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毓春 梁梦宇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利好期，但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并未得到根本破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致思理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基于生产力水平提升，我国适时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鉴于此，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举措应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以协调推进两大战略为抓手，共创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创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

关键词：城乡融合;政治经济学逻辑;城乡关系

作者简介：姚毓春，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春  130012）;梁梦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18BJL0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研究”（15YJC790134）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5.002

引 言

城乡关系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关系。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城乡关系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整体来看，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提到的“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相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我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支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格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开启了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的征程。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一步打破了城乡间的体制性障碍，加快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但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并未得到根本破解。进入新时代，立足于主要矛盾，我国生产力水平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城乡关系演进提出的新要求，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基于此，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梳理我国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把握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及历史阶段性，总结城乡融合的致思理路，对标城乡融合的价值目标，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举措，对于新时代缓解城乡矛盾、破解二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关系演进路径的历史审视

（一）城乡关系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1彰显出城乡关系发展演进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落后的社会生产”现实已改变，我国作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决断，打开了我国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大门。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不同，城乡关系发展呈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结合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为实现城乡融合创造条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与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造成我国城乡关系历经“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形成阶段、城乡经济社会互动阶段、统筹城乡发展阶段”，近来才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总结起来，每个阶段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必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贯穿城乡关系演进的整个历程。

（二）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阶段性

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城乡关系的发展演进，体现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新时代，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审视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把握其历史阶段性。

1.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形成阶段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助工、以乡养城”城乡关系格局，确保了城市工业优先发展，但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却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我国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并进一步实行了户口管理和统购统销政策，奠定了城鄉二元制度的基础。随之，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村限定为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供应地，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从事于农业生产，工业化实现优先发展，但却阻断了城乡间要素的交流，固化了城乡二元制度。此时，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绝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冲突乃至对抗”，2进入城乡分离阶段。由此，也开启了我国探索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征程。

2.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社会互动阶段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打破了城乡间的体制性障碍，加快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但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并未得到根本破解。城乡分离促进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综合国内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人口流动受限导致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我国通过农村与城市改革，积极变革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和流通制度的推进，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也顺势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但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缩小了城乡差距，也推动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利好期。随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城乡间的体制性障碍被进一步打破，农村以向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资金等支持城市发展，但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保障机制、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没有建立，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尚未破解。

3.新世纪以来统筹城乡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为缩小城乡差距，在“三农”问题上，我国提出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力图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为城乡融合发展积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21世纪初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这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即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为改变农村发展落后的现状，我国总结部分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整体而言，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一系列强农惠农支农的政策措施增强了农业生产能力，也加快了城乡间要素的流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一定程度缓和了城乡关系，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尚未实现，传统的二元体制尚未消除。

4.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新时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表明我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乡融合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1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战略考量。进入新时代，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分别处于后期和中后期，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所以，新时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关系融合，正当其时。2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新时代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强化规划引领，力图激活农村各类要素潜能，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逐渐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同时，部署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要“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切实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3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致思理路

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我国城乡关系在摸索中发展演进。审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历程，透视出城乡关系发展所蕴含的逻辑层次，为新时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如下致思借鉴：

（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直面社会主要矛盾

审视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国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八大报告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坚定了我国“赶超型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自此，经过40年高速增长，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真正富起来了，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且更具层次性。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所以，新时代要继续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整，提升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品质，实现从“生存”到“生活”质的飞跃。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审视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不是说站在某个阶段寻找某种范畴，而是立足于阶段性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实践的过程。

第一，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立足于阶段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现实，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兼顾——城乡分离——城乡统筹——城乡融合”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运动规律相一致。新时代，“落后的社会生产”局面已改变，人民群众对生产力发展提出新要求，“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影响因素。因此，重塑城乡关系必须强调，立足于长期复杂的量的积累过程，结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需求，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走向融合，实现质的飞跃。

第二，坚持理論和实践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我国把握各个历史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探索城镇与乡村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但“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我国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在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上存在实践与理论跟不上的问题。城乡融合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于一身。新时代重塑城乡关系，需要发挥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创造性，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思维范式和理论指导，需要寻求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第三，坚持国内与国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采取了“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方式，也开启了“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模式;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向世界上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国家取经，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式，推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这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解决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但远未结束过去“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局面。新时代，要系统梳理国外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在规划先行、注重制度建设、活化乡村资源等方面吸取经验，并结合国内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架起城乡互动的桥梁，激活并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又一次跨越。

因此，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城乡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的新定位，需要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基于生产力水平调整生产关系，将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与国际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破解城乡二元体制。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乡融合发展是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主动适应。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城乡分离对立的关系才会逐渐缓解，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但要真正实现城乡融合仍需循序渐进。届时，城乡界限被打破，再无城乡居民之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人民群众可以按照自身发展意愿在产业间均衡分布，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一）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时代导向

新时代，消除城乡矛盾，必须转变过去“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引导城乡共同发展，并重点发展乡村。过去，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用下，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及生活需求为目标，加速了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但却忽视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等，导致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存在福利差异。为此，新时代要扭转“重城轻乡”的发展局面，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价值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指向

新时代，建立在物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的基础上，城乡融合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基础价值追求，以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最终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

1.基础价值目标。新时代，基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我国作出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价值判断，表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城乡融合作为发展手段，能够通过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化解城乡矛盾，奠定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

2.最终价值目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显出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属性。在城乡关系层面，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本质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凸显出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作用，广大城乡居民虽有职业差异，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有公平享受发展成果的权利。为此，一是要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获取优美自然环境带来的满足感;二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中心地位，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3.根本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人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重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物的生产力提升人的生产力水平的质的规定。就如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层次的生理需要，过渡至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满足，人民群众转向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追求自我全面发展。为此，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劳动者掌握更多生产技能，一方面可以综合社会需求及自身兴趣爱好在各生产部门自由转换工作，即“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多闲暇，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举措

基于新时代的发展背景，对标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体系，我国距离实现城乡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塑城乡关系。

（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审视我国城乡关系演变历程，自新中国成立，我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物质层面进行量的积蓄，为实现质的飞跃做准备。新时代，为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将城乡放到同等地位，做到城乡统筹兼顾五位一体建设，逐渐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现状，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最终向着“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等值”1的目标迈进。

第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进入新时代，依靠传统外延式发展理念难以为继，新发展理念成为指引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要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建立起城市与乡村两个主体的互动机制。具体来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創新发展激活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以开放、发展、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以协调发展把握城乡整体效能，发展生产力;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生产力;以共享服务平台为载体，推动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助力城乡融合。2

第二，借力城乡融合发展项目，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助力城乡关系发展跨越拐点。新时代，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我国已具备城乡融合发展的条件。为进一步将城乡融合发展付诸实践，一方面可以发挥特色小镇、特色民宿、田园综合体等城乡融合建设项目的连接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在建设城乡融合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全面推进城乡五位一体建设，培育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打造出可以示范全国的多种融合发展模式，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障碍。

（二）以协调推进两大战略为抓手，共创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城乡融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课题。新时代重塑城乡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已将城镇化提升至“人的城镇化”层面，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创新，需要“以人为核心”，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释放其带动经济增长与扩大内需的潜力;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强化现代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全局性、创新性，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最终，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推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融合发展结构转换。

第一，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战略支撑。城市与乡村同属一个综合系统，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不同发展阶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是顺应城乡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以人民为中心。为此，需要我们完善城乡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城市、乡村一起抓，统筹安排城乡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布局，通过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3通过打造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加强工农业发展的联系，提高工农产品产销衔接性，让城镇與乡村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呈现融合发展之态。

第二，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长期以来，我国多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更直接地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截止2018年底，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3.37%，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58%。4新时代，为进一步增强城市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需要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具体来说，一是立足于各级城市功能定位，开展资源整合行动，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提升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开展帮扶行动的基础，助力城乡实现有效对接。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完善各级城市落户政策及制度，并逐步将常住居民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范围，分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增强落户意愿;又要注重农民身份转化，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程度等，在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好地与城市接轨，实现由“乡”到“城”全方位的转变。

第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力与竞争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带来大规模的乡村衰退并非是必然规律，关键是要适时找到合理调整城乡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的时间窗口与机会窗口。”1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矛盾、实现融合发展的必要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握乡村振兴各个层次的要求。具体来说，一是构建发挥乡村潜在优势的发展动力机制，激发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文化等要素资源的活力，如立足于产业发展优势，打造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新模式，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二是顺应乡村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通过类比城市群、都市圈，打造乡村增长极形成乡村发展圈，发挥扩散与回流作用，融入城镇，高质量助力城乡融合。

（三）创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基本指向。要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突破过去城乡分离脱节的制度政策框架，营造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城乡功能互补的制度环境，需要强化政府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调控和统筹，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等。最终，通过有效的制度政策供给，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全面激活城镇与乡村资源，释放发展潜能。

第一，推进城乡联系与要素流动，激活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动能。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校正过去要素单向流动的状况，通过城乡间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联系的紧密性。首先，注重发挥要素连接城乡的纽带作用。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推动人才要素灵活流向农村、参与乡村建设，补齐农村优质生产要素缺失的短板，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其次，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政银企对接服务平台，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加大乡村振兴发展基金，如产业基金的支持力度等，创新资本投资渠道。再次，建立完善城乡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优化土地收益分配结构，实现收益分配方式多元化，尤其是要避免单纯支付货币的收益分配模式，2逐渐改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群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最后，整合流入乡村的各项要素，并注重激活乡村自有资源，增强乡村地区内生驱动力，实现城乡双重资源的集成。

第二，推进城乡财政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城乡融合制度供给的有效性。新时代，为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化城乡财政体制机制改革，让财政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发挥价值引导作用。首先，将财权适当下放、事权适当上收，缓解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局面。其次，构建良好的财政运行机制，提高财政支持城乡融合资金的配置效率，支持城乡融合发展载体平台的建设。尤其要建立、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并通过财政资金监管制度建设，确保财政投入落到实处。再次，通过税收、价格补贴等政策，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城乡利益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最后，建立健全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确定为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重点投入领域，既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又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助力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新时代，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满足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旺盛需求，更要满足城乡居民在非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个性化、专业化、潮流化的更高层次需求，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供给之态，与社会需求的基本形态相匹配。1面对社会领域需求倒逼扩大有效供给的新形势，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责任，由国家财政支出购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尤其要立足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社会现实，增加乡村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公共资源的供给，并增强城乡公共服务的联动性;另一方面，要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形成财政优先保障、社会积极参与多元投入格局。最终，增加、改进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提升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满足城乡居民共同的相对较高层次的需求，提升人民福祉。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YAO Yu-chun， LIANG Meng-yu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establishing a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y，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pattern of "agriculture supporting industry and rural raising cit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has entered a positive period， but the barri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ual system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solved.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eoretical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can be concluded that people are always the center and everything is based on reality. Chinas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era.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level，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mechanism and policy system of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due course. However，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limit affec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easures for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uch as tak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guide and cultivating the pioneering zone for the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coordinating and promoting the two major strategies and create new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breaking barriers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creating institut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ic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