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东汉光武帝时，洛阳令董宣将皇帝姐姐滥杀无辜的奴仆处死了，公主不依不饶。光武帝无奈，命人按着董宣的项部，向公主磕头道歉。结果董宣宁直不曲，死也不肯低下他的头，被光武帝赐了个强项令的美称。

清末也有这样一名强项令，他不仅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而且对大部分国人都惧怕的洋人，依然耿直如初，驳其骄横和无理。

巧平“大人”称谓纠纷

附贡出身的徐赓陛曾在多地任县令，尤其是光绪七年（1881年）他担任广州属下的南海县令后，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多了，相应的涉外纠纷也多了起来。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门洞开。当时驻广州的外国领事馆很多，来到中国的洋大人们在羊城里跋扈至极。一班吃洋饭的无赖汉向洋人讨好卖乖，撺掇播弄，洋人们竟然也想使用“大人”这个词，来体验中国官员官威。徐赓陛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法国领事。

最初，徐赓陛向法國驻广州领事发函，抬头称之为“贵领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辞令。可是那名法国领事却在复函中提出了无理要求：本领事职位等于贵国司道，贵国县令称司道曰大人，则阁下致函本领事，亦应称大人云云。

徐赓陛看到法国领事如此轻蔑的行径，立即致函予以反驳：“敝国县令之称司道为大人者，以其为司道也;贵领事职位等于敝国司道，而究非敝国司道。且‘大人二字，亦何足为荣？敝国有一种书画家，无论为舆台仆隶作书画，皆称之曰仁兄大人。贵领事如必则以大人相称，则我即以此大人二字称贵领事，恐贵领事转滋不悦也。”徐赓陛的回复驳得法国领事哑口无言，他不高兴徐赓陛平起平坐地称他为贵领事，除退还公文外，还向徐赓陛的顶头上司广东巡抚裕宽告了他一状。

裕宽是个怕事尤其怕洋人的官僚，他立即通知徐赓陛前来抚衙，暗示他在公文上就是称称他为领事大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千万不要惹洋人的洋脾气。徐赓陛接受完巡抚的训斥回县后，越想越不甘心，便再次亲拟一函给了那位法国领事。

大意是：之前乃公事交接，我本来想用“贵领事”的尊称以示隆重，没想到您非要用“大人”这种我国无职之人都可以用的名头。那么公私分明，公事照会，我依旧称您“贵领事”，私事书函我叫您“大人”，随您开心就好，毕竟我国谁都可以被称为“大人”。

徐赓陛的这次函信措辞不卑不亢，还很好地幽了法领事一默，大概他更无言可驳了，此后再无声息。

按程序办事没有例外

清末有一些在领事馆等洋机关做事的中国人，往往会利用洋主子势力自命高人一等，藐视本国官府，欺凌本国同胞。再加上那些颟顸的官僚，怕洋人又巴结洋人，遇到洋人交涉便唯恐影响禄位高升，诚惶诚恐地敷衍着。至于有无侵害国家权力或玷辱国体，便不遑顾及了。徐赓陛却不是这样一类的官儿。

广州沙面的荷兰领事馆，有个职员叫李凤岗，在洋机关做事久了，攒了一些钱，和人合伙在大新街开了一间玉器铺，招牌为“白宝源”。有一次，白宝源盘货的时候，李凤岗来到店中，发现有一批货件和现金，是店中伙计任阿森经手的，似有吞没偷窃的嫌疑，便将其开除，并责令赔偿。任阿森自知理短，也俯首认赔，但一个被开除的伙计失业后，有心无力，自然没有履行诺言。任阿森悔约，李凤岗不去县衙起诉，反借洋势力来施压官府，代他索偿。

当时，荷兰驻广州的领事叫布士兜，听了属下李凤岗的话，便写了一封信，附了李凤岗的禀帖，送到南海县衙，要求票拘任阿森及其担保人到案，追还银货。李凤岗以为官怕洋人，有这么一纸洋文公事，哪有办不成的事！不料徐县令却不吃这一套。

徐赓陛接到布士兜的信后，不但没有照此办理，反而亲自提笔作复，有理有据地予以驳回：中国定制，官员逢三、八日当堂放告，人民亲身呈递状词，违者不予受理。李凤岗与任阿森，均系中国人民，如果任阿森实有盗窃李凤岗货银情事，亦系地方寻常失窃之案，并非中外交涉案件，何以贵领事官专函代递？

这封复函，同样是写得词严义正，不亢不卑，得体之极。既杜绝了外国人干涉内政的妄举，又给那借洋势力狐假虎威者以无情的打击。徐赓陛在广东南海做了十几年的知县，任上做了许多令人称快的事，其对洋人的强项令举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选自《廉政瞭望》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