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缤叶

摘要：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名剧《朱丽小姐》一直是作为世界经典戏剧文本的典范，长久以来围绕让和朱莉之间的讨论和疑问就像哈姆雷特到底有没有疯一样从未消停：在这对充满了比较的男女之间，究竟是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是让诱惑了莽撞而单纯的朱莉，还是朱莉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斯特林堡本人的反女性主义倾向使得朱莉在文本中就呈现出一种断裂而复杂的状态，因此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一次对《朱莉小姐》的重新排演都会形成独特的样貌。无论是德国邵宾纳剧院的《朱莉小姐》还是在北京戏剧圈里的《朱莉小姐》。都用其用完美的形式语言支撑起解构后的故事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自圆其说，每一种呈现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

关键词：本土化;人物塑造;中国元素;反思

一、关于《朱莉小姐》

对于欧洲观众来说，《朱莉小姐》这样的经典文本就像是我们的《阿Q正传》一样家喻户晓，这是自然主义悲剧中的典型之作，故事通过细节描写和场景的刻画，批判了贵族的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该剧自首演那天起在圈内就一直被看作小型室内剧的典范，曾4次被拍成电影。对于国内的大多数年轻观众来说，哪怕没有通读过文本，也至少了解故事的大概脉络。所以中国版《朱莉小姐》编剧则把视线投向了更直观而明晰的环节：西洋剧的本土化。尽管不同风格不同的展现方式使之每一次的演出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限量版”，但是演出本身无一例外，所带给观众的震撼感都是一样的巨大。[1]

二、西洋元素本土化

从本质上说该剧本是货真价实的西洋剧，而如何更好的让国内的观众去接受，导演编剧都花了很大的心血。最典型的直觀感受就是浓厚的中国元素，比如舞美中暧昧的桃红色取代了传统戏曲中大红的色调，尽管总体上仍旧维持了一桌二椅的传统模式。音乐创作者左奇伟先生也成功地将北欧音乐的元素融合进了中式曲调之中，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陌生感。数段舞蹈颇有新意，比如展现项强（原剧中仆人，让）和朱丽情欲的狮子舞就明显看出现代舞的痕迹。扮演村民演员所佩戴的大头娃娃头饰既承接了传统文化元宵节中的文化传统，又让人某种程度想起诸如岳敏君这样当代艺术家画作中的“大笑人”的形象。原著中的仲夏节是瑞典的传统节日，而在这里故事时间被改成了元宵节。同样原著的跳舞情节被换成十分有中国味道的舞狮，买爵位被换成捐官，打造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的场景。除此之外，西洋元素的本土化还体现在剧中出现的人物名字，朱丽，项强，桂思娣，真是“土”味十足。诚如导演王绍军先生所言，剧目实现了“西洋剧目本土化，传统艺术现代化”。豫剧版《朱丽小姐》最大贡献还在于对戏曲程式的运用和编创，朱莉跳了一段表现思春的舞蹈，项强自以为是的穿靴舞以及惊慌失措时的脱靴舞，这里的“穿”与“脱“都借用老生、花脸、丑行等多出戏里的功夫，靴子在这里是重要的权利符号。表演技巧合理并精彩地描绘出项强的心理和行为，这是一个话剧演员的身体无法企及的而只有戏曲化身体所能够达到的技艺美的高度，同时也具有相当浓缩的思想内涵。[2]

为了突出河南豫剧乡土而活泼的一面，剧中的唱词对白都改编得十分通俗。当观众们听到桂思娣怒骂项强“你个鳖孙……”时发出哄笑，这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们。如今很多年轻的观众因无法听懂戏曲的唱词而最终选择了远离，这也是年轻观众大面积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曲高和寡的状态也使得很多原先是民间姿态的戏曲艺术成为了所谓“高雅”艺术。在这点上，将唱词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也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挽留年轻观众，给大家带来戏曲不一样的戏曲感受。该剧以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形式，将斯特林堡经典剧作本土化、戏曲化，完整的讲述了一个源自西方的中国故事。让外国戏剧和中国戏剧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汇点。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西方戏剧以改编的形式登上中国舞台，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即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跨越。如何对国外戏剧进行中国化的解读和诠释，成了历代中国戏剧艺术家面临的难题。因此此次改编原著，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其意义体现为：中外观众能专注于不同文化艺术特点下具体的呈现方式，感受跨文化视域下不同民族给予剧作的新特色，从而引起审美的愉悦和哲理的思索。

三、新颖的人物塑造

斯特林堡的独幕剧《朱莉小姐》有诸多不同的版本，各国的话剧、电影有很多。如新锐导演重新解构的《朱莉小姐》、2014年邀请英国凯蒂·米歇尔导演的德国邵宾纳剧院版本——从女仆克里斯汀视角所见的朱丽小姐，都是先声夺人的多媒体剧场作品。但无论是剧情的展开还是对剧本形式的重新构建，其可行性和有效性都离不开剧本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设置—人物塑造。而此版改编后的《朱莉小姐》又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它的实验性的呢？原著中斯特林堡设置的女仆是一个配角，而且是一个“日常人物”。他说：“这些配角之所以显得抽象是因为日常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抽象”，而在豫剧版中没有让桂思娣睡觉的场景，而是在门外不断偷听跺脚。当朱莉要和仆人私奔的时候，桂思娣以生命相威胁并施以警告，而不是原作中无动于衷地对待朱丽的求救，在豫剧《朱莉小姐》中让桂思娣直接参与到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并愤怒的表达出情感，这让舞台上多了一个生动的鲜明人物。[3]其次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如何让观众从演员的表演、对白中以“中国思维”去理解这个故事显得很重要。该剧作为一个实验版豫剧，其创作团队汇集了多位国内戏曲行业的领军人物。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孙惠柱编剧，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担任导演。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教授，国家一级作曲家左奇伟担任作曲。舞美则由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教授边文彤担纲。这也是促成这个剧成功的重要因素，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演出中扮演朱莉小姐的的主角-王玉凤。 首先从表演上来说，她的尺度应该是比较大。这种西方的小姐和中国古代的大家小姐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的大家闺秀肯定是比较传统的，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唱词也有一些很开放的话语，但大都以含蓄为美。但在《朱丽小姐》这部戏上，设计了一些贴身舞情节，这些在传统戏曲中很少会在一个大家小姐身上展现，所以也给观众带来了一些新鲜感。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式，结合河南豫剧充满乡土气息的道白与声腔，鲜活的描绘出西方戏剧大师笔下人物的复杂心声，让这样的西洋剧也能如此走进我们的生活。

四、互為镜像，引起反思

豫剧《朱莉小姐》导演王绍军先生言，剧目在“西洋剧目本土化，传统艺术现代化”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上文中提到的分别在节日、舞蹈和社会场景都做了大幅度的变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量“现代化”时却不禁要思索再三。

《朱莉小姐》是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创作于1888年的剧作，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戏剧经典。但是因其多义性和模糊性，可以说是“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朱莉”。世界各地的导演们都在试图发掘文本的不同解读可能，探索这样一出经典剧目如何与当今发生联系。对于一个豫剧爱好者来说，这部戏可谓新意十足;但是对于一个戏剧爱好者来说，这部戏可谓陈词滥调。这并不在于故事所设置的时代等等，而是创作者没有深入探索剧目和当今时代、现代中国的内在连接，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问题。甚至连原作中提出的问题都规避了。因此哪怕采用豫剧的形式，对于观众来说，这也不过是一出套上豫剧外皮的无聊电视连续剧而已。

同样为了进行所谓的“本土化”又为了突出河南豫剧的乡土活泼的特色，剧中的唱词都已被改到通俗的程度。虽说很大程度上能吸引一部分年轻的观众群体，但难免让老戏迷们措手不及。我们能评论这种创新性的实验剧不好吗？但当我们完全抛开内在“本土化”的时候，这种外在的“本土化”反而显得刻意而生硬，变得徒劳。在这点上，将唱词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也许能够将一部分观众拉回剧场。但这更多是一种“通俗化”，而远非创作者提出的“实验”概念。

中国的戏曲文化是讲究程式化的、意象化的，这是在所有的传统中国戏曲中共享的特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艺术在表达方式上也有了些许的改变，从更深层次上说，好多的传统中国戏曲开始趋向中国文化通用的象征体系。比如松柏化作铮铮铁骨的象征。一系列的动物、植物都可以代表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出现在诗词歌赋戏曲中。斯特林堡原剧中用鸟笼中的金丝雀来象征朱莉小姐，而在中国版的《朱莉小姐》中竟原封不动的照搬了这样的比喻，难免让人有点失望。其次在朱丽和项强调情一场更为明显，朱丽的腿盘在项强身后，二人所成之图像更是西方流行文化的经典剪影——好莱坞种种英雄美女都在此列。因此可以说，该戏在深层次的象征系统中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本土”。当然，由于时代的发展，西方的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也导致其千疮百孔。我们有时甚至无法辨别哪些是东方的、哪些是西方的。但是要做一台实验性的豫剧，我们还是应该把握好机会从深层次的挖掘传统的象征特征，让每个人物不是强硬挤出来的悲剧情调，而是从悲剧底色中释放出的令人动容的心酸。[4]

参考文献：

[1]李伟.剧评的境界[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

[2]王菲.<朱莉小姐>：艺术与技术之争[J].北京：娱乐信报，2014（5）.

[3]耿黎明.《朱莉小姐》中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发展与变化[J].商情，2016（41）.

[4]孙惠柱.用戏曲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J].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