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文

8月24日，周末。

怀进鹏站在中国科技会堂B103会议室的讲台前，拿着一张巴掌宽的纸条，对在场的100多人畅谈科技的“死亡之谷”的隐忧——在全球业界，从科技成果无法有效地商品化、产业化，导致科技成果与产业化发展之间出现断层，被形象地比喻成“死亡之谷”;而产品投入生产到大规模产业化之间的鸿沟被称之为“达尔文之海”，它们描述的都是技术在产业化过程中遭遇的瓶颈。

这是中国科协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办的一场论坛活动，主题被界定为“新时代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参与这样小规模的专题论坛的场景并不多见，入职科协两年，他脱稿发言的举动被很多人视为“已熟悉科协工作并逐渐发力”的表现，很多基层科协工作者对此寄予期望。

胸有锦绣，但也心有忧患。

怀进鹏在20分钟的发言时间里不断反问：我们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我们的技术服务和技术转移的能力，如何更有效的为经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可能的机遇和我们十年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这不是怀进鹏第一次关注“死亡之谷”。3年前，他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任上也曾对此问题焦灼，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相继成立了面向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正在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这是以学术、应用基础研究为导向;国家工程中心和工程实验室，是以产品和产业为基础的;还有一类面向企业的，如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经过梳理，面向技术研究、产品技术、企业发展已形成较为完整而且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也有一个新问题，即中国面临着技术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他的感触尤为深刻，因为除了政府管理者的身份，他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更清楚创新这个链条上，存在什么问题。

死亡之谷

科研通常分为两类，一是基础研究，面向自然现象、规律，获取新的知识、原理和方法;另一类是应用研究，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和应用目标，进行创造性研究。从科研，到成果，到转化，这个链条经常呈现一种“扭曲”状态，很难顺畅的持续到终点。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90%的科研成果还没走向市场，就被埋没在从基础研究到商品化的半程中，形成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死亡之谷”。

科协的论坛邀请了很多“实力派”来探讨“死亡之谷”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直言不讳：“过去整个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的短版，我们是集中在制造业环节，两端的服务业都是由外国公司来掌控”。

有一篇文章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它回顾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在1978年人均收入相当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1/3，南撒哈拉沙漠国家是非洲最穷的区域，当时中国比非洲最穷的区域还要穷不少。

今天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铁、超过一半的水泥和1/4的汽车，事实上德国大众有70%的车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1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发展。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在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40%的时候，我国还在10%以内徘徊。

我国科研投入不断增加、科研体系日臻完备以及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而驱动科技创新的技术基础越来越充实，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高大上”，企业用不上。同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解决或无力解决，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如果科学研究仅仅满足于提出新颖的想法，最后形成的却是束之高阁的专利技术，尽管可以得到喝彩与共鸣，但也难免有资源与创新的浪费之憾。

技术服务

走出“死亡之谷”，专家找到的路径是加强技术服务建设。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宋军在报告中给出的解释是技术服务是運用专业知识和现代技术，通过连接技术的供需双方整合创新资源为技术的产生、应用、扩展一直到实现产业化提供服务，从而促进科技进步，带动创新发展。

宋军给技术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义是“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催化剂，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加速器”，而怀进鹏则说其是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力。

其实技术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在各国提法不一，但各国都将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服务自19世纪70-80年代起步，出现了专利及活跃专利许可市场。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稳健增长，信息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进一步促进了技术服务市场的繁荣。全球技术服务日臻成熟，形成较为稳定的体系和模式。

在中国，技术服务其实是一条探索了40年的坎坷路径。

早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向大会做工作报告，提出了科技工作的十项具体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加强科学技术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当时方毅就强调：我们必须切实改变目前不少科学技术成果不能推广应用的状况，研究制定相应的技术经济政策，积极鼓励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对在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推广应用已有科技成果等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其前提是科技成果得到应用推广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改革任务中涉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一是要开拓技术市场;二是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促进相互之间的协作与联合。

数十年前的这些举措与关注点，都已经表明中国在尽力规避“死亡之谷”的陷阱，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大坑似乎已避无可避。

成果之殇

1978年，当时管理科技成果的最高政府机构还被称作国家科委。

当年的国家科委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管理办法》中把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分为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成果、技术成果、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6年之后，国家科委发布《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的规定（暂行）》，明确科技成果是“对某科学技术研究问题，通过试验研究，调查考察取得具有一定实用价值或学术意义的结果，包括研究课题虽未全部结束，但已取得可以独立应用或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阶段性成果。

1998年，国家科委更名为今天的科技部。在两年之后它颁布的《科技查新规范》中，将科技成果定义为：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试验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取得的收获。将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理论成果、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科学成果。

应用推广始终是中国衡量科技成果的一道标杆。

198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必须认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技术也是商品，可以流通，可以买卖。”，其实在此之前的1980年，当时的沈阳市科委就成立了科技服务公司，把技术当作商品，寻求向生产转移的多种渠道。

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为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一年《专利法》也颁布实施。就在那一年，“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北京隆重举行，3000多个单位的2万多项成果参展，参加交易的人员达30多万，洽谈交易15000余项，金额超过80亿元。

但这样的发展还是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全球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再创新高，达到130万件。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日本、韓国和欧洲专利局的总和，名列世界第一，中国专利申请增量占全球总增量的98%。受中国申请量的强劲增长驱动，整个亚洲地区在全球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从2006年的49.7%增至2016年的64.6%。

但我们看看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期公布另的一组数据。

截至2017年11月，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当年累计共申请专利375971件，占国内专利申请总数的11.9%;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持有有效专利624001件，占国内有效专利总数的10%。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高校专利转化实践情况表现不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

这份研究报告对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分析的一条结论是：转化服务机制不健全，技术转化信息不对称。

中国，似乎离“死亡之谷”越来越近。

异军突起

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目前不仅在高校科研院所呈现为明显的转化短板，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个突出短板，逐步把我们逼近“死亡之谷”。

科技成果的交易与一般商品有很大不同，存在严重的双重信息不对称。购买双方都不知道成果的真实应用价值到底如何。买方感兴趣的技术的商业化价值、投资回报率。卖方总是不断地强调我的技术如何先进，效果如何好，至于其成果的市场价值如何，以及如何让研究成果的市场价值最大化，却知之不多。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短板的补强，各地政府部门逐渐加大相关工作力度。

上海市科委支持建立了上海技术转移学院，作为组织开展技术转移实践和研究技术转移前沿理论的教学平台和实训基地，旨在培养技术转移领域的高层次、国际化、专业化人才，已形成学历教育、基训实训、能力认证三大类课程内容。

北京市政府出台的《新时代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行动计划（2018-2022年）》，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骨干人才培养，制定了科技成果转化骨干人才系统开发计划。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已经开始就设立技术转移专业课程、设计新形势下的技术转移人才教程体系等展开探索。

青岛市与驻青高校共建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培训科技成果标准化评估师130余人，全市在册技术经纪人超过600人;贵州省建立省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并制定出台技术经纪人培训方案和相关管理制度，累计举办4期技术经纪人培训班，累计400余人获得培训证书。

但情况仍旧不容乐观。

中科院理化所产业策划部部长、中科先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彦奇认为，真正的技术经纪人是学不出来、考不出来的，“国际上的高级技术经纪人大部分是科研出身或者是创业出身，我们更应该采用行业内部推荐和认证的方式来培养技术经纪人。”

团队攻坚

在国外，一支具备复杂知识结构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服务团队是技术服务的根本保证，成功的技术服务机构大都拥有强大的专业团队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比如，麦肯锡公司在全球44个国家拥有7000多名咨询顾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也拥有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宋军分析我国技术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时说，主要有技术服务产业链发展不充分、技术服务机构发展动力不足、缺乏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支撑、科技金融体系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分析问题找原因，然后寻求解决之路。

宋军说，科技社团在建设专业化技术服务机构，加强科技成果的需求发现、智库建设、平台搭建、评估评价、产业协同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作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他认为这个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团组织拥有9100万的组织对象，凭着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纵横联系的科协组织网络体系，联系着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园区的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还可以聚合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资源，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主动服务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推动技术服务落地。

对于技术服务，中国科协有着更为深刻的实践。

其所属的全国学会是各专业领域具有最高水平的学术团体，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都为技术服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金属学会近年来就先后组织了“全国高效少渣炼钢工艺”等25项关键共性技术的推广推介，同时联合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成立了实体性的技术服务机构，不仅开发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还形成国家团体技术标准;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与江苏省科协等13家省市科协签订协议，积极构建“当地政府+上市公司+学会”的合作模式，推广复合材料新技术的应用。

2015年，中央编办批准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加挂“企业工作办公室”牌子，主要任务就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而宋军正是该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

同期，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也挂牌亮相，这个最早称为中国科协厂矿科协协作中心，后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机构，终于也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迎来它新的使命：负责组织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服务，开展与企业相关的技术创新、信息应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科普教育等服务活动。

幾年间，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在技术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主导创建运营的中国科协绿色开源共享平台，以推动创新资源可视化、创新服务产品化和产品服务定价化为切入点，通过信息化手段、协同化模式、市场化机制，多渠道拓展技术服务工作，解决科技成果和企业创新从“死亡之谷”到“达尔文之海”面临的痛点。

“绿平台”汇聚了超过15万台仪器设备，提供包含生物、医药、化工、食品、机械、农学等专业领域的仪器预约和送样检测服务;汇聚各类行业专家13000多位;整合科协系统和众多第三方科技成果库8000多个。此外，平台还汇聚了3000多万条专利信息、5万多条政策信息、2万多条综合资讯，并有10万余家企业上线注册。中国科协企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主任苏小军说，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科技加速演进以及产业不断变革带来的新问题、新趋势，企业的发展是不进则退，不创新就死，创新错了也是死。所以就需要助力，需要有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资源。而他带领的这个机构，也正是这场论坛的承办单位。

一场从个体到团队，从民间到政府的“转舵”行动，正在试图将中国创新这艘航空母舰，带离“死亡之谷”的航向，跨越“达尔文之海”。

早在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与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法〉若干规定》，形成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也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概念，并提出了“两步走”建设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第二步，到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建成。

2017年末全国已有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453家，区域性、行业性技术转移联盟40余个，跨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站点84家，全年促成技术转移项目11.7万个，成交额1779.29亿元。

“技术服务体系，看似简单的一个服务，但是它是一篇大文章，也是一个重要的难题，”怀进鹏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推动新时代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并提升技术交易能力，对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