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导演，创作之初对《我和我的祖国》有什么愿景？

陈凯歌：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只有两个人，就我和黄建新导演，其他导演还没有确定。只是确定谁做总导演、谁做总制片人。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蒙的。后来吸收张一白导演进来共同进行讨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于是就总结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这个十二字的方针，如果没有这个方针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拍这个电影，在七十年间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角度到底在哪里，哪些事件是可以进入我们的视线，哪些不可以。这些其实都是疑难的问题。另外全片是从无到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就拍摄而言我是第一个开始拍的也是到今年3月份，怎么样把这七个故事整合起来，既是独立的单元又是整体，要怎么把它整合起来是很复杂的工作。在选了30多个历史事件之后，开始同时选择导演，七个导演都选定之后，我们也基本上有一个数，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影片，是什么样的风格。

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提及，首先，我们想做一个和人有关的故事，如果只是纪录事件，那就变成纪录片了，我们想拍一个中国人民怎么样在过去七十年间艰难奋斗，去推动自己国家的强大的这么一个故事。同时呢，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说一拍大事件，就都是伟人啊、领袖啊。其实我觉得历史车轮的推手就是人民群众，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也有人问怎么把七个故事连接起来？除了上面12个字的方针，还有另外四个字是每个导演都必须贯彻的就是“昂扬、深情”，这是向七十周年献礼的电影，我们不能做不应该的题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筛选，选定这七个导演，都能做到昂扬和深情，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何确定你自己拍摄的《白昼流星》？

陈凯歌：首先要从田壮壮老师扮演的老李开始，其实我和壮壮老师都对这个人物给予深情，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小的年龄就到边远地区插队的，但是在2000万知识青年里，只有极少数是永久的、此生都留在边疆的，老李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对这块土地难以言说的深情。我觉得我们这种情感都是血液里、骨髓里的东西。我就想起35年以前拍《黄土地》的时候，我到了陕北高原看到土地，正是春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是温情的、多情的那样一片高天厚土，跟我这次到敦煌看到这片土地有类似的感觉，是有温度的。我觉得我对辽阔的土地有特殊的情感，我们是疆域广大的国家，我们真的有土地才有人民，才有国土的概念，我就觉得这两个孩子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对这片土地是有感情的，丧失父母、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故土，但是只要一个瞬间出现就能改变他们的人生，也就是他们看到了神州十一号降落的场景。老李是有意为之的，他相信这两个孩子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我说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经历了这样与历史场景的迎头相撞之后，他们就像骑上骏马，是可以追赶时代的。所以在电影里我们也用了两个少年很多骑马的镜头，这个是我在创作上的一个总的概念，我们应该关心还处在不太发达状态中的我们的同胞们。

陈飞宇和刘昊然饰演的两个少年究竟为何人？

陈凯歌：很多网友在看到预告片以后，说这两个人少年的造型土里土气的，很“土味”，但我觉得这是契合他们的质感。这两个人物编剧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人生中缺失方向的人物。他们仅仅是在生存，他们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也没有认识，想到的只是逃离，这样的一个造型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

老李的出现，最后见证“神舟十一号”的过程，都使得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所以其实有航天事业对孩子的鼓舞，也有像田壮壮这样的扶贫的干部跟他们在朝夕相处中，让他们看到的榜样的力量。

这两个角色我们所说，恨不能是流浪少年，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震撼？人有时候的改变就需要一瞬间，这就像那个画外音里所讲的，在那一瞬间，我现在明白了李叔为什么带我们来，这样的少年需要这样的精神震撼。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所谓“扶贫”，不光是一个物质上的帮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帮扶。

怎么理解人物和土地的关系？

陈凯歌：跟土地直接有联系的人，就是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他们的思维、他们的那种价值观和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跟不面对土地的人是不一样的，看起来特别平淡，但其实是有一种很强的连绵不断的生命力的。

田壮壮饰演的这个老李，他相信扶贫并不是给一个人一个拐杖。陈飞宇饰演的哈扎布，他在羊圈里看到一个没法站起来的羊崽，他就把这个小羊崽人为地扶了起来，田壮壮老师演的这个老李就说，你能扶他一辈子吗？

为什么扶“志”重要，“志气”的“志”，因为扶是一瞬间的动作，不是一辈子的动作，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往何方，这个我觉得才是扶志，是最核心的东西。

在你看来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陈凯歌：“白昼流星”聚焦的是两个事件，“扶贫”和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而且我们把两件事情统一在了“归乡”这样一种主题上面。一个从故乡出发又回到故乡，一个是从地球出发又回到地球，所以这两种人生的轨迹就在这儿契合了。

33天的神舟十一号，创下了我们中国航天史上的历史记录，就是在外太空待的时间最长，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神州十一号的原因。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最终震撼了这两个少年，让他们发生了改变。神舟系列飞船，两个少年看到了返回舱，宇航员出舱以后，他们是坐在软椅上被抬起来的，电影中有那么一刹那，软椅塌陷，两个少年主動地冲上去扛起来。它的关键在于，这两个少年从跪姿变成了站姿，形象上站立起来，从人格上精神上也站起来了。这也就回答了之前陈飞宇饰演的弟弟在羊圈里面问老李的话，我扶他，他能站起来吗，这一刻他们是真的站起来了。

航天事业是体现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觉得“神舟十一号”有一个特别大的转折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的航天事业进入了空间站时代。我们在外太空有一个家了，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振奋的事情。从1999年11月20号“神舟一号”的发射，到我们第一次“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再到“神舟七号”第一次舱外执行任务，然后是与空间站对接，这种自豪感越来越强烈。回到电影的片名，“白昼流星”也是一个天文学上的术语，“白昼流星”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颗。一个存在在神话里面，这颗流星是不可能出现的。第二颗是我们见到的，“神舟十一号”返回舱划过天空。那个情境下面的返回舱像什么？“流星”两个字就蹦出来了

还有一颗是走在地上的扶贫干部老李，其实他是引领着少年的灯塔。白昼里的流星虽然短促，每一颗都有它的意义。作为剧作者，我其实给了他们一些我的祝愿。哥哥叫“沃德勒”，在蒙语里我查的意思是“上进积极的人”。但是在这个电影开端的时候，他不上进也不积极。弟弟的名字叫“哈扎布”，寓意是天赐的礼物，就像“白昼流星”一样，只是这个天赐的礼物。不是仰首期盼能够等到的，都是通过自己的奋进和努力。

《白昼流星》骑马扬鞭的镜头非常漂亮，你作为总导演，其他六个故事在这类镜头上有什么侧重吗？

陈凯歌：其实这些镜头是我对电影的理解，我希望能够让《白昼流星》高度电影化，意思就是电影在《白昼流星》里面的具体体现，就是拍摄手法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是多情、真挚、朴素的，我要求演员你们就是在生活，没有在演戏。特别在田壮壮老师的带动下，其他几个演员特别神领神会，他们知道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但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最终引领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现实主义本身，而是高于现实主义的，我们所说的诗意、浪漫、抒情。就是纵马扬鞭在戈壁上的奔驰，能鼓荡起观众的激情。我就是听到景海鹏说，01感觉良好，陈冬说02感觉良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极其激动的感觉，他们跟最高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那样一种东西迎头相撞，改变的时刻来了。我觉得人、土地、天空是国家拥有最宝贵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面前，你没法不动容，我就是这个感觉。

《白昼流星》的片名很有诗意，是因为这个原因取的片名吗？

陈凯歌：“白昼流星”这四个字我很喜欢，白天理论上看不到流星，因为日光太强，但是我们确实就感觉到这是有一种象征意味的名字，很美。田壮壮也说，这个故事就是在戈壁滩上的一个梦想，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这个白昼流星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就像四子王旗内蒙这个，我们常年从神5开始的将落地，那边的孩子都被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改变了。

影片中演员的造型让大家很意外，您让演员体验了多久的生活？

陈凯歌：我自己觉得这个应该是做演员的常态，演什么像什么是最基本的。所以两个演员比我们提前几天去了敦煌，先做造型，先去看那边的风土人情。敦煌人很质朴，像回到了很多年前的老百姓，两位演员也没有任何的怨言，说不好看怎么样，还要求他们在最终的版本中去说当地方言，极大的增加了真实性，都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的衣服很破旧，眼神很清澈。

刘昊然和陈飞宇是怎样确定谁当哥哥、谁做弟弟呢？

陈凯歌：我想刘昊然稍微大一点，而且他在这个行业中也演了一些好戏，他理所当然的是哥哥，哥哥带着弟弟，做主的肯定都是哥哥。

您说之前看过原子弹爆炸的场景，这个画面在张一白导演的单元里体现了，是巧合吗？

陈凯歌：这个事儿其实我都有跟他们提起过，在确定题材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所在，我要给大家做一些提案，比如管虎导演的《前夜》，我先给他讲了一个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美术师，他就是开国大典的参与者之一，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里面有吹牛的成分，但是这是故事的原型，这个胚胎是可用的，那个时候确实讲到了极为紧张，就怕电动升旗不能成功，那这个事情就太大了，最后就用这个元素展开故事，管虎导演做了很细密的工作，把这个故事变成影片。

同样，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小时候特别小，不理解大人们的兴奋、激动是什么意思到底。但是你被感染了，你就感觉这是天大的事情，于是随着人群走了那么远。我作为总导演，我应该向其他几位导演做提案，拍哪些可行的题材，也分享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你看张一白导演拍的漫天飞舞的人民日报号外，那就是我亲眼见过的情景。

各个导演在确定剧本的时候会和你及时沟通吗？

陈凯歌：他们会把剧本进展的情形、故事人物情况跟我说，當然也跟黄建新导演说，都讲的挺好的，我也会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怎么做会加强等等，这是我工作职责所在。但是说实在的，我完全尊重每一个导演自身在创作上的选择权和自主权，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样拍那样拍，这样就不对了。正因为七个导演风格不一样，我听到今天好多人跟我说，你这个有诗情有浪漫，有视觉上很震撼人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有的部分重心就不在这，比如薛晓路导演的《回归》就是一口气，一秒钟都不能晚。

会被各个导演所带来的的创意感到惊喜吗？

陈凯歌：我看到他们剧本的时候，确实有的让我非常喜欢，比如宁浩的《北京，你好》，最好的对方就是不矫情，不是说高大上的人，一个特别无私的人，把入场券轻易的送给别人，是有内在逻辑，有人物的真实性，完成的很好。

接下来计划是什么？

陈凯歌：电影创作是我终身的事情。我还在想，这样一部电影确实大家很喜欢，也开了一个新的路子，不干瘪，是有温度，是湿润的。和老百姓的心连接起来。我还要接着想下面要做什么。

在此向我们奋战在祖国航天事业一线的航天英雄致敬，也向奋战在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第一线的人民公仆们，向这些“白昼流星们”致敬。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我们等待而来的天迹，而是我们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