档案展览的优化与提升。本文立足我国档案展览的现状与主要问题，运用大众传播模式对档案展览前期准备、中期办展、后期反馈与评价三个阶段进行优化与改善，以期提升档案展览的效果，更好地实现档案价值。

一、我國档案展览研究现状

档案展览作为有效宣传与利用档案、活化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其相关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档案展览与创新档案服务方式、新技术环境下档案展览的新趋势、基于国内外档案展览的思考及问题对策研究等。其中关于档案展览优化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角度，提出深度挖掘特色档案资源[1]，优化展览内容设计，并基于AR技术、3D打印技术等实现档案展览模式创新[2，3]；第二，从传播渠道角度，提出应当借助档案网站、新媒体平台等举办线上展览[4]；第三，从受众角度，提出档案展览应该坚持需求导向，提倡档案展览主题及内容的亲民化[5]。可以看出，无论从展览内容、展览渠道还是受众角度，现有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档案展览效果的提升和创新发展。然而，从档案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主要着眼于信息传播的线性过程，较少考虑受众的反馈；第二，研究多注重档案信息传播的前端和中端，忽视了对信息传播的后端，即对展览效果的评价及评价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的研究；第三，研究基于微观层次的较多，缺乏从宏观角度，即展览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分析相关问题。

二、应用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优化档案展览的可行性分析

（一）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

施拉姆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播学家，作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他被称为“传播学之父”“传播学鼻祖”[6]。施拉姆提出了著名的大众传播模式（见图1），其中包括传播者（传播主体）、受众、传播的信息、与传播者相连的信源、反馈等五个要素。传播者从信源获得信息，然后通过一定的渠道（或称媒介）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受众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再向传播者传递反馈信息。相比于之前的传播模型，大众传播模式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反馈的概念，即受众在接收到信息之后，会同其群体内的不同受众进行交流、“再解释”[7]，最终向传播者传递反馈信息。该过程强调信息传播过程中公众与传播者的互动，使人们对信息传播过程的认识从拉斯韦尔的单向线性传播向闭合式、循环式的传播模式转换，更符合实际生活中的大众传播过程，也更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同时，施拉姆提出的大众传播模式更是一种系统传播模式。他认为，大众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因素的影响，应将大众传播置于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

（二）档案展览的信息传播模式及关注要素与大众传播模式相契合

档案展览作为档案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传播模式、关注要素、传播环境等方面与大众传播模式相契合。首先，档案展览的信息传播模式符合大众传播模式。传播者面向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受众传播信息，受众与传播者及受众之间又要进行信息互动，档案展览则是档案部门面向社会大众或特定的群体传播档案信息。其次，档案展览同样涉及五个关键要素：展览的主办者即档案部门扮演着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与之相联系的信源以及传播的信息就是档案资源，受众即观看档案展览的公众，反馈即公众与档案人员之间的互动。这五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档案信息传播过程。最后，根据施拉姆对于大众传播模式系统性的论述，档案展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即政治的民主程度、公民生活水平、社会文化素养等的影响。

三、基于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的档案展览优化策略

通过分析将大众传播模式应用于提升和优化档案展览的可行性，本研究从档案展览的前期准备、中期办展、后期反馈与评价的整个流程以及档案展览全局视角出发，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一）做好铺垫：为公众构建特定的知识空间

特定的知识空间是指信息传播双方具有的关于某些方面的共同的背景知识。档案展览作为信息传播双方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遵循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则，传播者和受众只有在一个共同的知识空间内进行信息传播才是有效的。根据大众传播模式对传播过程的形象描述，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首先要对信源的信息进行译码、释码和编码，形成信号传递给受众，受众对接收到的信号再进行译码、释码和编码，最终形成信息。因此，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用户对于接收到的信号的处理过程将决定其接收到的信息是否与传播者意图一致，进而决定传播的效果。也就是说，传播者在进行信息传播时，首先要将传播的信息转化成数据来进行传输，数据类型包括语言、文字、符号等，受众将根据自身不同的知识结构及背景，将其转化为不同的信息[9]。由此可知，在档案展览之前为公众建立知识空间对于有效的信息传播来说非常重要。

为了使公众对档案展览产生共鸣并促进与办展人之间的有效互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构建知识空间。例如，可以在展览进行之前使公众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访问主办者的官网，了解与展览相关的内容信息，或通过知识测验、发放传单、工作人员讲解等方式为公众普及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辅助信息，帮助其形成特定的知识空间。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公众观看展览的主观能动性，以一种问题化、思维式的导向觀展。以此，通过有效的背景知识的讲解和传输，将更好地缩小观展人与办展人之间的信息鸿沟，保证观展人对展览的正确解读，有效地减少信息的失真，确保信息传播的效果，从而实现观展人与办展人之间有效的“精神交往”[10]。

（二）展示关联：对档案信息进行系统展示

档案的有机联系性要求档案展览中应注意分析和挖掘档案史料的历史联系性[11]，进行档案信息的系统化展示。档案以其区别于其他事物而具有的原始记录性，使其具有重要的凭证价值和信息价值，这种“点”的价值辅以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了档案“证据链”的价值，对于还原历史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文件从业务活动中产生，到归档并永久保存，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而档案就是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相比文件的“个体性”而言，档案更强调其“集合性”[12]。单份的档案相当于历史事实的一个节点，只反映某一事务相关过程，档案展览需要通过辅助性的资料和文献将相关档案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事实脉络，以便进行系统化、条理化和叙事化的表达[13]。

对此，档案展览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充实展览内容。例如，时间层面，可以按照时序将某专题的档案陈列，以便公众了解该专题从无到有、由有转盛、从盛转衰的历史发展脉络；空间层面，可以按照一定的地域顺序组织陈列相关档案内容，以便让公众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点历史事件的联系与区别。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细化管理、技术应用和提升站位等方式进行布展。管理方面，通过在档案展览中安排工作人员讲解，不断引导公众思考，帮助公众在头脑中建立关于展览内容的知识框架，向公众展示展览内容整体的系统性。技术层面，通过现场大屏幕的使用，采用AI技术、VR技术等手段更真实、更清晰地梳理和展示档案之间的信息脉络，实现相关知识的立体化呈现，也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提供展览的VR全景，便于公众在线观展。另外，档案部门在策展时应提升站位，如秉持以“展示历史，传播知识与文化”为目的举办档案展览。在进行档案展览的设计时，档案人员应变换思路，将档案展览的目的从某份档案的展示向系统的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转变。

（三）形成闭环：对公众反馈信息加强收集

档案展览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式信息传播过程，在关注展前准备、展中展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公众反馈的关注，以求从需求侧倒逼展览效果提升。大众传播模式指出信息传播不是一个由传播者主导的过程，受众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不断通过信息的反馈实现与传播主体之间的信息互动。通过反馈环节，形成闭环式的信息传播过程，改进以往单向信息传播对公众诉求的忽视。使信息传播过程在受众的“指引”下不断改进，实现信息传播过程的良性循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轮流发挥其对于传播过程的主导作用，以此经过多次循环，使信息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而，当前大多数的档案展览仍是直线式信息传播模式，未能形成有效的闭环。长此以往，缺乏对公众反馈的关注和对展览效果的客观评价可能使其偏离既定的目标，也很难再有更深层次的信息传播。因此，为了改善档案展览质量、实现档案展览的良性发展，档案部门应该注重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主动收集公众的观展反馈意见。例如，中国台北故宫积极采纳公众建议将档案展览的名称由“君臣对话：批奏折特展”改为“知道了：批奏折特展”，更加生动地再现了档案的原貌，并提升了展览的趣味性和公众的参与感[14]。档案展览在与公众互动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并实现良性发展，同时也更体现其人性化。

（四）细化评价：建立档案展览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档案展览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种对档案展览效果的量化评价方式，通过使用该评价体系能够发现档案展览存在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升展览质量。由于传播的效果及影响往往具有隐性特征，要想对档案展览进行评价，必须通过建立相关的档案展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传播效果的外化。另外，档案展览作为一个系统过程，其效果好坏与信源的可信任度、传播者的信誉度与专业度、传播途径的易获得程度与传播技巧、受众的知识结构及是否存在反馈的过程等都密切相关，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因此，档案展览评价指标体系应综合考虑多方主体及其产生的多重社会效益，以此实现对档案展览客观、辩证的评价。

本研究以大众传播模式中涉及的两个能动性要素——传播者和受众——为评价主体，建立了由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两部分构成的档案展览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自我评价的主体是档案部门（或称办展部门），他们通过对自身工作的总结来发现优势与不足，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公众参与度、展览的效益评价、成本评价。其中公众参与度包括观展的人员数量及人员结构；展览的效益评价包括展览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如展览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正能量方面的意义，或是在风险规避、提供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成本评价包括档案展览所耗费的时间、资金、人力、物力及档案资源成本等。外部评价的主体要根据展览的开放范围来加以确定，是全体社会公众或特定群体，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展览的内容评价、形式评价、观展体验。展览的内容评价包括主题是否新颖，内容是否丰富且有现实意义，是否符合公众的价值需求，能够满足公众对展览的预期；形式评价包括展览形式的多样化、公众参与度；观展体验包括在实体展览中用户是否拥有良好的观展氛围，展览的地理位置、服务是否到位，同时，网上观展时的流畅度、内容设置的合理性、是否具有明确的内容索引等也是评价展览的重要因素。

（五）站位全局：考虑档案展览所处的社会环境

大众传播模式指出，任何信息传播系统都处于社会系统中，受到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发挥档案工作的政治性、文化性、服务性等特征[15]，必须将档案展览工作与国家和社会整体环境相联系，紧密贴合国家热点及社会发展趋势，为中心工作保驾护航[16]，以全局视角优化档案展览。尤其是在档案展览的选题和效果评价时更要把握好社会环境因素。

针对档案展览的选题工作，档案部门既要立足自身职责，始终秉持“促进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服务人民幸福”的理念，坚持政治性和亲民性；应该从提升展览效果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倒逼式”的思想来设计主题。例如，根据不同的受众选题应有所侧重，综合考虑内容的专业性和大众化。

在进行展览效果的评价时，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开明程度、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档案展览效果的重要因素。若在一个大众温饱尚未解决的地方进行档案展览，取得的效果可想而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的同时，才会寻求更高级的社会化需求的满足，例如文化休闲的需要。从政治方面来看，社会政治的開明程度将影响档案的开放程度，进而影响档案展览的内容和开放范围。当前，我国各级综合性档案馆增加了其作为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的职能[17]。但从档案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来看，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既是社会控制的对象，也是社会记忆控制的手段[18]。这就决定了档案的开放利用工作必然是有条件的。因此，在进行档案展览评价时，应关注社会政治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在文化方面，档案展览应更多地与各地区的特色文化、公民生活相结合，以此用公众熟悉的、喜闻乐见的内容来吸引参与，避免因文化水平的差距导致公众对展览的“敬而远之”。另外，在进行档案展览设计或研究其效果时，应充分考虑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语言、文化的异同等可能成为阻碍展览效果的不利因素。

四、结语

档案既是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本身又是重要的信息。正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是讯息。”档案展览是档案部门开发利用档案资源的基本形式。在档案展览中，档案部门更多掌握的是资源优势，但决定展览效果的不只是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还涉及传播过程中多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做好档案展览工作应该追根溯源，探究档案展览的本质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展览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档案展览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的各种要素，从根本上了解档案展览的特性，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档案展览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系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模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HB19TQ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4]王嘉逊，李颖.在线档案展览的人性化设计——美国国家档案馆“修改美国”展览引发的思考[J].兰台世界，2018（1）：63-66.

[2]杜竹君.基于AR技术的档案展览探究[J].北京档案，2018（1）：30-31.

[3]黄静涛.3D打印技术在实物档案抢救和档案展览工作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档案，2018（1）：64-65.

[5]李颖，高慧筠.我国档案展览效果提升的问题与对策[J].山西档案，2018（2）：56-60.

[6]李凌凌.传播学概论[M].2版.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4：22.

[7]许静.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6.

[8]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6.

[9]马费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学基础[M].2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2.

[10]林克勤，严功军.认知传播学论丛：第1辑[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141.

[11]王英玮.论档案的有机联系性[J].档案学研究， 200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