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庆梅

这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时代的大潮正在奔腾向前。

1949年11月11日深夜十点半，著名文学家胡风饱含深情地创作了一组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其中写道：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翻阅文献，这是70年前文化界最有代表性的心情表达。

“时间开始了”！这五个字的比喻既生动又醒目，深深揭示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昭示出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航程，也就此开启。

这70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的蓬勃的生机。

这70年，是历史，也是故事，那是中国人奋斗的故事，也是中国人思想的故事，更是中国人情感的故事。

回望这70年，我们看到了“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看到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看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犹记在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历史课，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党课，题目就叫做《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总结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回首七十年新中国的发展轨迹，既包含探索的艰辛与挫折的痛楚，更具有成功的卓越和梦想的光荣，诚可谓伟大与苦难并存，辉煌与挑战同在，这也是新中国70年伟大历程的基调。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立足于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顾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成就，自当在清醒感知这一首苦难与辉煌交融的时代变奏曲中，梳理历程，提炼经验，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满怀憧憬与信心。

历史最能给人启迪，也最能给人信心。打开《博览群书》为庆祝新中国70年准备的一组组作品，回望英雄，回望经典，回望学术，回望文化，回望艰难跋涉，回望来之不易，有利于我们“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国史室副主任）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也衍生了人类生命演化的两大主题。新中国的诞生，荡涤了旧世界的污秽，迎来了生命华章的序曲。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展开。在历史的天空中，新中国文学成为一种记录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新的整体形象，其间既有在历史跨度中对战争的勾勒，藉以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人格、气节、情感等，诸如使抗日的故事，悄然飘送古典伦理的回声，蕴含有纯洁与美好的感情，展示千百年来相近处境下中国优秀文化难以磨灭、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蕰。同时也探索在和平的日子里中国精神的积极因子，展示人民在革命与建设的逻辑进程中，在新与旧的冲突、变迁中，以无悔的青春与情感结构深深打下时代的烙印，凝聚一代新人的初心与初情，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仰与高度的责任心，将革命意志及精神顺理成章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坚实的主体，镌刻属于自己的新中国的丰碑。

本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们传达了人民的理想信念、朴实的生命与情感形式及精神信仰追求。“战争与和平、信仰与情感”成为本期“重读红色经典”主题，旨在揭示中华儿女在历史新时段中的生命姿态与精神气象。

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新主体的出现。在全球格局中，如何不忘初心与初情，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肩负起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对于我们来说，日常生活之中永葆革命者的激情与意志，坚定理想与信仰，以生命和智慧铸就属于我们的辉煌，不啻是向新时代交出的最好答卷。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在和平的日子里》是1957年起杜鹏程开始创作的一个中篇小说。虽然从规模上看，《在和平的日子里》只是一个中篇，没有《保卫延安》那样宏大的规模与磅礴的气势，但《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样一部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的小说，呈现出的是杜鹏程这样一代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对于革命要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如此刻骨铭心：这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既成就了《保卫延安》这样的战争史诗，而这样的理想，也让他对于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可能遇到问题，不断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写出《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样深刻的中篇小说。

《在和平的日子里》最初刊發于1957年8月号的《延河》，仅有4.7万字。但在小说出版后，杜鹏程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说的修订。1958年6月，东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单行本，就已经扩展到9万余字；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增至13万字。1977年12月重新出的刊行本，杜鹏程又做了很多修订。

看得出来作者是非常重视这篇中篇小说的。但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在1977年出版后，当时的文艺思潮已经转向清理“文革”错误的“伤痕文学”，这部从内部检讨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遭遇到的挫折、原因以及如何克服这种挫折继续社会主义事业的作品，显然并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思潮，因而发表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确实是一部被低估的小说。作为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杜鹏程对于社会主义从革命战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可能发生的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这种敏感，并不始自革命胜利后的年代，而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后期，杜鹏程就有着这样的自觉。

杜鹏程《战争日记》有着这样的记载：

1947年3月23，十年和平生活，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现在又张皇失措，固然事情有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干部之张煌是不可宽恕的。此时我深感宣传工作的薄弱。……1947年4月13，看到新察哈尔报的合订本，其中思想漫谈一项很好，而谈到干部“享受、享乐”的文章颇多。真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容易腐化，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贪污而脱离革命的亦不少，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多年艰苦中见了稍优裕的物质生活，便为之陶醉，这难道不可避免么？

显然，对于革命战争中的工农干部有可能在革命事业中迷失这样的现象，杜鹏程一直有着高度的敏感。也正因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高度的责任心，才使得杜鹏程如此重视自己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部小说。这种责任，不仅是对自己小说作品的态度，而是他要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不断提醒和他一样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同志们，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繁难任务，不要被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同志，面对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不断适应新的任务、新的挑战。如果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比革命战争要轻松，如果我们不根据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调整、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

《在和平的日子里》选择的宝成铁路建设工地的一个断片作为描述对象。宝成铁路不仅要穿越秦岭，还要跨越嘉陵江。小说选取的正是嘉陵江工地的一个工程建设区。建设工地上的工作者们，都是刚刚脱下军衣穿上工人服装的。过去，他们是端着枪面对敌人的炮火，今天，他们要用机器、材料、图纸……去面对高山大河的挑战。在《在和平日子里》所描述这片工地上，小说的主人公们，也就是当年的革命者，不再面对血雨腥风，但在工期紧张的条件下，既要保证工程进度，还要保证工程质量的内在矛盾，其实并不比枪林弹雨要容易对付。《在和平的日子里》就围绕着工地上五号桥墩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工程质量问题展开。在具体的写作策略上，杜鹏程写了不同年纪、不同思想状况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以及这些反应，最后如何决定了事态的走向。这其中，阎兴、梁建和张总工程师都是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阎兴和梁建他们还是从抗日战争起就并肩战斗的同志。年轻一代中，小刘是过去革命战场中的“小鬼”，如今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标兵；韦珍、常飞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

赶工期很容易产生质量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如同战场中的错误判断一样，会对战争造成关键影响，一定要及时解决。但是，工程建设的危险性毕竟不如战场中那样紧迫，也不如战场中危险那么醒目，因而，这样的危险又特别容易被忽视。对这种工程质量的危险，即使是老革命梁建，一开始并没有太认真；也正因为他不太认真的态度，在因为洪水的到来让事态不断恶化之前，他反而把老战友、老领导阎兴不断的批评，把年轻人韦珍不断地提醒，看作是对自己的非难。正是因为这种不满情绪的持续放大，导致梁建过于草率地对待五号桥墩的工程质量问题。而担任处理五号桥墩质量问题的常飞，这位工地总工程师的外孙，身为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却对于建设工作三心二意，草草应付。种种错误的叠加，终于导致桥墩在百年未遇的洪水之下被冲垮。为了组织被阻隔在江对岸的1万名工人撤退，小刘主动申请过江，并为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围绕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这些不同年龄的工作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对于阎兴和梁建这些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干部来说，面对社會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要，他们“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修筑铁路所必须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本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建设视野中，他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主观世界的改造的必要性和严重性。

从革命战争到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一个旧战场转移到了一个全新战场。在这个战场中，我们会碰到各种新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革命同志，认为过去的经验就足够用了，认为这个新的战场比不上旧的战场，因而，他们会不自觉地产生消极懈怠的心理。这消极懈怠的心理，又会影响到他们对这个新战场的判断，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和失败。因而，我们在小说中发现，同样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梁建和阎兴，因为主管世界的差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梁建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年轻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对于自己以往的经验，哪些是能用的、哪些是用不成的缺乏辨别；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事情要从头来，这个过程中不免要走弯路、碰钉子又缺乏准备。因而，他对事件一系列处理方式更加深了年轻人韦珍对他的不解：

一个人只有在自己没有饭吃，没有出路，无法可想，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等到他不愁吃穿了，生活环境安逸了，能活不下了，有一官半职，就感觉不到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了？就听不见生活呼唤社会主义？他的生命失去了动力，这样的人，能算真正的革命者？他在历史上扮演的是啥角色？

筑路工程不同于凶险的战场，但它的责任一点也不会比战场的低。但是，在从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过程中，透过小说，我们却发现，有的革命干部，是真的因为工程建设不如战场的惨烈，生发出松懈倦怠的心思；对于领导善意的批评，对于年轻同志有些莽撞的提醒，却因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就把这些提醒与建议置之不顾。作者透过不断地深入描写梁建的心理过程，就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与工作传统，在和平的日子里，就那么容易丧失掉？这也是阎兴在小说中不断地提醒梁建的：

在这工地里，要说和自然界作斗争很复杂，还不如说人为的关系更复杂。我想过一百次、一千次，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坏思想作障碍，我们的建设速度会大大地加快。

透过他的作品，杜鹏程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能因为我们主观性丧失而遭遇困难的忧心忡忡。如果我们因为在和平的日子里就因为自己的一些小情绪小脾气而失却了对革命的责任感，就会带给革命工作巨大损失。不去自觉地改造主观直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就无法完成。

除去如同手术刀一般犀利地剖解从革命到建设过程中有些干部消极懈怠的心理过程，杜鹏程在《在和平的日子里》也自觉的承担了另一重使命：书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诗篇。

在革命队伍中，既有像梁建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战士，在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基本胜利之后，逐渐丧失掉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但更有像阎兴这样，胸怀祖国，胸怀中华民族乃至于全人类解放大业的优秀分子。在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在达到了“小康水平”之日，仍然保持“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还有着像韦珍及其身后一代代青年们，他们不再如阎兴、梁建他们那一代那样，因为“逼上梁山”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可能也会犯错误，但只要他们保持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他们也会如老一代一样，写出壮美的革命诗篇。

杜鹏程自己在序中所说：

这作品中所写的铁路职工被洪水保卫等等，是实有其事。当时，我和被包围的同志们在一道工作，那些落在同志们头上的打击和困难，也同样落在我头上。那是一种怎么样紧张的战斗和英雄的事业啊！可是，我把那壮丽的生活表现出了多少？我把那斗争生活中处处闪烁的思想表现了多少？我把那劳动人民的崇高感情表现出了多少？

是的，对于工程建设因为工程自身质量问题造成的灾难，杜鹏程是有亲身感受的；而他感同身受的，还是共产党员对于劳动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是劳动群众如何在艰苦的工作中焕发出的意志。正是这种强烈的对人民的责任感，使得杜鹏程这篇小说将解剖的笔置于了他自己这些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干部身上。在这部小说中，他不仅深入检讨是什么样的主观原因，造成了工程建设中的重大失误，而且，他要把过去在《保卫延安》中形成的史诗性的对于革命战争场面的描写，转移到一个新战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的史诗场面。

对于革命战争极为熟悉的杜鹏程，对于人们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形成，以及人的主觀能动性并如何成为改造社会现实的一种巨大力量，以他敏感的自觉加以捕捉，并以诗一般语言加以书写。

杜鹏程的作品，既检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书写革命战争的情怀，书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滂湃激情。他的作品，完整地体现着他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守。如同我们党在此次“不忘初心”主题教育中，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政党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她是一个能自我革命的政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总是要在革命建设过程中英勇前进；而社会主义事业的漫长，我们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只要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碰到问题不缺乏勇气去纠正问题——甚至不惜将批判手术刀指向自身，我们一定能最终取得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