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刘方正

张德顺

世界遗产是具有特殊文化或自然意义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区域或文化遗存，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以下简称“混合遗产”)三大类[1]。截至2017年8月，世界上共有1 073处世界遗产，其中包括832处世界文化遗产、206处世界自然遗产、35处混合遗产。从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来看，现有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因符合标准(x)、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的而申报成功的共计有150处，占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总数241处的60%以上。特别是近年来申报成功的12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有9处都是因满足标准(x)“包含有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自然栖息地，目的在于保护原有生物多样性和那些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显著世界级价值的濒危物种”的要求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时候，均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战略方向，更加关注世界遗产在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科学价值。

2018年7月，在巴林麦纳麦举办的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贵州梵净山成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自此，我国已建立有17项世界自然遗产地(包括13项世界自然遗产和4项混合遗产)，成为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国家。从近年我国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方向来看，无论是2017年申报成功的青海可可西里，还是2016年申报成功的湖北神农架，都是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作为标准之一而入选，这也与世界的整体趋势相一致。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现状与研究方向进行分析，以期为当前已有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目前，国内外针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研究，多围绕自然遗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管理，是否科学合理，价值是否得到发挥和体现等方面开展。例如，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宁巴山(Nimba Mountains)，桑德伯格尔·劳拉(Sandberger-Loua)等研究了旗舰物种宁巴山胎生蟾蜍(Nimbaphrynoides occidentalis)的保护成效，发现该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均呈下降趋势[2]；孙克勤针对世界自然遗产云南三江并流存在的问题和保护对策进行了研究，同时结合我国自然遗产地的管理现状，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和保护建议[3]；余国睿通过分析物种多样性、珍稀濒危动植物、特有动植物、生物栖息地等因素，评估了世界自然遗产南方喀斯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价值[4]。从近年来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来看，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研究，在入选情况、保护对象、地理分布、保护形式、管理机构以及下一步研究方向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分析。为此，本文在分析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方面的入选标准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现状，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入选情况分析

中国13项世界自然遗产和4项混合遗产中，以生物多样性突出价值作为标准之一而入选的有8处，分别为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贵州梵净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表1)。其中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和贵州梵净山等5处为世界自然遗产，占我国世界遗产总数的1/3以上；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3处为混合遗产，占我国混合遗产总数的3/4，体现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融合。参照有关学者提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综合分类方法，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可以进一步分为生物多样性遗产地、基础地质遗迹遗产地、地貌景观遗产地3个类别[9]，因此，上述8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均可归为生物多样性遗产地类别。这些地区均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方，在世界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方面具有极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从入选年份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申报，大体可以2006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2006年之前的申报历史中，我国较重视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申报，而自从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入选以后，10年来未有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成功申报案例。随着近年来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和贵州梵净山的入选，说明我国重新加大了对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重视程度。

表1 中国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

从入选标准来看，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可以进一步从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以及重要物种栖息地3个方面来体现。上述8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中，湖北神农架、武夷山更为侧重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价值，三江并流、峨眉山—乐山大佛更为侧重物种多样性方面的保护价值，而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青海可可西里、贵州梵净山和黄山则侧重对重要物种栖息地方面的保护价值。

除上述8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以外，我国其他世界自然遗产虽未以标准(x)入选，但也具备了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例如福建泰宁作为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丹霞地貌生境异质性、特异的地质地貌和复杂多样的演替阶段，导致了该区域植被类型的多样性与特有性，成为濒危植物如长叶榧树(Torreya jackii)、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闽楠(Phoebe bournei)的庇护地和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场所[10]。这也表明，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越来越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2 保护管理状况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现状，从保护对象、地理分布、保护形式和管理机构等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从保护对象来看，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特别注重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复合价值。我国地域辽阔，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11]，同时我国56个民族分布于不同的生物气候带和自然地理区，传统知识各不相同，呈现出高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与生物多样性的高度重叠性，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一[12]。对已经入选的8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分析表明，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3处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本身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有机融合；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如三江并流、可可西里等，也位于我国独特的少数民族聚集地，这些区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保护管理工作，对于推动我国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及重要物种栖息地方面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与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起到协同增效作用。

从地理分布来看，8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均位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内。我国国务院于2010年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在综合考虑生态系统代表性、特有程度、特殊生态功能，以及物种丰富度、珍稀濒危程度、受威胁因素、地区代表性、经济用途、科学研究价值和分布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划定了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13]。通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叠加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主要入选标准之一的8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分别位于我国7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内(表2)。除可可西里位于我国高原气候区以外，其余7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均位于我国的亚热带地区。

从保护形式来看，我国绝大部分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都是以一个或多个风景名胜区建立的，并同时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不同形式对区域内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管理。考虑到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与当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叠加分析表明(表2)，除黄山和峨眉山以外，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贵州梵净山和武夷山等6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内，均建设有一个或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的实施，一些遗产地的全部或部分区域也被纳入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表2)。而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遗产地范围均分别与黄山、峨眉山(含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重合[14]，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对遗产地内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管理。

表2 中国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保护管理现状

从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管理机构来看，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遗产地范围内的不同自然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等)，已成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世界自然遗产地由于是由单一风景名胜区构成的[14]，已实现了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峨眉山风景区管委会对各自遗产地的统一行使管理权。然而我国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多由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组合而成[14]，虽分别建立有各自的管理单位，但在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上并不能对世界遗产负主要责任[15]。因此，当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选择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和武夷山5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全部或部分区域(表2)，对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进行整合。例如湖北神农架通过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神农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重要湿地等保护地的统一管理，以及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的统一管理。福建武夷山也刚刚完成了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组建，基本解决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交叉重叠和多头管理的问题。这些探索性的改革尝试，为实现这些最高品质的世界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发展方向。

3 下一步研究方向

总体来看，世界自然遗产地普遍面临着一些生态系统受损、生物多样性消减、栖息地破碎、生态功能退化和自然景观破损等问题，为此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评估报告提出：“迫切需要针对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可持续的保护管理技术”。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UCN和昆士兰大学联合发布了“增加我们的遗产价值—世界自然遗产地成效的监测与管理”(Enhancing Our Heritage，EOH)工具，并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开展了自然遗产地的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16]。此外，IUCN世界遗产项目也倡导创新的方法来促进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并基于一些典型性的案例研究来为全球自然遗产面临的挑战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17]。从国外相关项目来看，世界自然遗产生态保护与管理研究，在理论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监测技术方面尚未形成体系性的技术组合，在保护技术方面也处于个案试验阶段。因此，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特色。

自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俑、敦煌莫高窟和泰山6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15]，30年间我国在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列入数量、类型分布等方面成效显著，已成为“世界遗产大国”[18]。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实施了“自然遗产地生态保护与管理技术”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针对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从指标体系构建、数据处理与模型实现、有效性评价、技术规范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与创新性研究，以期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辅助决策，进而对全球自然遗产地学科体系的完善起到推动和引领作用。

1)进行自然遗产价值评估与潜力区筛选，提出我国申遗战略和预备清单。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集中分布于西南部和中东部，除可可西里位于我国高原气候区以外，其余7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均位于我国的亚热带地区；从保护对象来看，已有的8处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基本涵盖了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等方面的保护价值，但在生态系统类型上多以森林为主，在我国独特的湿地、草原、荒漠和海洋等生态系统方面仍存在空白；在物种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方面，一些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域如秦岭、西双版纳、塔里木河流域等陆地区域以及黄渤海、南海等海洋区域，仍有待加强申报和建设。

2)探索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适应性管理模式。目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的保护管理体系，仍是基于原有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仅在机构设置、职责和名称上进行微调，缺乏实质针对OUV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15]。项目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方面，根据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及重要物种栖息地等方面的不同保护价值，分别构建生物多样性保育、维持、修复以及跨区跨境廊道设计的综合技术体系，并分别在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新疆天山开展科研监测、保护评估和分区分级管理等试验示范，探索不同遗产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适应性管理模式，为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规划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类别遗产地的精细化保护管理。

3)开展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效评估。近年来，全球世界遗产保护压力与日俱增，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越来越受到严格的国际监督，对于世界遗产在地质演变、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科学价值也给予了更高的关注[18]。我国已有的世界自然遗产和混合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效如何，仍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项目将根据我国不同世界自然遗产地(含混合遗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目标的不同，构建基于目标导向的问题树模型，提出适用于不同保护管理需求的保护成效评估技术体系，从而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保护管理规划。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世界自然遗产地从单纯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实现我国由“遗产大国”向“遗产强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