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中西文人材料实证方法，认为中国文人多采用以虚证实的考据方法，西方文人采用以实证虚的考据方式，中国文人的文学观思维是“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西方文人的思维方式是在材料的基础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提高治学考据成效，应该坚持材料实证考据与话语的辩证统一方法论。

关键词：文人;治学方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2-0098-03

材料的评判、话语的提出必须经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环节，这是文人做学问的方法论要求，但部分中国文人材料误读或错位评判的文学思维造成了考证与话语的阐释并不契合。罗尔纲在《清代士大夫好礼风气的由来》中提出，“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1]96因此，“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历史学界做材料的基本原则。傅斯年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可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准则，也是文人坚守的立场。通过学习中西文论书籍，笔者注意到现在部分中国文人做学问缺少对材料的敬畏之心，经常导致材料事实与话语事实存在明显的偏差。究其原因，其实是中国文人对于考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看轻材料实证作用。所以对材料产生误读或错读，导致治学出现偏差。在创作论文时，有时长篇大幅地列举各种考据材料，但是实际上与主张毫无关系。这归咎于研究者缺乏考证观，缺乏自觉的考证意识，这也体现了中国文人轻谈考据、轻用考据工具、轻看考据材料。相对于中国的学术作品存在的问题，西方学者重视实证研究并融汇在其作品中，如丹纳的《艺术哲学》。该书中所有的美学观都是通过列举欧洲的建筑、文学、音乐、雕塑等文化事实研究，从而考证时代、种族、环境三个因素对其的影响力与重要性，充分展现丹纳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美学观，以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创作原则。换言之，即是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如杜威主张做学问应该做到：“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03本文通过对中西文人创作中的治学考据方法比较，从而探究中西文人治学方式的差异。

一、中西文人材料实证方法的探究

“尊重材料，尊重考据”是做学问的重要原则，也是考据传统。无论是中国的先秦时期还是西方古希腊时期，文人一直坚持着考据实证原则。因此，中国清代成立了朴学，西方出现了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丹纳等哲学家，他们秉承“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创作原则。但是，中西文化的显著差别源于材料实证方法途径的区别。中国善于以虚证实，善于使用文字记载讲话，不捏造材料，但无论是文字校勘還是历史考据，中国文人缺乏创造材料说话的精神。相较之下，西方学者则善于运用实验，在原有材料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话语权。正如哈维曾说：“我学解剖学同教授解剖学，从来不是从本子上来，是从实际解剖来的是从自然界的条理上来的。”[3]18因此，除了考证方法，中西文化材料的不同也决定了其考据方向的区别。中国文人善于使用以虚证实的考证方法，而西方文人做学问中向来坚持以实证虚的原则，这样迥然不同的考据方法必然影响中西文人做学问。

（一）以虚证实的考据方法

在中国，顾炎武的导师陈第写作《毛诗古音考》十分注重证据，每个古音都会列举“本证”与“旁证”，“本证”是《毛诗》中的证据，“旁证”是引别种古书来证实《毛诗》。比如考证“服”字古音为“逼”，陈第便在书中列举了本证十四条、旁证十条。《诗本音》用此方法列举了32条证据来证实。可见，材料考证即用材料说话的传统早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人的创作原则。这是典型的“以虚证实”的表现。简单地对文献进行整理，从而引用出自己需要证实文字的材料。但是，中国学者缺少以实证虚的文学观，常沉迷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并没有根据实际的事实材料进行考证。比如阎若遽考证孔子适周之年，直接列举了《水经注》：“昭公七年，孔子适周。”、《史记孔子世家》“昭公二十年，孔子适周。”、《史记索引》“昭公二十四年，孔子适周”、《庄子》：“定公九年，孔子适周。”这些文献记载的整理体现出了文学文献专业特色，但是也存在材料辨析的不足之处。文献资料记载的时间颇多，作者只是有几分资料列举几分说几分的话，并没有真正地对这些材料进行辨析，以纸质材料为主，缺少实地考察证据。

（二）以实证虚考据方式

区别于中国善于“以虚证实”的文献材料的收集与整理，西方文人善于在材料、实物中辨析从而造就文明，最后再回来整理文字材料，说几分自己的话。因此，西方文化史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了文献哲学辩思。在科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科学现象研究，提出了物质实体，李文厚观察伽利略望远镜后发明了复合显微镜、牛顿通过苹果垂直下降发现了重力，他们都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证据之上，在实物中观察、运用考据。在文学史上，丹纳《艺术哲学》是很典型的实证主义作品。其以古希腊、欧洲中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十六世纪的法兰德斯及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观察现实中的建筑、绘画等，科学地分析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因素——时代、种族、环境。通过对文化事实现象分析，其反复强调三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丹纳把大量资料写进书中，让它们完全彻底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使他的结论显得再充分不过。”[4]35除了西方文学之外，西方文人做东方文学亦是。格林姆研究中国音韵的转变，除了对中国文字材料的考察，其还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器官，从中归纳出种种通则，故成为了有系统的通则。因此，西方人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科学上，都善于“以实证虚”，即运用客观的实物材料验证文献思想的正确性。在考据中发现新事物，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西方学派林立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方文人都具有几分材料做几分学问的精神，但是中西文人对资料处理的思维不同。中国文人做学问偏向于纸上记载，在提出观点后，加强对材料的系统性收集整理，从而简单举例论证自己的文学观。西方人的材料则是对实物的观察，进行真实性考证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独有的文学观。以实证虚、以虚证实是文学创作的次序差别，考据材料从文字到实物的区别，也导致中西学术传统的多元，这其实是治学思维的区别。

二、中西文学考据思维探究

中西方对材料的考据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但是材料考据与话语提出的匹配又是存在差异的。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是做学问的根本准则，但是对材料的考察与判断的思维却是中西方的区别，片面客观的评判造成从材料基础上生成截然不同的话语声音，这也是中西方面对材料说话的思维区别。

“古之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5]可见，材料的挖掘研究与处理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意识形态。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列举了中国文人对材料考据的运用：“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政。”[5]三条规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文学材料考据思维，也证实了材料的处理与话语的生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处理材料的思维方式也是造成文人依据材料说话的差别。

“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文学观思维导致了文学家可能过于相信实物与过往文献记载从而造就文学家评判的标准。尤其是当实物与纸质材料发生矛盾冲突时，文人可能过信实物或者偏好文献史实记载，致使文人对材料的过度解读，从而导致话语声音的差异。岑仲勉先生说：“一是过信石刻，反是石刻与史乘有异同处，一概认为自当以碑文为正，二是偏责史时，凡见石刻有史传不见者，则视为史之失载。”[5]如学者在河南发现一地的龟骨兽骨，便提出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推翻了《尚书·商书》自契至成汤八迁的相关记载。“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陈寅恪先生曾说“时代以越推越久，事迹亦因越演越繁”。[6]203也许同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不同的民族记载是不一样的。通过同源异译书籍材料的比较研究，中国文人能够认识得更加客观。但是这也是两个方面的材料领会，文人可能会因为对自身民族的认可，从而难以客观地根据材料谈话。“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政”，互相补正根据国内外文献去“说话”，这是将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参证，从而文人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外文化视觉差异能够使得文人更加客观全面地依据现存文献资料作评判，但也可能使得文人以偏概全，难以客观做到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以上三条原则是中国文人作学问惯用的思维方法，充分揭示出不同文人对于材料的剖析、组织与贯通是不一样的。可见，对学术资料的研读与判断影响着学术创作，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学话语的提出。无论是文字学研究，还是古代文学、文艺学探究，都应该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治学理念。因此，材料的合理解读与考据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维影响文人话语的提出。

相较于中国，西方对于材料的把握又是另一种态度，在材料的基础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直以来，西方文人做学问向来崇尚现实而并非幻想，现实是确切，文学材料在现实生活中生成，文学作品或理论在现实资料中得以实现。丹纳的《艺术哲学》堆砌了大量的文学事实，这是丹纳观察欧洲各国文化事实的结果，在事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化观。比如丹纳提出假设：“社会环境只接受它一致的文学品种，悲剧只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兴盛期。”为了论证自己的结论，丹纳收集了从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族悲剧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从而探究悲剧兴盛的真正原因。经实地探究与文字考察，丹纳证实了悲剧与民族兴盛相关。希腊悲剧的黄金时期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共和城邦通过努力获得了自身独立，于是悲剧在城邦兴盛。但是外邦入侵与民主风气的减退，使希腊逐渐丧失民族独立，悲剧也随之减弱。到了法国，悲剧是为了讨好国王与宫廷贵族为目的，悲剧在法国政权稳定时兴盛。可见，对不同民族悲剧的演变分析，充分验证了“社会环境只接受它一致的品种而他太其余的品种”的观点。这是一种生成于具体条件的文学探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哲学理念。丹纳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他将科学实证的方法引进了文艺批评领域，他指出：“艺术与科学相连的亲属关系能够提高两者的地位;科学给艺术提供主要的根据;艺术能够把最高的结构建筑在真理之上是其光荣。”[7]38虽然中西文人掌握了丰富的文学材料，对艺术材料不同的处理思维与方式导致了不同文化意识形态。

三、如何提高治学考据成效

通过阅读中西文人作品，对中西文人文學材料的处理方式与思维进行对比，感到部分中国文人容易忽视文献资料考据工作，难以客观系统地评判，从而对材料的解读陷入偏差。因此，未形成系统认知的或是材料未确切考证时，容易陷入过度或者局限地解释文本资料，难以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而言，坚守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是基本底线，在材料中进行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过去到现在都有许多文人前辈坚守着这一原则。今天也许为了文学而文学，为了解读而解读，但这绝非长期可行方法论。一门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体系，绝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归根到底就是材料与话语的辩证关系问题。在做学问时，我们应该坚持材料实证考据与话语的辩证统一方法论。

面对材料实证与话语关系时，应该像西方学者一样，真正做到：第一，扩大研究的范围，增加资料的实证整理。应用历史眼光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同时运用多方位视角将外国与本土、异族与本民族、文献与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巩固好材料的根基地位，从而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应当注意系统地整理，向来我们要使做学问获得进步不单单靠积聚材料，还需要有系统地整理，形成系统性认知;第三，在资料整理中要坚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而真正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以上都是做学问的基本素养，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坚守文学底线，增强材料意识，提高考证思维，真正领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精神。

参考文献：

[1]朱文华.自由之师：胡适笔下的名人  名人笔下的胡适[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8.

[2]陈峰津.杜威论思想[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3]胡适.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傅雷.傅雷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5]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J].文学周报.1997，27（6-7）.

[6]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7]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周琳莎（1994—），女，汉族，福建省漳州人，单位为集美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