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汤 毅

一、引 言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根据传统贸易理论 Heckser-Ohlin模型的预测(Stolper-Samuelson定理)，国际贸易会提高一国或地区相对丰裕要素的相对价格而降低其相对稀缺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相对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降低相对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国际贸易理应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而降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但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方面加速融入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步加大，贸易规模从改革开放初的几百亿美元迅速增长到近年来的超过 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以及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出现了明显不均衡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是世界上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 0.3以下，而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稳步上升，在 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0.491，而后一直保持在 0.4以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成为全球收入差距较为严重的国家。

这种现实与传统贸易理论相违背的现象，促使学者们纷纷对此展开了研究。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由长期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与调整期，若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可能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对公平公正的质疑，激发社会矛盾。并且，国民经济中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过来也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影响社会福利提升。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

工资不平等作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学术界的诸多文献表明，工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相同行业内的企业之间，或者企业内部，而非不同行业之间。Davis等(1991)、Faggio等(2010)分别通过美国制造业和英国服务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相同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构成了整体工资不平等的绝大部分。Lee(2017)通过韩国制造业部门 1980—2012年的数据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更精确地，Barth等(2011)发现 1997—2002年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 70%来自企业之间，而 Helpman等(2017)研究发现1986—1998年间巴西的工资不平等大约有2/3来源于行业内部，而这其中的大部分来源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

对于贸易与工资不平等，Goldberg和 Pavnick(2007)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均会扩大工资不平等①陈勇兵等(2016)基于异质性企业的框架，对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介绍。。Helpman等(2010)构建理论模型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存在倒U型关系，即贸易自由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工资不平等，而超过一定程度之后，贸易自由化又会减小行业内工资不平等。Grossman和Helpman(2018)将企业与工人的异质性同时加入到一个内生创新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贸易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贸易会扩大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戴枫(2005)采用 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Xu和 Li(2008)将中国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归因于对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他们使用 1998—2000年间的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对外贸易和 FDI这两种因素对中国工资差距的影响，发现出口贸易显著扩大了工资不平等。Chen等(2011)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间工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张世伟和吕世斌(2013)建立了一个贴近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理论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效应会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大，而价格效应却会导致工资不平等减小。李清如等(2014)使用中国制造业数据，也发现贸易自由化可以减小行业内的工资差距，但他们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偏差。张杰和陈志远(2015)采用 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出口与工资不平等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发现出口密集度的增加显著减小了工资不平等，当然，他们的研究只用了截面数据，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张先锋(2015)等基于消费异质性的视角，同样发现了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制造业的技能溢价。单希彦(2018)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出发，发现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对我国制造业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文章并没有考虑最终品贸易的情况。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和创新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已往的文献从贸易的角度研究工资不平等，更多的是考虑贸易开放(包括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但贸易开放属于总量概念，无法准确度量各个行业所受贸易自由化过程的影响，而本文通过研究最终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考察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企业之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二是，前人的研究文献忽视了技术进步在贸易影响工资不平等中的作用，但众所周知，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在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Berman等(1988)、Autor等(2008)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偏向技能型技术进步能解释很大程度上的工资不平等)，本文将技术进步也纳入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 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考察贸易自由化与技术进步对行业内企业之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在控制了行业的出口开放度、行业的国企垄断程度、行业的私有化程度以及外资开放度等多种因素之后，研究发现，不论是以最终品关税还是以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都显著减小了我国制造业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而偏向型技术进步显著加大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在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与替代性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之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稳健。

二、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1.关税数据

本文用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税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整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我们首先从WITS数据库中选取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Rev.3)四位码行业相应年份的数据，而后再依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匹配到CIC四位码行业，最后再加总到两位码行业。

前面得到了最终品关税数据，本文依照 Amiti 和 Konings(2007)等文献的做法，依照公式(1)来计算中间投入品关税：

上式中，i nputtariffit代表行业i在t年的中间品关税，o utputtariffjt代表行业 j在t年的最终品关税。权重θij代表行业i的用于行业j生产的中间投入，数据来源于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

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本文采用的企业层面的数据选自于国家统计局构建的 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虽然工企数据库更新到了 2013年，但由于 2008—2013年缺失本文所需的相关指标(包括增加值、中间投入、劳动成本等重要信息)，本文采用现有文献通用做法，仅使用1998—2007年的样本数据。。由于工企数据面临诸种问题(聂辉华等，2012)，本文主要根据 Brandt等(2012)的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匹配，并按照谢千里等(2008)的方法，剔除了财务指标缺失或为零、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为负、就业人数少于8的样本，以及非制造业行业的样本。同时本文也剔除了西藏的样本②一方面，西藏的制造业样本太少；另一方面，在进行价格指数平减时，会发现西藏并没有给出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本文采用现有文献的通用做法，产出以工业增加值衡量，劳动投入以就业人数衡量，资本投入以固定资产净值衡量。企业层面的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出以及中间投入品数据使用以 1998年为基期的各省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资本投入使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本文的投资数据依照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即：

关于折旧率δ的选取，现有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数值，本文通过折中的方法，采取10%的折旧率来计算③对本文的研究来说，不同的折旧率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果。。

（二）计量模型

本文参照李清如等(2014)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i代表制造业两位码行业，t代表年份。iqit代表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本文借鉴现有文献通常的做法，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还有一种通用的做法，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本文用以作为稳健性检验)，定义如下：

其中，nit表示行业中企业数目，f代表行业内企业工资由低到高的顺序，wfit表示企业平均工资。同理，可以定义行业内企业工资的变异系数：

tariffit表示两位码行业的最终品关税或中间投入品关税，用以衡量行业的贸易自由化水平，一般说来，关税降低，代表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后文我们同样采用了行业的出口密集度 exintit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本文的识别策略中，隐含的假定是关税外生，这里我们采用 Brandt等(2017)的做法，他们发现中国制造业部门不同行业的关税趋于一致地下降，从而假定关税外生。通常来讲，中国的关税减免是由加入 WTO的协议决定，这在加入 WTO之前的较早时期就已确定，而且对于单个企业或单个行业，贸易体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外生的。lntfpit代表技术进步，以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本文先通过OP方法(Olley和Pakes，1996)①OP方法为半参数方法，即将函数形式的估计与非参数估计结合起来，用以解决生产率估计中出现的联立性偏差与选择性偏差。来测算单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加总到行业层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度量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指标，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替代偏向型技术进步。Xit代表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行业内出口企业的比重expit，用以度量行业的出口导向程度。H MTit和foreignit分别表示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用以度量行业的外资开放度。δi表示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捕捉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η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剔除时间趋势对估计结果的影响。εit为误差项。

根据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理论，贸易自由化会优化行业内的资源配置，即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使得行业内企业的生存门槛提高，高效率的企业继续留在市场，而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全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得以提升。我们知道，劳动者工资水平直接取决于其生产率，换言之，高生产率企业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低生产率企业支付较低的工资，贸易自由化促使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即支付更高工资的高效率企业继续存活于市场，而支付更低工资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贸易自由化减小了行业内的工资差距。因此，我们预期模型(3)中系数β1小于0。

学术界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即技术进步会增加技能劳动力要素的相对需求，提高技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从而会相对提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而降低非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导致工资不平等的产生。于是，在考察国际贸易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时，需要控制住行业的偏向型技术进步，否则会产生遗漏变量偏差。我们预期计量模型(3)中系数β2大于0，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本身会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企业，从而提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相对降低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一般来说，技能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非技能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因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对计量模型(3)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我们先对本文实证所需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如表1，其中各种变量的定义参见前文。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同样，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各个行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关税度量)与基尼系数的相关关系，如图1与图2。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不论是最终品关税还是中间品关税，都与基尼系数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贸易自由化与工资不平等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然，相关关系并不能代表因果关系，接下来，我们就用严格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贸易自由化与行业内工资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

图1 最终品关税与基尼系数的散点图

图2 中间品关税与基尼系数的散点图

（二）回归结果

1.普通最小二乘法

我们首先对模型(3)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第(1)列是用最终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用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的估计结果，第(3)列同时采用了最终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表中各列同时控制了技术进步、出口导向程度、港澳台资开放度以及外资开放度。通过第(1)列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最终品关税与基尼系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当最终品关税降低，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之后，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显著减小。通过第(2)列可以看出，以中间投入品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贸易自由化也显著减小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在同时加入最终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之后(第(3)列)，最终品关税依然显著为正，但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得不显著，并且符号出现了反向，这是因为最终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之间呈现明显的共线性，通过数据分析可知，两者的相关度高达90%以上。

从表2中第三行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前面的系数在各列中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会显著加大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技术进步一般表现为偏向技能劳动力，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的通用做法，直接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这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由于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提高行业内技能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而相应地降低行业内非技能密集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故其扩大了行业内的工资差距。

表2 贸易自由化与基尼系数：OLS的回归结果

表中第四行出口导向程度 exp在各列中都显著为负，这说明行业中出口企业的比重越大，出口导向程度越高，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越低，这也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即出口会显著减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各行中，我们可以发现，行业中港澳台资与外资企业比重越高，行业的工资不平等相对越大，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由于表2只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而OLS的前提假设条件过于严格，既没有控制时间趋势变量，又没有控制每个行业的不随时间可变的遗漏变量，存在很强的内生性，即遗漏变量偏差。所以，本文接下来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来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

2.固定效应模型

表3给出了使用固定效应对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中各列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第一行与第二行前面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不论是以最终品关税还是以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在控制了其他各种变量之后，贸易自由化都显著减小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这与OLS的估计结果一致。具体地，当最终品关税降低 1%，或者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 1%，行业的工资不平等会相应地减小 0.2%、0.3%。在第三列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同时控制了最终品关税与中间投入品关税，两者前面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表3中第三行技术进步前面的系数在各列中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显著加大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这与现有理论保持了一致，同时也佐证了我们的观点，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时，遗漏技术进步变量会产生严重的估计偏误。同样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出口导向程度会显著减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行业中港澳台资企业比重越高，行业的工资不平等程度越高，而行业中外资企业比重越高，行业的工资不平等程度越低。

表3 贸易自由化与基尼系数：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总结出，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制造业行业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得以缓解，这说明我国多年来的贸易开放，确实带来了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同时，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恶化行业的工资不平等，这说明我国需要继续加大对劳动者教育培训的力度，努力提高行业中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这也会间接地降低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改善国民的收入分配状况。

（三）机制验证

前文我们从行业层面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技术进步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减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而技术进步却显著加大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接下来，我们从企业层面来考察贸易自由化与技术进步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表4给出了使用企业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区别于前文，表4中的因变量改成了企业的平均工资(即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贸易自由化的关税与度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解释变量。在表4Panel A中，我们使用最终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而在Panel B中，我们使用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

表4 分位数回归结果

本文在回归中考虑了对数工资的10分位至90分位，回归结果如表4。我们发现，在Panel A和Panel B中，关税前面的各分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在前面六个分位数中，关税前面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而在后面三个分位数中，关税前面的估计系数转为正数，这说明，贸易自由化会显著提高低工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而降低高工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我们通过关税各分位数系数相等的 F检验，发现各分位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工资水平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均等的，而且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提高低工资企业的工资而降低高工资企业的工资来减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

在表4的Panel A和Panel B中，全要素生产率前面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增加，估计系数越来越大。同样地，F检验发现各分位数的估计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技术进步对不同工资水平的企业的影响不一致，具体地，技术进步会提高企业的平均工资，并且相比于低工资企业，技术进步会更有利于高工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因此，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内的工资差距。

四、稳健性检验

在本小节中，我们采用各种稳健性检验对本文的基本结论进行检验。具体地，我们首先采用变异系数来替代前文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工资不平等；然后，我们采用行业的出口密集度替代前文的关税指标，用以衡量行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①在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同样通过分位数回归进行了机制验证，回归结果同表4类似，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需要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

（一）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

表5为采用行业的变异系数来衡量行业的工资不平等，并对模型(3)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类似，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不予报告，需要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与前文类似，通过对比表3与表5，不论是以最终品关税还是以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都显著减小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只是估计系数相对有所增大。具体地，当最终品关税降低 1%或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1%，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会相应地降低2.8%、2.5%。而且，技术进步仍然显著加大了行业的工资不平等，出口导向程度显著减小了行业的工资不平等。通过表5可以看出，采用不同指标来衡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表5 贸易自由化与变异系数：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二）以出口密集度来衡量贸易自由化

接下来，我们采用出口密集度来替代关税指标衡量贸易自由化，并对模型(3)进行估计。其中，企业层面的出口密集度以企业的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之比来衡量，行业层面的出口密集度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我们使用企业的销售额作为权重①我们同时采用就业人数作为权重来计算行业层面的出口密集度，估计结果仍然一致。。表6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其中奇数列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偶数列采用变异系数来衡量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第(1)列与第(2)列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而第(3)列与第(4)列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从表中可以发现，不论是采用基尼系数还是变异系数，出口密集度都会显著减小行业的工资不平等。从表6中也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技术进步会显著地加大行业的工资不平等。其他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类似。表6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基本结论仍然保持一致。

表6 出口密集度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续表6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深入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我国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贸易自由化程度显著提高。数据显示，我国关税总水平从1992年的接近40%下降到2010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率已降到了 8.9%。国际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我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同时，区别于以往文献，我们考察了技术进步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作用。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应变量之后，不论是以最终品关税还是以中间投入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都显著减小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在已解决了联立性偏差与选择性偏差的 O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技术进步之后，我们发现，技术进步显著地加大了行业内的工资不平等，作用效果刚好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反，这正说明了现有关于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献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的部分原因。在采用替代指标与不同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应当继续加大贸易开放力度，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要更深度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合理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改善收入分配体系，推动社会公平公正有效地前进。第二，在当前我国强调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注重研发的投入，优化市场的激励机制与竞争环境，从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整个国家的创新水平。第三，目前，我国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产业转型，政府和企业需要更注重对劳动者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逐步使我国的对外加工贸易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