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瓒

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完成于1956年初夏，这部曾被后来的论者称为的“半部杰作”因为作家彼时的健康状况而匆促结尾，而更未能续写“铁木后传”，似乎可以说既是孙犁的遗憾也是当代文学的一种损失。但是，这部出版后一度遭受冷落的中篇却在进入新时期之后日益受到批评界的重视，乃至被誉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

在关于《铁木前传》的诸多重评文章中，批评者多从这部作品体现出的孙犁小说的抒情性或诗性风格、成功的女性形象塑造等角度肯定其文学价值。这当然与孙犁较早得到的权威定评有关，茅盾早就评价过孙犁的风格，认为“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轻佻”。加之孙犁写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短篇代表作《荷花淀》所奠定的影响基础，“抒情化、诗化小说”几乎成为评价孙犁时不可少的关键词汇。小满儿本是《铁木前传》中一位容貌出众但思想落后的女性，据说在小说发表之后竟“誉满天下”，甚至有记者根据孙犁1953年9月所写的一篇非虚构散文《齐满花》而产生了实地探访齐满花这个“小满儿”原型的行动。“小满儿”形象也得到众多评论家各式各样的阐释，无疑，“小满儿”这个形象是塑造成功的，作家在她的身上倾注了深挚的热情，虽然她几乎在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才出现。小说家只用了几个场景就将小满儿的吸人眼球的美丽、伶俐而通透的性格、际遇不幸而导致的矛盾心理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相比而言，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九儿，虽然孙犁着墨刻画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但成年之后在政治上积极进步的她却给人以面目模糊，内心世界单薄的印象。必须承认的是，读罢小说，印象最深的竟是小满儿这个次要的、非正面人物，在《铁木前传》的重评中，分析小满儿形象的文章也占了很大比重。

孙犁出身工農兵，在解放区成长，抗战爆发后至1942年以前，他编选诗集、戏剧小册子、写作指导手册和文学理论读本，他的兴趣主要多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1942年之后才集中写小说，1944年抵达延安，孙犁可以说是在延安文学观念浸淫下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尽管后来的论者总结孙犁的小说写作，不无准确地指出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论及他在当代主流文化中的“边缘性”，而正是这种边缘性成就了他的文学品质与价值，但是，孙犁作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在写作观念与意识上无疑是革命文学坚定的拥护者与实践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

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人的改造，可以说是革命文学的重要话语之一。

孙犁在《铁木前传》里写到包括黎七儿、黎大傻、黎老东、六儿、小满儿等具有落后思想的农民，小说的后半部分通过两条线索展开对这几个落后人物的教育与帮助。一条线索是以青年团为主的积极分子四儿、锅灶等人的努力。这群年轻人本身也在学习与进步或改造与自我改造的过程之中，他们是六儿、小满儿的同龄人，在政治身份上也还不具有权威性，因此他们的帮助带着一些迟疑与不确定性。他们对改造他人没有把握，四儿对自己的父亲黎老东和兄弟六儿毫无办法，女青年团员也经常架不住小满儿能说会道的搪塞与应付。另一条线索是省里来的一个干部，坚持要住在落后分子家里，当他搬到黎大傻家，对小满儿说他是“来了解人的”。这位连姓名都没有的干部在小说中是没有性格、脾性而只有权威身份的存在，作家有意对干部不做更富人情味儿的描绘，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凸显其政治权威的力量。孙犁在小说中通过小满儿对干部的试探和干部动员小满儿去青年团学习这两个场景的记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充分展示了小满儿的复杂性格与内心矛盾。小满儿的形象正是在这两个场景中才得以丰满起来的。

在《铁木前传》的结尾，六儿套上家里的新车跟黎七儿一起去跑买卖了，小满儿在路上等着他的车，并和他一起“逃离”了村子。送六儿到村口十字路口的黎老东被村长拦住，后者希望说服他加入合作社，但黎老东完全没有听进去。总体来看，在小说中，试图了解人和改造思想落后者的任务是失败了。而这种失败，放在解放之初的农村社会主义实践中又是合情合理的，这也使得《铁木前传》整体上显露出一种怅然、沉郁的基调。小说首尾呼应的有关童年的感怀，与其说是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与失落的共鸣，不如说是抒发对人难以改变的部分和变化了的现实的某种无奈。

孙犁以一种共情的态度对待他笔下的思想落后的人物，除了黎大傻和他的老婆这两个好吃懒做的人物之外，其他几个人物在叙述者看来都有值得同情甚至喜爱的方面。杨卯儿的认死理、迷恋漂亮女人，六儿不喜务农，不爱集体活动，而痴迷玩鸽子、做小买卖，小满儿人美也爱美，似乎更多是人物的个性或天性的一方面，并不惹人厌憎，因此，在试图改造他们的那一方看来，了解也好、争取也罢，都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困难，除了相互理解本身的难度外，也还需要假以时日，施以积极影响。小说中，借四儿这个虽然积极进步，但资质不如六儿聪明的青年的话，叙述者道出了这份艰难：

只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去改造人，是不容易收到效果的。人怎样才能觉悟呢，学习是重要的，个人经历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影响。我有这样一个比方，六儿的心，就像我们正在改造的旱地。我们工作得好，可以在这块地上开发出水泉，使它有收成，甚至变成丰产地；可是，四外的黄风流沙，也还可以把它封闭，把它埋没，使它永远荒废，寸草不长。我们要在社会上，加强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扩大水浇地，缩小旱地；开发水源，一直到消灭风沙。

人的改造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孙犁通过《铁木前传》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小说本身则是依循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对于人的改造的艰巨性进行了有效的呈现。小说的笔法是轻盈的，从而使这个主题的抒写具有了一种忧郁、沉静的美感，与此同时似乎也削弱了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性。

从小说的接受效应来看，重评《铁木前传》的论者多肯定作家塑造落后人物的成功，同时指出孙犁的小说写作与当时革命文学的主流话语的疏离而获得的文学价值。比如有论者这样论及《铁木前传》的独异：

与它的产生背景及题材大致相同的《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虽然当初轰动文坛，而后又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已经更新的今天的审美眼光评判时，却一减当年风采而显露出许多不足甚至破绽。而《铁木前传》却与之相反，当初受人冷落甚至非议，而今却经久弥香，风情益增。

《铁木前传》的魅力可能不来自于“更新的今天的审美眼光”，而得自作家选择的文学表现的路径。且从“人的改造”这一点看，在引文提及的三部革命文学作品里，落后人物也不少见，关键是它们的作者对笔下落后人物的描写以及作品中革命者的态度恐未如《铁木前传》的叙事者投注如此深挚的感情。

应该说，革命文学要求的主题或内容因素是提升作家意识的方面，但作家动笔时，更需要遵从自己的经验而不只是进步的思想观念。多丽丝·莱辛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完全基于个体经验来写作，那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地也是在为他人发声。数千年来，讲故事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经历应该是普适的，他们从未想过一个人可以与生活分离开，也没想过‘住在象牙塔里。”而这恰恰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学实践中所要记取的遗产，这份遗产也是孙犁留给我们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