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丽娟

摘要：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是推动档案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在丰富社会记忆、提升社会记忆权威性的同时，为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档案馆所承担的信息资源管理责任决定了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的路径的特殊性，即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权威的档案信息资源保障是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首要责任，而独立或与其他社会记忆建构主体合作从事具体社会记忆建构，则是对档案馆社会责任的积极拓展。

关键词：社会记忆记忆建构档案馆

Abstract：The participation of arch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rchives value. The participation of archives in social memory provide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 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while enriching social memory and enhancing the authority of social mem？ or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undertaken by the archives deter？ min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archive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emory. That is， providing authoritative ar？ 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i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ar？ chiv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independence o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ocial memory constructors to engage in spe？ cific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is a positive expan？ sion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rchives.

Keywords： Social memory； Memory construc？ tion； Archives

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迷失是人类面临的共性挑战。救治社会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现代病”呼唤着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思想合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所经历的从记录到记忆的过程是人类不断阐释和审视自身发展历程的过程。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揭示前人的所思所求之中所孕育的历史发展逻辑，为当代和未来人的发展提供启示，是历史阐释的价值之所在，更是“历史”价值实现之根本路径。根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社会记忆通过对历史的现实阐释帮助人类认清自我、明晰应有的发展道路，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路径。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记忆

人的发展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决定了人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汲取民族智慧的基础上展开的。身处不同自然环境、经济生态中的民族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生产形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差异，造就了民族间发展的最初差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也体现在生产方式差异所导致的信仰、价值观、习俗的差异上。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民族赖以维系自身发展的文化差异。农耕民族注重人口的繁育、礼俗教化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之相适应，孝悌文化、诚信文化与生育文化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游牧民族则崇拜英雄，推崇力量与智慧；渔猎民族敬畏自然力量与人类的保护神，注重仪式文化。

前工业文明社会，经济与人类活动的地域性使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支撑着各个民族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出现，工业生产对人力資源、物质资源与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打破了原有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地域局限，人的流动性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流动程度不断增强。建立在原有封闭地域交往基础上的文化传统不断受到工业文明所创造的新文化的冲击，文化断裂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工业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核心承载者，成为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聚集地。伴随人力资源与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血缘、人际情感基础上的传统熟人社会纽带被陌生人社会的利益纽带所取代。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呈现在人们面前：城市新主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城市不断扩张和竞争程度的提升带给城市新主人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及其所引发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再选择问题；流动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的提升所引发的身份认同与归宿感问题，以及大城市病问题；传统文化断裂所引发的亲情、亲人呵护问题及其所生发的伦理道德困境；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不同发展水平城市间差异的扩大所引发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以及国防安全问题等。

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审视来寻求破解问题的启示或对策。历史发挥着给身处发展中的人们以智慧启迪和理性提升的作用。在人们对历史的自省中，社会记忆得以出场，通过对历史的现代阐释使人们明辨是非、厘清发展思路再出发成为可能。

社会记忆是人们对历史的揭示与阐释过程，是追寻历史意义的过程。社会记忆呈现的不是历史片段或画面，而是围绕特定事件或活动形成揭示记忆对象内在性的一种历史表达方式或历史呈现形式。社会记忆通过对社会发展史的梳理来提炼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从人们生产、生活的角度出发阐发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所在，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成为传承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记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记忆包括官方的社会记忆与民间的社会记忆。官方的社会记忆是社会统治者或管理者基于自身统治或管理的需要，对历史做出的规范性阐释。在我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通过官修国史传统编撰前朝国史，来体现统治者的意志或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国史编修过程中，无论是对前朝皇家的记事，还是对文人、武将事迹的记录，無不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思想与诉求。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组织地方志的编修来反映地方统治的成就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同样体现了官方对地方事务管理的诉求。除此之外，出于教化民众的考虑，历代统治者均注重选择相应的素材编辑成教化手册，供地方官日常管理之用。这一切表明，官方社会记忆作为宏大社会叙事成为官方进行社会统治与管理的重要工具，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狭义的社会记忆主要指民间的社会记忆，是人们对具体历史事件、运动和活动，组织、社区、民族或家族历史的阐释性再现，既包括学者对公共事件，包括历史事件、社会传统、民族传统、社会问题的阐释，也包括社会公众对自身传统、社区变迁、家族发展历程的阐释。前工业社会的社会记忆主要是官方的社会记忆，这与前工业社会官方对民间社会记忆采取打压政策，以此来确保“牧民政治”的实施有直接关系。工业社会所确立的自主性发展与政治民主性原则为民间社会记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与发展动力。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记忆对工业社会及其以后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形成及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总是生存和发展于具体文化共同体之中的。农业社会人们生产、生活地域的相对确定性决定了农业社会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呈现明显的天然性，即长期在一个地理空间中劳作、生活的人们依靠传统伦理道德这一社会纽带，所形成的认知与评价标准来维系社会的运行。工业社会的不断扩张性及其所导致的新人队伍不断扩大，意味着工业社会社会共同体建设是需要通过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来形成的。其中，实现社会文化认同是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只有实现了社会的文化认同才能为社会人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园，使社会有机存在与发展成为可能。

文化认同为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心理基础，也为社会管理提供心理基础，进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认知与心理基础。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1]

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有效发展而言，借助于集体性的社会记忆来养成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行为准则与行为操守，社会问题的解决才能达成认知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合力。对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只有实现个人记忆与社会集体记忆的有机融合，个人才能真正融入所在的社会之中，个人的力量才得以有效发挥，个人的发展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实现。面对断裂、碎片化的社会文化，社会共同体无法形成，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滋生，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不断增大、成本不断提升，甚至导致一些真的伪社会问题的出现，从而干扰真正社会问题的解决。身处这种社会中的个人自然无法依靠一己之力来解决个人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与优秀传统文化断裂有直接关系：如“孝”与养老问题；“仁”与诚信经营、敬业精神问题；对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过度追求引发的社会责任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缺失所导致的社会合作程度下降；社会问题解决过度依赖政府，社会问题解决成本不断提升，有限的公共资源越发难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通过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现代阐释以形成相应的社会记忆，并以之来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完善，推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建设与发展，成为当下我国社会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作为历史记录的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

记录与记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二者有本质区别。记录是以文字、电子或数字形式对现象、事件、活动及其结果所进行的反映。记录活动是随着现实活动的展开或事件的发生而历史地展开的过程，记录活动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留存，为人们日后反思问题、总结经验、维护权益提供重要依据或必要素材。从这一意义上讲，记录本身是为了记忆，但记录只有经过人们的现代阐释赋予其相应的意义并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才能产生相应的记忆。记忆是当下人对历史事件、活动的现实揭示与阐释，并成为人们认知与思维的重要源泉。记录存在于相应的存储介质或载体之中，而记忆则存在于人的心里。

相对于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更加强调其集体性或社会性，即社会记忆一定是对特定群体乃至社会具有意义的记忆。作为服务于现实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记录不仅通过社会记忆的形式来发挥作用，社会记忆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总是建立在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与自我选择基础上的，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

社会记忆建构的目的性与选择性意味着社会记忆是主观的，即社会记忆是建立在当代社会历史阐释者的认知、思维与思想倾向及目的导向基础之上，“历史总是当代史”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社会记忆的主观性决定了有效的社会记忆必然立足社会现实需要而生发并不断丰富、转化，而立足社会记录来选择和确定社会记忆主题，并围绕主题对社会记录所提供素材的意义进行阐释以建构相应的社会记忆，是确保社会记忆权威性与价值的关键。档案不是社会记忆本身（专门的社会记忆档案除外），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素材。档案的历史记录性决定了档案资源中蕴藏着权威、丰富的社会记忆素材，立足档案资源进行社会记忆建构既是确保社会记忆建构权威性的内在诉求，也是发挥档案对现实社会作用、实现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之间这种特殊关系为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保障。

社会记忆的现实性、档案资源形成的历史性以及档案资源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对社会记忆建构发挥间接的控制性作用，即社会记忆建构主体是根据现实社会发展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档案资源的构成状况来选择社会记忆建构主题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档案资源对社会记忆不具有直接影响。但档案资源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对以档案素材为主要依据的社会记忆主题阐释常常发挥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档案资源对社会记忆建构具有控制性作用。

社会记忆通过对过历史的重构来揭示社会、组织以及地区、家族发展的内在性，阐释具体理念或价值观、伦理道德、机制以及特定品格的人物对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影响。社会记忆建构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其对档案资源结构的诉求：档案资源中既应包括执政党、政府以及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内容，如各种社会决策以及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决策的档案，反映政权建设、政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的档案，还应包括反映时代代表性组织、社区、家族乃至英雄群体与个人事迹的档案；既应包括记录活动结果的档案，更需要记录活动过程，尤其是反映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变迁以及决策背景、决策动机、影响决策过程标志性事件的档案，对后者的诉求充分体现了社会记忆建构的阐释性特征。

记录上述情形的档案中，既包括公共组织的档案，也包括非公共组织乃至家族与个人的档案。公共组织的档案，由于有专门的档案机构按照专门的制度来进行管理，其形成、日常管理与开发利用比较规范，对于社会记忆建构的保障程度相对较高。非公共组织的档案，尤其是家族与个人的档案，受所有权的影响主要由其形成者来管理，其管理的规范性无法得到全面保障。从社会记忆建构的角度而言，非公共组织的发展由于自主性更强、个性化更鲜明，其所形成的档案对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记忆建构的意义可能更直接。因此，强化对非公组织档案资源建设的指导便成为社会对档案管理部门的诉求。

就当下情形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涌现出的先锋人物，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无疑是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缩影。围绕这些先锋人物所形成的档案或先锋人物所在组织形成的档案，为进行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了珍贵的素材。从档案管理规范的角度而言，上述档案的形成既包括相关组织通过档案形成渠道所形成的档案，更包括各类媒体采访（包括人物访谈）、各种报告会所形成的材料，甚至包括人物传记所披露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档案对社会记忆建构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常常是在与其他文献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三、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路径遵循

档案资源对社会记忆建构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决定了档案馆应积极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以此来提升档案馆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对此，特里·库克做了直观的论述，他指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其如此，才能反映社会的价值。因此，档案工作者需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责任。”[2]

将社会记忆建构界定为档案工作的主体责任，无疑是对档案馆社会责任的拓展。如何科学地把握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本质，直接决定着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路径与形式的选择，进而关系到档案馆所承担的传统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责任的履行。从本质上讲，为社会记忆建构积累和提供相应的档案资源保障，并间接控制社会记忆建构成，是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具体体现，而且是首要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档案资源管理主体的档案馆所承担的社会记忆建构主体责任，首要的还是围绕传统档案工作的主体职责展开的，即便如此，这一新责任依旧给档案馆的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档案工作的责任界定为社会历史记录管理与保护，并强调这种管理与保护的“客观”“中立”与“无偏见”性。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相对的。档案形成过程的选择性和档案管理过程中的档案价值鉴定已经体现了档案管理的意志。正如特里·库克所指出的那样：“档案工作者应该明白他们将哪些群体和哪些事情从档案记忆中排除，以及为什么要排除，然后，他们应该建立关于鉴定的策略、方法和标准来纠正这种情况……在鉴定文件时（包括保管期限和文件处置），档案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文件偏见和预设，即应该像对待那些官方机构文件中所体现的权利声音一样，兼顾到那些边缘化的，甚至是那些‘沉默的声音。”[3]因此，理性地认识我们所拥有的档案管理权力，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我们的职业权力与我们所承担的新责任进行再匹配成为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基本责任。

20世纪末出现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及其所进行的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提示我们，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个性化。不同社会群体追求发展的个性化决定了他们不仅关注传统的宏大叙事，更关心与自身发展相关联的“小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普通民众发展有关的社会记忆，尤其是非官方的社会记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讲小人物、身边人励志故事的社会记忆被接受的程度越发提升。鉴于此，将档案工作关注的目光拓展到普通民众的工作、生活，为他们积累档案资源成为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档案馆应在把握社会记忆生成逻辑与不同类型社会记忆建构对档案资源诉求基础上，完善档案资源建设规划，丰富档案资源形成主体与档案资源结构。尤其要强化对非公共组织档案资源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力度，丰富社会档案资源，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丰富、个性化的档案资源保障。做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档案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知与把握，提升档案资源建设的目的性与主动性。

在履行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档案资源管理与保护责任的同时，档案馆可以且有必要利用自身管理社会记忆素材的优势，适度地从事具体社会记忆建构。为此，档案馆应在把握社会记忆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根据档案馆自身的人才优势与所管理的档案资源状况，采取独立或与社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包括社会学、传播学、史学专家）合作的方式，选择相应的主题进行社会记忆建构。对于综合档案馆而言，应立足于自身综合管理公共档案资源的优势，围绕现实社会关注的共性问题进行公共社会记忆建构的主题选择。当下，应重点围绕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人口流动引发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与养老问题、城市化发展与农民利益的维护与提升问题、城市化扩张所引发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问题、诚信经营问题，以及各类重大改革的历史回顾问题等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社会记忆建构，通过对历史上相关经验的梳理与阐释，为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以此来凝聚社会共识。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围绕重大历史事件、有影响力组织（包括企业、学校）、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传承典范的社区、社会自治典范，以及改革开放先锋人物、道德楷模等集中彰显社会价值与意义的社会记忆对象来展开社会记忆建构。

专业档案馆与部门档案馆则应立足自身的专业性与部门性，重点进行所在专业和部门的社会记忆建构。在这方面，一些企业档案馆或企业（工业）博物馆和高校档案馆所进行的工业或企业发展史展示、校史展示已经发挥着社会记忆的功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如何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内部展示内容转化为可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相应的社会记忆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此基础上，各类档案馆可以根据自身的人才资源状况，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抢救和保护，通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少数民族文化对象合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社会记忆建构，以此来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保留社会记忆，为文化持续传承和文化多样性发展贡献力量。近年来，国内的社会文化记忆建构主要围绕这方面工作展开，如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抢救及保护、传统民间手工艺制造文化抢救与保护、传统古镇与古村落建筑文化和生活方式抢救与保护等。

四、结语

社会记忆建构所要呈现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当代人对过去的理解，是今天的人们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对自己是谁的解释。社会记忆的意义在于为当下人对自己现实存在方式再审视提供参考系，从而为追求发展的人们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或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后发社会的人们面对发达社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成果极易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來的传统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常常是迷失发展方向或错误地选择发展路径。因此，立足自身发展所形成的权威记录来推动社会记忆的生成，以实现对民族发展历程及其所凝聚而成的发展特质的理性揭示，为人们理性地选择发展道路与路径，进而推动后发民族实现特色发展，便成为后发社会档案工作者肩负的重要职责。

*该文为2018—2019年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科技项目计划“档案馆参与社会记忆构建工作研究”（HDK2018-34）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7（3）：9.

[2][3]加小双，周文泓.档案工作者：社会记忆的积极建构者[N]中国档案报，2017-12-11（3）.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