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结的表文创新及其文学的政治化

2019-10-18吕双伟

湖湘论坛 2019年5期

吕双伟

摘要：在初盛唐文章流行骈体的背景下，元结较早提倡复古，创作古文。作为朝廷官员和地方刺史，他创作了较多散体表文。这些表文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方面創新较多。与独孤及、韩愈、柳宗元的表文相比，特别是贬谪南方的韩柳相比，元结表文的语言更简洁，内容更真率，风格更古质，个性更突出，婉拒担任地州刺史的态度也最坚决。这种特征的形成，与他追复淳古真率的社会理想和反对绮靡浮华的文章风尚紧密相关。对淳古社会的理想化和美化，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既形成了其文学的复古主义特征，又导致了其文学的政治化。这自然影响了其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也阻碍了其在后代的普遍接受。

关键词：元结;表文;骈散;思想;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5-0130-08

元结（719-772）是盛中唐之际非常独特的士大夫和文人。“追复淳古”的社会理想，“救时劝俗”的现实关怀和“危苦激切”的独特文风等让他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标识度”。与李华（715-766）、萧颖士（717-768）和独孤及（725-777）等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元结的复古思想最浓郁，态度最坚决，实践也最彻底。他的诗文基本上为古体诗和古文，几乎没有创作近体诗和骈体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元结均忧心民生、吏治和风俗的好坏，通过诗文来反映时代兴衰，讽谏君王，以期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

学术界对于元结的生平、哲学思想、诗文复古理论及创新等有较多研究，[1]但从古代文体的角度，对元结的序、记、表、铭等进行逐一研究的较少。如对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的表文，至今只有韩国赵殷尚[2]在一篇文章中将之与贾至一起论述，指出元结表文打破一般公文的窠臼，别开生面，但只是点到为止，深入不够。其实，元结诗文创作的主要立足点和着眼点，不是文学而是政治，重在思想传播而不是艺术表达。追复淳古的社会理想，使他在表文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打破常规，戛然独立，堪称是唐代表文创新力度最大者。

一、元结表文的文体创新

“表”在古代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原意指古人穿在外面的上衣，后来引申为文体名称。《文选》卷三七《表》，李善注：“表，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3]1150可见，“表”借用为朝廷公文，是因可以说明事情原委，让君王知晓。最早表被称为敷奏，秦朝改为表名。六国、秦汉时还可称为上书;汉魏以来，这类庙堂文章都可称为“表”。表文内部又可细分;各类之间，内容与风格存在差别。“或曰表制有六，贺表则颂圣处贵详尽，进表则叙事期望处贵详尽，辞、谢表则叙事自勉处贵详尽，请、谏表则责望处贵详尽。”[4]3833贺、进、辞、谢、请、谏表是唐宋以来表文的主体，贺喜、进书、献物、辞官、陈谢、论谏、请劝、陈乞、弹劾等，既是其主要内容，也体现了君臣交流中的多样功能。

元结古文包含铭、序、墓表、颂、论、书、记、表、状等，其中，以“表”为题（不含以“墓表”为题）的文章数量最多。“表”文中，属于奏议类的贺表、辞表和谢表最多;同时还有以纪念、表彰为目的的人物事迹表，所写对象有的并未去世，因而不全属于墓表，而与人物传记相似。根据孙望校点《元次山集》，元结现存以“表”为题的有21篇。其中，属于“奏议”类的有《为董江夏自陈表》《为吕荆南谢病表》等13篇;属于墓表或传记类的有《哀丘表》《左黄州表》等8篇。对于元结的奏议类表文，南宋洪迈评价很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5]212洪迈认为元结的谢表内容，直到南宋，都是前无古人之作，评价非常高。确实，元结的表文在文体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

上元元年（760），元结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后以知足保身、奉养老母等请辞，撰写《辞监察御史表》。全文多用四言叙述，但基本不用骈四俪六的隔对，一扫骈俪文风，清晰叙事和真挚抒情。开头交代事由，感谢天恩，但喜忧参半。接着叙述756年安史之乱期间，自己举家逃难，经过贼庭，死里逃生，远达海滨的经历，从没奢望皇帝召见;因大臣推荐其才谋可用，忠正可嘉，才得以诏见，延问当时之事，擢升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当时叛军狡逆，皇帝忧劳，自己也不辞疲驽，奉宣圣旨，招集士卒，师旅未成之时，又遇到张维瑾叛乱，杀害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翙，所幸君臣同心，完成使命。在叙述完任职的来龙去脉后，元结才以才智不配位、老母多病等原因请辞：“臣才弱识下，非智无谋，循涯顾分，实自知耻。臣老母多病，又无弟兄，漂流殊乡，孤弱相养。伏愿陛下矜臣愚钝，不合齿于朝列;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养。”[6]103文章平直切正，少用典故，如话家常，情真意切地表达感恩、忧惧和辞让之心。文风质朴，一气贯注，没有追求四六隔对、隶事、声律和藻饰等，与当时流行的骈体表文相比，实属异类。刘勰指出章表是上行文章，用于朝廷，说明心事，是国之光华，因此“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7]244，不能忽视文采。这是骈文盛行的齐梁时代的自然要求。直到盛唐，张九龄、张说、苏颋等人的表文，主要还是骈体行文。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提倡古文，主张打破骈体文的绮靡雕琢，以道为本，推重文章的政教指向，才出现散体化的趋势，但表文还基本上是骈体文。明代吴讷认为表文在汉、晋以前，多尚散文;唐宋以后，“多尚四六”[8]37，表文多用四六，风格更加典雅，正是文章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后的自然选择。元结表文既不追求辞采，也不讲究四六，因而在唐宋的表文中堪称别具一格。

大历三年（768），元结被授容州刺史，他以母老辞让，但没有成功。《让容州表》开头交代授予官职名称、敕文到达时间和发付本道行营的时间;接着自谦愚弱，表达难当大任，不胜忧惧的心情;然后详叙最为关切的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又是独子，需要奉养老母医药饮食，一旦离开母亲，她便会忧悸成疾;加上自己也多病，且日渐严重。又以自己在道州刺史任上并无政绩，也曾多次请求停官，但没有得到允许。最后，陈述容州的残酷现实和老母离不开自己的矛盾心情。该表主题和西晋李密的《陈情表》相似，不过李密是请求晋武帝收回成命，这里是辞让已任官职。全文娓娓道来，擘肌分理，环环相扣，将老母与独子难以分开的现实及独子忠孝难两全的矛盾心情细腻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四用“臣欲”，突出了煎熬、焦灼的心态，堪称表文中的佳作。形式上多四言句式，句式较为整齐;也使用了隔对，但不用精巧的骈四俪六。语言明白如话，古朴切直，文意流畅，情感真挚，与六朝至唐宋的骈体表文多深奥晦涩不同。南宋理学家兼古文家真德秀认为表文应该“简洁精致”[8]37，几百年前的元结表文，倒是基本符合这种要求。

即使是之后的古文大家韩愈（768-824），其表文也不像元结这样古朴。有的使用散体，如《谏佛骨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潮州刺史谢上表》等;有的使用駢体，如《为裴相公让官表》《为韦相公让官表》等。根据《昌黎先生集》，韩愈留存15篇表文。元和九年（814），尚书右丞韦贯之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愈代其写有《为韦相公让官表》。该文属于辞让官职，但是用标准的骈体文写成。开头破题，交代事由，后多用单句对或骈四俪六的隔对来议论或抒情。元和十年（815），韩愈代裴度写了《为裴相公让官表》。开头破题，表达承命惊惶，魂爽飞越，俯仰天地，若无所容的惶恐心情，这是表文第一段的基本格套。接着叙述裴度的经历、性格、才能等，骈散交融，多用隔对;说唐宪宗“具文武之德，有神圣之姿，启中兴之宏图，当太平之昌历”，虽为单句对，但对偶工整;叙述君臣相得，则连用典故。隶事、对偶、藻饰、声律上完全是骈文作法。借典故来说明自己没有四位贤臣之才，不能叨居高位。最后回到战乱现实，希望另择贤臣。全文句式整齐，单句对和隔句对交错使用，语言质朴之中见流丽，议论风发，文意流畅，是一篇较为工整的骈文，与元结的同类表文差异较大。清代李光地评曰：“韩公虽于俳句之文，而辞之质直、气之动荡若此。”[9]669蔡世远评曰：“此篇虽以排偶行文，然镕经铸史，兼三国、六朝之胜，而浑灏流转，直迫西京者也。”[10]两人高度评价了此文，但都承认其为骈文。

二、元结表文的内容新变

元结成长于盛唐，深受盛唐气象的影响，青少年豪放不羁，志存天下，与杜甫、高适、李白一样，堪称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中年流离于安史之乱中，带着家属跨省大逃亡，备尝艰辛。《新唐书》中记载：“会天下乱，沉浮人间。国子司业苏源明见肃宗，问天下士，荐结可用。”[6]170“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亲历安史之乱，近距离感受社会动荡不安和人民流离失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其诗文更加聚焦于政治、吏治和民生等现实问题，紧贴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心声。

乾元二年（759），41岁的元结被苏源明推荐，诏入京师。撰写《时议》三篇，前有表文，上奏唐肃宗。这是他文集中最早的一篇非代写表文。直言不讳地说出皇帝征召草野之士的原因是由于“凶逆未除，盗贼屡起”[6]92，指出当时百姓劳苦，财力、物力不足，国家危急的现实，可见元结表文打破窠臼，敢于直言的特点。两年前的757年，江夏郡太守董某向唐肃宗诉冤，表明心迹，请元结写了《为董江夏自陈表》，该表首先陈述哥舒翰潼关失守，安史叛军势如破竹，长安、洛阳很快相继失守的情势。接着写永王李璘“承制”镇守荆南，即被唐玄宗任命为江淮兵马都督，起到了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董某为了报效国家才接受江夏郡太守的职位。后来，永王因为“寇盗侵逼”，才带兵东下扬州，都是合法合理的。因此，董某接受永王的任职，自然无罪。但后来局势变化，永王被定性为叛乱，董某也险遭不测，最终贬谪流放。在多年贬谪，罪未昭洗之时，他又被超越班秩授官，委以重任，可见唐肃宗对此事曲直也心知肚明。元结在此不仅为董江夏昭雪，也为永王昭雪。邓小军据此提出“所谓永王璘‘叛逆案纯属肃宗制造的冤案”。[11]可见此表对这一冤案的平反，具有重要价值。

元结代作表文的史料价值，还体现在为吕諲所作上。宝应元年（762），元结代作《为吕荆南谢病表》：“今淮西败散，唐、邓危急。在臣病废，岂敢偷安。伏望天恩，即与臣替。”[6]109指出说明了吕諲病情严重，时局危急，担心发生不测。不久，即本年四月，吕諲卒。元结再作《请节度使表》，建议皇帝审择重臣，即日镇抚：“臣窃以荆南是国家安危之地，……陛下若独任武臣，则州县不理;若独任文吏，则戎事多阙。”[6]110对荆南的重要性及选好节度使的紧迫性都直言进谏，建议君王选择文武兼备的能臣来担任此职。可见，元结的表文，多关军政大事，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本年四月，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崩殂。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五月，以元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病逝后的吕諲。本年，元结上《乞免官归养表》。在文中，他谦称自己才不堪任，位过其量;又认为自己才不知人，气量狭小;还说明自己少年愚弱，不愿为吏，书学自业，老于儒家，没想到中年后参预戎事，进入台省，这就超过自己才分，近于祸辱了。为了辞官，元结竟然耿直地说：“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乱官，则贪冒苟进之徒，自臣知耻。”[6]111再加上他有老母需要奉养，元结这次辞官成功，归于武昌樊上。退隐一年左右，763年敕授道州刺史。道州当时被西原蛮屠陷，民生凋敝，破败不堪。因为地方节度使已差官摄刺史，故元结764年五月才到达，正式上任道州刺史。照例有《谢上表》，但内容主要是记叙道州的破败和荒凉，表达自己的治理之道。一般的谢官表皆四段：“一破题，二自述，三颂圣，或先颂圣后自述，四述意。”[4]1271但本表几乎没有颂圣或感恩，而是着重叙述道州经历兵燹后的艰难、悲惨现状，表达自己立即采取的招抚措施，发表对地方官员能力的看法：需要武略、文才、清廉和变通兼备，否则人民非叛则乱。接着，元结还由此及彼，推测当时其他州县衰微和百姓流亡情况，希望谨慎选择刺史，唯才是举，不要拘于资历，依靠贿赂和权贵选人，建议通过一年、二年、三年的绩效考核来判断与赏罚，这样才能有效治理一州，才能保国安民。如果自己治理无效，甘愿撤职。永泰元年（765），不知何故，元结罢道州刺史。766年，再授道州刺史，写下《再谢上表》，主要内容回应第一次担任道州刺史时的上表内容，没有感恩和自勉之类的套话，观点尖锐，语言质朴，襟怀坦荡，这种内容和风格的到任谢表，在唐宋人中很难见到，在中国古代都应独特。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古文谱》曾说：“贺表、谢表、进表，皆用四六。”[4]1271但元结谢表也不用四六体。

大历三年（768），元结以奉养父母和自己多病为由，请求辞让容州，写下《让容州表》，但没有成功，不得不到粤西为官。大历四年（769）四月，元结以亡母旅榇未归葬，有违礼法，再作《再让容州表》。文章首先围绕“苟伤礼法”和“切恶薄俗”展开，强调遵守礼法，母亲没有归葬不能夺情为官的重要性，特别是唐代宗时代加强丧礼的制度建设，允许文官终丧而不夺情，自己本身不是武官，曾经担任尚书省官员，因此母丧而从军，实在有损礼法。接着说明自己治理容州时日不久，政绩、能力并未彰显，是有司过听，误有请留，使得朝廷法禁紊乱。自己实在不敢践履古人可畏之迹，侮辱朝廷委任之命，因此乞求追回恩诏。然后元结追叙之前从道州刺史转授容州刺史时，没有坚定拒绝，是因为道州走向安宁，自己享受数年禄养;容州被洞夷獠、西原蛮攻陷，不宜辞避，安食其禄，蹈危不免，乃人臣之节，故担任容州刺史。在道州时，自己就奉表陈乞，以母老地远，请解职任;皇帝也被自己的诚恳和坚持打动，追其入朝。但没有想到恩敕未到，母亲去世，哀号冤怨，无所迨及。现在，母亲还没有归葬，又诏自己担任容州刺史，确实非常悲伤，因此“特乞圣慈，允臣所请，收臣新授官诰，令臣终丧制[6]158。这一次辞职，唐代宗终于同意，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曰：“大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管使如故。君矢死陈乞者再三，优诏褒许。”[6]168元结获得朝官，长孙全绪接任容州刺史。

与元结的谢表或辞让表相比，独孤及和柳宗元的创新性不及。独孤及与元结基本同时，其《毘陵集》中有表文两卷24篇，其中谢表最多，其次是代作让官表。大历三年（768），独孤及授予濠州刺史。《谢濠州刺史表》开头交代事由及结尾“臣无任喜惧之至”“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之外，正文非常简洁，表达有力，虽然也提及：“今之刺史，古之诸侯。州人安否，系在一吏。臣非其才，无以称旨。”[12]118但没有像元结那样紧密结合现实，喜欢自我剖析和提出建议。柳宗元（773-819）的表文内容和风格也与元结迥异。《河东集》中有表文2卷48题，比韩愈和元结的表文都多。这当然与柳宗元的词臣经历和贬谪经历紧密相关。柳宗元的表文骈体、散体兼备，前期所写贺表、谢表偏于骈体，贬谪永州、柳州后，所写表文多为散体或骈散交融之文。元和十年（815），柳宗元除授柳州刺史，上《谢除柳州刺史表》，

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与一般表文相差不大。韩愈由潮州刺史准例量移为袁州刺史，写下《袁州刺史谢上表》。开头介绍量移经过，中间叙述本职工作，最后表达感恩戴德之情。没有多少肺腑之言和民生疾苦的深切体会，只是贬低自我，感激皇恩，惭愧无以为报，重在应酬交际，不像元结将程式化、格套化的表文写成情真意切，忧心如焚，且多紧密结合现实，直言进谏。

表文既是直陈帝王之制，往往就是历代文人的精心之作。清代孙梅认为表文：“质而无华，不免周勃之木强;文而失实，是犹舍人之俳词，诚荣辱之枢机，从违所倚伏。”[5]205强调表文内容与风格的重要性。与独孤及、韩愈、柳宗元的表文上表相比，特别是贬谪南方的韩柳相比，元结表文的内容更真率，个性更突出，语言更简洁，风格更古朴;同时，辞官的态度也最坚决。通过元结的表文，我们可以看出其性格的孤傲和狂狷。

三、元结表文创新的主要原因

文学创作和批评聚焦于政治与道德，是其表文在文体与内容上创新的主要原因。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文学上多表现出政治母题的倾向，元结也不例外。所谓“政治母题”，就是文学以社会治理和礼乐教化等为中心，以吏治、民风和民生等主要内容，反对文学追求形式美和艺术美，重道轻文，扬道抑文。如柳冕、独孤及、萧颖士、李华多否定屈、宋以来的发愤抒情、六朝隋唐追求声色、感物言情的传统，批评其丧失雅正、有损风教，缺乏教化比兴，将淫丽形似之文定为亡国之音。“概而言之，传统文学中的政治母题包括三个方面：以仁德为基准的内在修养，以感物言志为媒介的社会良心，以讽谏为目的的政治功用。”[13]48这种政治母题性特征，在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主张文章复古，摹拟先秦西汉古文，希望有助人主视听，以名教为己任，目的是复兴儒学。他们多把古文作为政教的工具，忽视了古文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元结认为“风雅不兴，几及千岁”，因而追复淳古，甚至主张超越五帝，回到更早的“太古”。这比萧、李等人更加保守，自然不能像韩愈一样接受两汉散文。因此，萧颖士、李华、韩愈、柳宗元等虽倡导“古文”，但写创作讲究骈四俪六的骈体文。元结不同，其散文中基本没有工整的四六隔对，即使最讲究骈俪的谢表，也难觅其踪。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虽然在为文要求上有差异，但都有圣贤理想和反抗世俗的精神。“萧颖士、元德秀、元结等人想做圣贤的志向，反抗世俗的斗争精神，愤激的性格，追求奇特的审美趣味，以及互相激励、收授门人的做法，都对中唐后期的韩孟诗派产生了直接影响。”[14]38比较而言，元结文学的政治色彩更浓。他聚焦现实而不仅是关注，忧心民生而不仅是关心，愤世嫉俗而又善于反省自我，特别具有自知之明和浩然正气，多次在诗文中反思自我性格和才能禀赋，是一位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洞察秋毫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这使得他除了开头和结尾遵守庙堂之文的基本格式外，表文较少空话和套话。聚焦现实、忧心民生和表达忠孝是其主要内容，语言质朴、抒情真挚和风格古朴是其突出艺术特征。

元结的文学批评也呈现强烈的政治化和理想化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为自己诗文所作的序中，如《补乐歌十首序》《二风诗序》等。此外，他编选了古体诗歌选本《箧中集》，所写序言也堪为代表。“救时劝俗”是元结文学政治化的自我宣言，《文编序》最能代表其醒世、劝世和救世想法。大历二年（767），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编《文编》及作序。他利用在道州五年“地偏事简”的时间，将近作与之前作品合编为《文编》，共收文10卷，203首。天宝十二载（753），元结进士及第，曾作《文编》纳于有司。当时年少的他“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6]154希望通过文章来警戒、规劝上位者或者以文章优游林泉，安时处顺。754年，元结在策对中获得上第。没想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经历丧乱，只求家人平安，只能消极避世。后来被人推荐，获得帝王召见和赏识，遂投身军旅，走上仕途。但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什么内容，他写文章都是为了“救时劝俗”，“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6]155。文学的政治化，使得元结产生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补乐歌》《二风诗》等就是代表。元结认为太古之乐声与乐歌辞，均已亡佚，故写出十篇十九章，命曰《补乐歌》。他补写了自伏羲氏至有殷氏时期的乐歌，可见元结将文學和社会理想寄托在上古，在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身上。《二风诗论》作于天宝六载（747），直接发出了他的以诗言政的心声。元结借用赋体主客问答的形式，说出写《二风诗》目的是“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

元结对社会上道德伪薄和文风“浮艳”“烦杂”不满，因此呼吁诗文要以讽谏为手段，为帝王治理服务。天宝九载至十二载间，元结写下《时化》，直言不讳地评价当时社会的变化：“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6]71-72元结作《订古》，目的是订正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即恢复上古失之，中古乱之，近士则有穷极凶恶的五常之道。在这样的乱象面前，元结要当一个洁身自好的斗士，坚守自我人格和尊严，捍卫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世风民风。

元结虽然渴望兼济天下，澄清海内，但绝不阿谀奉承、奴颜婢膝，而是孤介自守，不卑不亢，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和治理州郡及军事才能。《与韦尚书书》是759年他应召赴京，干谒礼部尚书兼东都留守韦陟时所写。韦陟问辞赋而不及经术，又不以礼待人，故元结不以为然，直接表达不满：“结所以年四十，足不入于公卿之门，身不齿于利禄之士，岂望荣显？盖惧污辱。”[6]91元结还具有自觉的反省意识，其表文中就对自己的性格和能力等作了深刻反思，又写《自箴》表明自己的操守：“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6]81愤世嫉俗又善于反思，性情耿介又忧道悯世，无论仕隐，都不忘现实。

然而，元结不像同时的房琯，只会纸上谈兵，而是具有经世致用的军事和吏治才能。乾元二年（759），唐肃宗征召元结。元上《时议》三篇，被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次年，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新唐书》本传记载：“结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以讨贼功，迁监察御史里行。”[6]172同年五月，又授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他能招募士兵，打败敌人，安葬战死之人;谏阻唐肃宗亲征，自己驻守泌阳，保全十五座城池;又出谋划策，辅佐吕諲、来瑱平叛。加上后来担任道州刺史、容州刺史时，招抚流亡，关心民瘼，减免赋税及平定南蛮叛乱等，都说明了元结具有突出的军事与吏治才能，是一位文武兼备，才能突出的人才，堪称古代循吏。可见，元结不仅能像“帝王师”那样坐而论道，同时还能有效地经世致用。可惜，因为时代和性格等原因，元结在仕途中遭到打击，没有更好地发挥其突出才能。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指出元结“见憎于第五琦、元载，故其将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达，母老不得尽其养，母丧不得终其哀。”[6]172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和历史的悲剧。四库馆臣对其为人和文学特征进行了独到归纳：“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士矣。”[15]1283这些评价，今天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总之，元结是盛中唐之际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士，道德优先成为他评人论事的主要标准。元结是一位有特色的诗文作家，但绝不是取得一流文学成就的唐代文学家。他的诗文追复纯古，聚焦伦理道德、世风士风、政教民俗等，偏重议论说理，更像“子书”而不是文集，更像是政论而不是抒情性的诗文，因此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整体上较为欠缺。但其表文，放在同时和中国古代表文发展史上，确实具有独到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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