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至少包括方法论、基本概念、理论和理论体系，其构建的路径有：第一，要建立起学科共同体;第二，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关键是体现出中国特色;第三，必须要“走出去”;第四，需要分层次逐渐传播，并产生影响。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学科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增刚，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土地流转” （IFYT17028）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5.006

引  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着重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既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既具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也具有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以其理论来源、学科特征为视角，以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为基础，涵盖方法论、概念术语、基本理论、现实经验等。

一、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

在学说史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称基本上是指相同的学科。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基本上都采用“政治经济学”;而在边际革命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都采用“经济学”，也有很多经济学家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在中国，狭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是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广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在西方语境下起源的

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自从有人类社会开始，就存在经济活动，也就应该存在关于经济活动的看法或认识。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而有文字记载的至少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所追溯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经济思想。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却无疑起源于西方国家。

一是西方国家现代科学的起源推进了知识或学问的科学化、专业化，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起源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现代科学发端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古代思想家所研究或讨论的问题涉及人类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像亚里士多德，其涉及的领域按现代学科划分几乎包括所有学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约16世纪，直到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实证科学”的概念，认为科学要与哲学分离，科学要以经验为基础，研究或讨论能够成为经验的对象。这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學的发展，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等。1从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早期的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主要包含在哲学著作中。在重商主义时期，相关的经济思想是由当时的商人们提出来向统治者游说的，比如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孟克列钦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即使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作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也首先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作为现代经济学发端性著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只是其整个道德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学者至少有了将不同学科知识分开讨论或研究的意识，特别是将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明确其研究对象，即财富。

二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特别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自给自足经济向分工、专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起源提供了实践基础。自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世纪早期，西方国家的经济至少发生了两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是航海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二是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使得英国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发生变化，要素结合的方式、生产的组织方式以及所有者之间的收益分配等问题成为社会生活或经济活动中的突出问题。而且，科技革命带来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市场交易更加频繁，对市场的依赖大幅度提高。这些现实变革及引出的问题不仅需要解决，而且需要在一个框架或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解决，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重要力量。

所以，现代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现实基础都源于西方国家，是与西方国家的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工业经济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

（二）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被西方语境所控制

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当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正如林毅夫早在2000年就曾经指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上都集中在英国，是英国籍的经济学家，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籍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是集中在美国，不是美国籍的经济学家，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籍的经济学家”。118世纪，政治经济学产生于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英国。英国也相应地产生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等为代表的古典、新古典、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学或在美国工作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比如截止到2018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评选颁发了50届，其中41届都有美国人;其他还有多届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或者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几乎都是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像《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of Economics）》（哈佛大学），以致这些杂志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家经济学家的“圭臬”。2这些杂志所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也出自美国经济学家之手。既然如此，其术语、研究方法、概念、理论框架等无疑也是美国语境的。

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经济学说，更没有形成经济学科。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翻译引进、批判继承与中国化等不同的阶段。但是，所采用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基本上都是引进的。中国经济学的引进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之前，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中国大约从19世纪后期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欧美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最初，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是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由传教士讲授，并没有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扩散开来。直到20世纪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废除、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设立，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才在中国传播开来，如严复在京师大学堂开设经济学课程，并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这一时期开始，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发展。有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学者，也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出发，采用其术语、框架等进行研究，比如1911年陈焕章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所著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著作，达到几百种。据统计，仅1930年就翻译出版了63本译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习、翻译、引进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并且为了更好地研究《资本论》，翻译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进行学习或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是引进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但主要是供批判使用。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为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也为了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运行，中国大量引进、翻译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既包括主流经济学也包括非主流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结合中国问题有所发展，但是基本概念、框架和方法未脱离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看，中国引进、翻译西方经济学，以及吸收并用来解决中国问题，无疑都是欧美国家的，完全是在欧美国家建立起来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视域之下从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以19世纪早期欧美国家的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指导下结合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驗总结出来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伟大的理论需要以伟大的实践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的伟大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基础。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的，也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虽然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合理成分，但也并未一成不变地吸收和引进。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在所有制方面，中国坚持了公有制。在城镇，包括企业的国有制和土地的国有制，存在大量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城镇的土地等实行国家所有制;在农村，核心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强调计划的重要性，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有规划的市场经济。在分配机制上，都强调按劳分配的重要性。但是，这不意味着固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教条，而且强调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在所有制方面，虽然坚持公有制，但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就是在公有制内部也存在不同层次的公有制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在经济计划或规划的基础上，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特别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激励生产要素积极性中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特别是在劳动者的财产数量不断增加之后，强调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本质上是提高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收入或分配比例。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就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是也没有固守其教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不再以批判为主，而是积极吸收其有益成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要保证市场的高效运行，又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所有制上，强调私有制的重要性;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甚至完全不干预;在分配上，一味强调按要素所有权进行分配，按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然而，中国并未完全接受这些“教条”，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践，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在所有制上，进行产权制度创新，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明晰产权，同时进行产权权能的分割，包括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占有权、使用权等的分割，比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都是如此。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但是保留计划或规划，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在分配制度上，引入了按要素分配，激发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但是也保留按劳分配。

综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照搬或复制，也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发展，同时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从而进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

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包括多个方面，涉及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理论框架、方法论等方面。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构成基本概念的来源或基础;而科学的目标是寻求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先后关系还是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这形成为解释。解释的目标是预测，根据对概念之间关系所形成的解释，当概念描述的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够预测或判断所解释概念描述对象的变化，从而可以针对预测提出应对的方案或抓住预测能够带来的机会。理论框架表明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方法论包括一门学科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基本假定、出发点、理论的形成与检验等。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其实践来源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最高层次的方法论或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现代科学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标准，要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既要具有一般的解释力，又要有对未来的预测力。再次是基本假定特别是关于行为主体人格结构、目标或行为的假定，毕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要研究以人或由人所构成的相关主体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无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方法论集体主义，都要以主体人格结构的基本假定为前提。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概念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概念相同，概念的含义和范畴也相同;二是概念相同，但是含义和范畴不同;三是概念不同，要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用，要么是西方经济学使用;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采用不同的概念表示相同的含义或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既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借鉴，又要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创新，提出新的概念。比如农地“三权分置”中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特别是在财产权的研究中，甚至也提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但是承包权却是中国特色的;与承包权相对应，承包权的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农民是因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获得了承包权。无论是“承包权”还是“成员权”都是与土地的所有权制度相关的，是在土地公有即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对土地产权理论的发展。同时，这又和马克思的设想或苏联社会主義实践中的产权理论不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活动是共同进行的，不存在土地“承包权”及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经营权;苏联模式中，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国营农场模式，土地公有、劳动共同进行，也不存在“承包权”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经营权。因此，“承包权”“成员权”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大量的理论，构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将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逻辑论证和推理形成自己的理论。比如，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理论，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灭亡之后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市场也就不存在了，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也能够建立起市场经济，而且还具有非常高的效率。再比如，产权明晰在公有制条件下也能够实现，典型地体现为土地产权制度。在城镇土地和农村土地都是公有的前提下，实现除所有权之外的其他产权权能的分割和界定，对某些产权权能进行定价和交易，同样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理论为基础形成理论体系。一门学科包含多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既体现出现实的复杂性，又体现出现实的整体性。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既是一个整体，又发生在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因此，既需要整体研究，又需要局部研究。研究现实的局部问题可以提出或发展某个方面的理论，但是研究整个现实经济，则需要在局部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综合或理论体系。

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路径

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学科共同体成员交流的基本手段。在一个学科共同体内，共同的话语体系是交流的基础。共同体的成员因为拥有共同的方法论、概念、理论和理论体系，能够进行交流。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并存的局面，由于西方經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存在差别，无论是方法论、基本概念还是理论和理论体系方面都存在差别，以至于虽然都同属于“经济学科”，但是存在交流的困难或障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现实基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第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建立起学科共同体。按照从事经济学科研究的学者背景，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也有西方经济学家，还有些遵循着“实用主义”的经济学家。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打破“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唯西方经济学”的“一元论”，建立起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包括西方经济学或者至少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共同体。遵循“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为突破口，发展新的理论。按照现代科学哲学的观点，理论无非就是一些命题、假说或判断，是经过逻辑推理并经得起经验检验的假说。以此为前提，以问题为导向，可能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共同体的出发点。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应该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关键是体现出中国特色。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后不久，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就对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经济学理念提出了批评，认为各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特色建立起适合本国的经济体系。以此为基础，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强调了德国与英国的差距，认为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应该存在差别。作为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体现出中国特色，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现实基础，基于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语境、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语境或苏联范式的语境。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走出去”。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那么其必然不仅要在中国传播，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领域成为与西方经济学相并列或相互补充的新范式。一是西方经济学并未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供满意的解释，中国的经验甚至“证伪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命题或假说，如“华盛顿共识”中的诸多判断，这表明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需要根据中国的实践进行创新;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界或政治经济学界处于并列的地位，至少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经济成就与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重大的理论创新需要以重大的现实变革为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地位提供了经验基础和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提供了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快速经济发展并逐步解决绝大多数人口贫困问题的重要理论，因此对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需要分层次逐渐传播，并产生影响。首先是在国内要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地位。范式或科学研究纲领都是相互竞争的，其竞争力是通过解释力、预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要得到广泛传播，就必须要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外传播，这要求在解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问题上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更是常新的，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话语体系必将取得主导地位，成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责任编辑 国胜铁]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Disciplinary Features

LI Zeng-gang

Abstract：  Modern economics or political economy is basically 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context. Chin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and provided the basi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at least include methodology， basic concepts， theories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The ways of construction include the four parts. First， we should establish a discipline community; Second， we should not only take Marxism as our guide， but also learn from and absorb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And the key is to presen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we must “go global”. Fourth， it needs to spread in layers and has an impact.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system， discipline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