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

近年来，我市的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也日益受到重视，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却仍是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瓶颈。

科技成果转化“卡”在哪儿，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有哪些？都是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计划，《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征求意见稿）》拟于9月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

而修订该条例，无论是对高校、企业还是科研人员个人来说，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从“0”到“1”的困境

位于荣昌区的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下设12个研究所、3个国际联合研发中心、7个研究中心和4个重点实验室。

过去几年里，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的全人源抗体小鼠、人源化抗体猪、无菌猪研究项目实现了科技的重大突破，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一鼠三猪”全人源抗体小鼠、人源化抗体猪、无菌猪、遗传性听力缺陷猪学模型研究项目是领跑国际的科研成果，实现了100%的转化应用。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成果产出这一市场行为，也涉及很多配套服务。科技创新虽是少数人的活动，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可以让无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为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我国相继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这些密集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让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看到创新的“风口”。

但我市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制约着创新驱动发展。

在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看来，目前我市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热衷于搞“短平快”项目，无法平衡效益与成果的关系。比如，一些科技人员根据自身的专业特长找课题，对承担大型项目和协作课题的积极性不高，造成高水平成果产出少、协作攻关成果少、共性技术和主体技术成果少，加上成果水平低、成熟度和配套性差，因而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小，形成不了规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很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面临融资难等问题，他们也期盼能有更多资金和政策支持，打破转化的“玻璃门”。

“科技成果转化从‘0到‘1的过程，风险最高、难度最大，我市金融资本对科技成果转化‘不愿投‘不敢投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坦言，特别是处于早期及中试阶段的科技成果、处于初创期科技企业，普遍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一位负责人表示，投资该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的20多家企业中，大多来自上海、广州、青岛、宁波等沿海城市，几乎没有重庆的风投企业。

此外，银行贷款、金融风投、保险机构、社会资金等渠道投资机制不健全，加之我市没有建立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让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又少了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希望政府能加强鼓励科技金融环境建设的力度，大力扶持、引进、培育地方风险投资企业。”我市一家科技型企业的负责人说。

呼唤专业“红娘”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经成为广大科研单位及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准则。

近几年，科技成果转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越来越多，现行的《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亟待修订。按照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计划，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牵头起草了《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

按照“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原则，从今年1月开始，起草组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随机调研、查阅有关资料等方式，先后对3个国家级高新区、部分国有和民营科技型企业和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进行了调研，初步掌握了我市科技成果转化现状的第一手材料，收集了社会各界对立法的意见建议，同时梳理形成了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分配、收益激励、考核评价等10个方面的问题清单。

在调研中，起草小组了解到一些来自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声音：“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方面，专门的服务机构和人才还比较匮乏。”

“近年来，各级技术市场、技术中介机构发展迅猛，极大推动了科技成果进入市场，但尚未形成完备的评估咨询服务体系，无法对科技成果进行深入客观的评价，也无法为成果使用单位提供高品质的咨询服务。”上述负责人说。

此外，承担科技成果转化功能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也缺乏切实可行的科技成果价值评估办法，使价格与价值背离，科技人员普遍反映科技成果“不值钱”。这些因素都大大推迟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

起草组还了解到，我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成果产业化基地有数量、力量弱，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平台专业化、品牌化不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在科技成果交易撮合、技术咨询、市场预判等方面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供给端与需求端进行精准对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化人才数量少，专业服务能力不强，对专业服务人才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高端成果转化人才尚没有纳入市级高层次人才计划。

专业的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务机构好比“红娘”，是沟通技术供给方和技术需求方的桥梁。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中间加工环节。” 对于目前存在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议，政府应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中小企业的科研服务应当由政府“买单”;在技术供给方和技术需求方之间搭建平台，如科技服务市场、云技术科技服务中心等，由政府提供中介服务，同时为微型中小企业集中提供整体打包法律服务。

有效的产权激励是关键

我市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存在产业结构不优、传统产业比重偏高等问题，相对而言新兴产业规模小、核心技术缺乏、创新引领型企业数量不多，进而对原创性的初试和中试阶段科技成果吸纳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国有企业考核与科技成果转化关联性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

此外，我市科技创新要素资源缺乏，存量科技成果中大部分成熟度偏低，适合于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比重小，这是导致我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最终体现为我市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还不够紧密。

在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诸多原因中，缺乏有效的产权激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它不仅导致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推动成果转化的热情减弱，还加剧了科技成果质量不高等问题，进一步拉低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事实上，我市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也在探索科研团队股权奖励与激励机制。

比如，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项目激励、科学技术奖激励、创收管理激励、专利发明奖励等多种激励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制定了相关规定，保证激励制度的确定性、公开性和公平性。

2016年至2018年，该公司年均开展研发项目400余个，且都是针对市场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年度科技成果转化率分别为80%、96%、92%（当年完成新技术、新工艺项目未应用、因市场变化原因产品项目暂停等情形未计算为成功转化）。

该公司根据研发产品的市场表现，将该产品销售利润的3%-5%奖励给项目团队。按照销售利润以投产当年与投产次年为一个周期、项目团队的分红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为起止时点计算，项目团队最少一个项目可以分到2000万元左右，最多可以分到1亿元左右。

此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针对产品项目、动力项目、技术研究项目等特别设置“项目跟投机制”，由项目团队自行出资研究项目，企业“跟投”相等资金。如果项目难度大，企业会根据相应评级加倍“跟投”，可能实现项目团队“自费”与“跟投”比例达到1：2或1：3，形成科技人员与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切实提高了对科技人员研发的激励水平，并实现了将资源向研发领域分配、资源向关键核心人才倾斜的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前期的调研中，也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议，条例应强调风险共投机制，鼓励科技人员与所在单位依法签订风险合作协议，预先约定科技成果归属、转化收益分配、转化风险承担等内容。

下一步，起草組也将立足我市实际，拟从军民融合、农业科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收益激励等重点内容方面深入研究，最终通过条例的修订扫清制度障碍，让科技成果转化更加“顺理成章”“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