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德恒

柯文辉先生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7 月版，本文下引此书，皆据此本，为清眉目，只注页码）初版于2006 年4 月，重印于2008 年7 月，这是一部并非广为人知而实际思想价值、文学价值俱高的著作！全书凡十三章，共计五十八万字，对太史公司马迁的生平尤其是《史记》的创生历程进行了沉郁顿挫、曲折跌宕的史诗般描述，揭示并展现了皇权与史权的激烈冲突与斗争！本文不拟对此书的各章情节进行细致缕述，而是“沿波讨源”，对该书的故事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语言中富含的诗性精神、微言大义略做申述，冀以抉示作者的苦心，并为读者阅读此书提供参考。另外，本文还将在最后部分指出该书中存在的文字、内容疏误，以备修订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情节设置与形象塑造

笔者认为柯著《司马迁》在总体情节设置上始终贯穿着皇权与史权激烈斗争这一主线。皇权一方的代表人物当然是汉武帝，也还包括其爪牙杜周等人，他们在进行、维护其专制统治时，甚多丑行难以见天日，更不敢示之后人，于是竭力对其进行掩盖，以维护自身正大光明之形象。质言之，皇权一方表面冠冕堂皇，地位崇高，而心地却极为阴暗，见不得人。史权一方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司马迁，也还包括其父司马谈以及书中涉及的游侠太公、韩仲子、任安、郭穰等人，他们是坚持正义、遭受打压的一群人，他们的行为真正有益于国家人民，他们希望信史流传以昭示后代，他们的结局多很悲惨。质言之，史权一方艰辛备尝，较之皇权一方，地位低卑，但是心底无私，正义光明。这两种势力或明或暗的激烈斗争，纵贯全书，所有情节皆围绕此展开。

柯著《司马迁》全书凡十三章，五十八万字，尽管全书并非联章而下（参下文），但是十三个篇章宛如十三幅连贯紧密的画卷，气势磅礴、起伏跌宕地展呈在读者眼前。而皇权与史权的冲突与激烈斗争，则是这十三幅画卷的灵魂。

柯著《司马迁》十三章中，主体故事构架真实且与司马迁密切相关的是第四章《历险》（述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史有明文）、第五章《廷辩》（述李陵案过程，以及司马迁入狱经过，此为太史公人生之转捩）、第六章《宫刑》（事件真实，情节虚构）、第十一章《壮歌》（述戾太子事，并及任安之死，任安与司马迁交游）、第十三章《余响》（述司马迁死后之事，其中关于杨敞、杨恽者皆有史料依据），以上五章内容多有史料为依托，它们实际构成该书的坚硬骨骼。然而光有以上五章内容是难以连贯成书的，其余各章的内容便多有艺术的虚构，但是作者的虚构无疑是有所思而为之。众所周知，为历史人物司马迁作传，首先面临的便是传主生平资料寡少的问题。诚如何西来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由于有关司马迁本人的资料有限，除了《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汉书·司马迁传》，就是星散在《史记》中的那些‘太史公曰’一类的论赞了，当然，还有他在选择史料、叙述事件、评价人物中流露出的观念和识断。”（序二第5 页）在此情况下，倘若一味虚构，作为小说体裁，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必然离传主司马迁之精神较远，难以为太史公传神写照。作者显然有感于此，有思于此，于是选择以《史记》中相关内容榫接太史公生平事迹的方法撰写成文，同时将《史记》中体现的司马迁之思想、精神融注小说中，这样做，虽然在具体情节设置中仍难免虚构，但是这种虚构符合艺术的真实，合理合情。而且，也唯有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展呈司马迁修史之历程，以及反映修史过程中皇权与史权的激烈斗争。

作者在该书《附录·司马迁的生年》中表示认同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生年的考定，认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后元二年（前87），享年四十八岁。（第722—725 页）书中与司马迁年龄相关之情节即据此展开，如第十章《宦海》中云“那是十岁前后，他（恒案：指司马迁）还没有到长安拜孔安国为师”（第523 页），此与李长之所考“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七年，如果司马迁生于前一三五年，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完全吻合，等等。再如柯著《司马迁》第五章《廷辩》在叙述李陵与匈奴交战时云“汉兵在昨夜走出芦苇谷，来到南山（作者原注：据李长之先生考订是阿尔泰山之阴）”（第240 页），李长之所考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章第五节《李陵案的原委》，原文是“当是阿尔泰山的一部分”。据此，足见作者受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濡染之深。在笔者看来，柯先生所著《司马迁》与李长之先生《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多有暗合之处，二者一为文学创作，一为学术研究，但无疑均对司马迁及《史记》之真精神多有抉示。笔者认为，柯著之与李书的多处暗合，无论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抑或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马迁》一书虚构部分的真实性。以下试举例以说明之。

第一，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重点论述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认同和称道。李书云：“游侠根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下层组织，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流氓，可是司马迁十分加以称道。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游侠的纪律和信条，他是清楚的，这就是行果诺诚，赴士困危，不怕死，却又不矜伐。而且他们虽有势力，但不聚敛，也不欺弱者。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同样有品德的锻炼，修行砥名，廉洁退让，这是比朝廷中那般伪君子像公孙弘等，高出万万的。所以就是触犯当时刀笔吏的法律，不合乎伪君子的‘正义’，司马迁对他们也仍然在原谅着了！”柯著《司马迁》从始至终皆以游侠贯穿其中，可以说，游侠既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所触动、影响，更为司马迁之修史提供了无尽助力。柯著《司马迁》中写到西汉著名游侠郭解，虽然内容不多，但对司马迁内心有强烈震撼。而作者虚构的郭解之友东方扑，则与司马迁父子两代结交，他不仅在郭解被处决后貌似盗走郭解人头，而且在任安即将被处决时救走了任安之子，尤其是，小说中提到，他在年轻时曾经制服过虚骄自大的汉武帝，此情节颇具隐喻意味，而最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在惨遭宫刑之后，就是在东方扑的家中最终完成了《太史公书》的创作，至于东方扑的徒弟韩仲子，乃至徒孙韩小仲，则皆为富有侠义精神之人，俱可视作游侠。从以上所述来看，司马迁之能著成《太史公书》，无论在身心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深受游侠的激励、帮助、护持，倘若没有游侠的参与，从小说情节来看，司马迁是断然无法完成《史记》的。这种情节的设置，体现出作者柯文辉对司马迁思想体悟之深，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会选择以游侠切入其创作，并使游侠在《史记》创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李书在《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一节提及：“司马迁虽因为儒家的教育之故，讲缙绅先生的趣味，讲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他对于皇帝吧，每每赤裸裸地把他们的外衣剥掉，而极尽讽刺之能事，写他们的怒，写他们的偏私，写他们的愚，写他们的好笑。对于官僚呢，他尤其在揶揄着，挖苦着。种种装模作样的人，如张汤，如公孙弘，如袁盎，在他看得一文不值。反之，在平民方面，他却极端礼赞着，向往着，用尽了他那极其熟悉而亲切之笔描绘着。”柯著《司马迁》亦是一部遵循着太史公著史精神“贬天子，退诸侯”的作品，在柯著中，汉武帝既被刻画为一个极端聪明无所不被洞察的狡猾奸雄，同时又被描绘为一个备受愚弄、倍受鄙夷的丑类。而汉武帝之爪牙杜周则既被描述成一个胁肩谄笑、曲意侍主的奴才小人，又被描述成一个狡黠多端、伪饰残酷的恶人。至于李广利之借助裙带关系逢迎主上而愚蠢豪横，霍光之怯懦隐忍、唯命是从，乃至司马迁女婿杨敞之无能而仰慕权贵，他们均是司马迁著史之阻力，或者至少不是助力，他们也都是柯文辉刻意鞭笞的对象。这些地方，正体现出柯著与太史公著史精神之一致。以上所述两例，无论是对柯著情节的设置，抑或人物形象的塑造，皆起到极其关键之作用。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柯文辉所著《司马迁》在情节设置上与李长之书截然相异的例子。如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五章第六节《两个英雄的晚年》中论汉武帝云：“武帝的长处是聪明、决断，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终于定了死罪，他说：‘发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汉书·东方朔传》）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之中而行法了。”据此可知，李长之先生将汉武帝依法处决外甥（也是女婿）昭平君作为其“守法”的例证了。柯文辉所著《司马迁》也写到了汉武帝处置昭平君一事，但却并未以之作为汉武帝“守法”之事例，而是着重突显了主人公司马迁的秉公进谏，不惜性命，并从中显露出武帝虚伪、矫饰、干瘪、奸诈的内心。在柯著《司马迁》中，作者巧借昭平君案对汉武帝和司马迁进行了深度的刻画。在司马迁，昭平君无辜杀害的牛小卿正是其深陷诏狱时的弟子，其父狱卒牛大眼对司马迁多有关照，而同时，牛大眼也是司马迁腐刑的执行者。在汉武帝，昭平君既是其妹妹之子，亦即其外甥，亦是其女婿，亲上加亲。在小说中，汉武帝原本并无处决昭平君之意，作为中书令的刑余之人，司马迁也未敢坚持武帝奉法而为，而是明哲保身巧言应对。但是，当牛大眼将昭平君杀害牛小卿之事哭诉于司马迁，司马迁终于还是忍不住进宫直言进谏，最终“逼迫”汉武帝依照汉高祖刘邦之《约法三章》将昭平君处决。在司马迁，这是最终完成了一个杰出史官人格之淬炼，对此，作者有明确认识：“一场轩然大波使太史公进入成熟的境地。人生、史学、文学都是复杂的，单一音符构不成高级的艺术。”（第531 页）在汉武帝，则是再一次展现了其内心的空虚，以及狡诈、阴鸷的本性，如其接受司马迁劝谏决定处决昭平君后，却对司马迁说：“朕要杀昭平君乃既定之决策，与你进谏无关。所见偶同，只是巧合。此事不许声张，不得记入史册，违旨……哼！”（第528 页）这几句言语深度刻画了汉武帝阴险狡黠的性格，同时，“不得记入史册”一语，更表现出其对司马迁建议的屈从，实际不是对司马迁所谏之认可，而是畏惧司马迁的千秋史笔，不许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册，甚至以“违旨”则死来要挟司马迁，这体现出皇权与史权的尖锐矛盾。作者以此数句极为简练地表达了极为丰富的意涵，以少总多，值得反复体味。由以上所述可见，尽管在对待汉武帝处置昭平君一案的评价上，李长之书与柯著截然相反，但是可以说，二者相反相成！柯著中以汉武帝对司马迁之要挟，迫其封口来掩盖昭平君案之“真实”，正是使李书做出如上判断之根源。毋宁说，柯著是在深入理解李书的基础上，根据小说情节及刻画人物之需要，尤其是表达作者思想之需要进行了艺术的加工，而这种加工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它符合汉武帝的性格特征。

通过以上述略不难见出，文学作品《司马迁》与学术经典《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大观念上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皆可彼此印证，这就保证了《司马迁》一书艺术的真实性，尽管其中的情节设置难免虚构成分，但是作者对该书情节的虚构符合司马迁著史之精神，因此它是文学的、艺术的，同时也具有历史尤其是精神的真实性。

作者在进行人物形象塑造时，心中有明确的标尺，正如其在《代后记》中所作自述：“东方翁、郭解，是司马迁向往游侠的种子。方正迂保留我国义士舍生取义的气质。韩仲子介乎上述两种人之间，又多些李广式的行伍气，用来对比衬托李广利、李绪之流。郭穰是在朝的方正迂，更接近司马谈，是未长成型的太史公袖珍本。杨敞仰慕霍光式人物，庸懦善良。书儿似在是（恒按：应为“是在”）郭穰、白凤之间，胆略过之，文采武艺不及。苏武、李陵、司马迁——立德立功立言三类悲剧角色。仲子、正迂、牛大眼——促成史记诞生的真、善、美。”（第735 页）柯著《司马迁》在进行人物形象描写时多有神来之笔、经典段落，兹迻录数段原文并略加点评，以窥作者塑造、刻画人物形象之匠心。

作者刻画汉武帝之形神：“自十七岁登基，主宰大汉天下五十三年的武帝，半跽半躺在龙榻上，积之有年的酒、色、病、气，使得他曾经是丰腴的两腮渐渐蜡黄，嘴唇苍白中夹着青灰，隆准、广颐也更加突出，那微锁的粗眉显得兀傲、镇定，深眼窝中的双眼半闭着，一团阴幽的思虑，在他的鱼尾纹四周和唇边飘忽，瞬息百变，难以预测。”（第4—5 页）“皇帝的颚下神经突突地跳了两下，他将散开的卷子往书稿堆上一扔，又抽出一卷审视着。大概有一股无形的凉气侵入他的肌肤，他下意识地将盖在腹下的狐皮褥子拉到前心，挺起上身，幽鸷的双目蓦然一睁，两道和他那衰病之身不相称的冷光向朝官们扫了一眼。于是文武两班一齐垂手肃立，噤若寒蝉。”（第6 页）阴鸷、幽暗、傲岸、凝重、残酷的汉武帝形象，仿佛一具浮雕被作者一刀刀刻画出来，用词准确精练，笔笔传神，刀刀切中肯綮。

作者描写白凤的形象气质：“身材不比健硕的西域美女矮，除去朱唇和粉红的双颊，全身宛若一条雪铸的火苗，凤翅冠，鱼鳞锁子甲，白战裙，白大氅上绣着乳白飞凤，麂皮白靴，镶百金剑鞘，七宝剑柄上的白丝流苏，真像面粉塑的一般。凤眼、修眉、长睫毛，口角带着一点揶揄谁的表情，华贵的举止也脱不了任性，娇稚里夹杂着聪明与单纯。”（第121—122 页）这个经典的形象描写并不亚于《红楼梦》中对刚出场的王熙凤之描绘，作者一支笔将白凤的美丽、尚武、任性、娇稚、聪明、单纯鲜明写出，而“全身宛若一条雪铸的火苗”的比喻更是极富诗意，令人经久难忘！

作者表现任安临刑之际视死如归的雄烈气概：“任安走到司马迁放在地上的酒葫芦跟前，双膝下跪，咬定葫芦嘴，挺身立起，沉着地走近铡刀，每行两步，便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吞下一口酒。当他躺倒在铡刀下的时候，葫芦也没有松口，澄碧的酒泉从他乌紫的唇边汩汩涌出……”（第607 页）

作者借助书中虚构的司马迁之女“书儿”之眼，展现酷刑后的司马迁在《太史公书》行将著成时的形象：“从帘缝朝里望去，父亲正襟危坐，灯火在他半边脸上跃动，红黑对峙，轮廓凸出。抄家后的瘦损，使眼窝凹陷，上眼泡仅在眉棱骨下露出五分之一，其余变竖为横，睫毛离眉的残影儿很近，显得既严正，又慈悯宽容。唇紧紧闭拢，鼻沟纹更有棱角。”（第687 页）这个描写将跌遭大难后的司马迁一心著史之坚毅坚强完美展呈出来，而描写之细致恍若是作者对着活生生的太史公进行工笔细描。

柯著《司马迁》中如上举之刻画人物形象的经典段落尚多，对人物形象之刻画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对人外形、行动之描写，此处不再例举相关内容，然而，即使从以上所举数例，已足见作者对所写之人体悟之深刻，亦足见作者笔力之准确细腻，表现力之卓绝超拔。

诗性精神与微言大义

作者在《代后记》中自述，写作《司马迁》一书，“有诗情激荡于胸臆，句子竞奔腕底”（第732 页），又云：“司马迁、武帝、方正迂的心理独白用无韵而节奏强烈的诗意散文，每句音步大致相等，乐感铿锵、形式靠近莎剧，更拥抱生活，不给人以假嗓唱高八度那样背离真实。”（第735 页）如此的情感、如是的语句安排，再加上作者对司马迁其人其书乃至自己数十年的人生感悟，于是令《司马迁》一书中充溢激荡着强烈恢宏的诗性精神。

《司马迁》一书的诗性精神紧紧围绕发愤著史这一中心线索展现，譬如第八章《杀庙》，在写完韩仲子拼死斩杀恶吏，拯救司马迁于虎口之后，作者让韩仲子说了如下一段话：“今晚你拾到这条性命，侄女会助你一臂之力，孩子是热肠人！兄弟读书多过俺百倍，本来用不着俺提醒。何为大丈夫？俺以为是：在别人活不下去的恶劣环境中不失人格地活着；在天才蠢才都无所作为的时刻做出成绩。你有和万世子孙抵掌而谈的大手笔。刑辱杜绝了你治国安邦之路，对皇上已无所求。弟妹谢世，你少了人世温情，也少了治家产等身外之累。灾难毁你又成全独一无二的福人。当公卿烂为粪土之日，正是你精光彪炳之时。兄弟别再胡思乱想，振奋起来。”（第437 页）这段话不啻是为司马迁客观分析其著史的各种“优势”，庆幸中有血泪，绝望中论坚守，洋溢着浓重的诗性精神。就在韩仲子说完以上这段话并毅然以自杀的方式保护司马迁后，作者满怀激动地写道：“新生的太史公悲悼亡友的哀声，正好是《史记》精神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大哭。仲子、太公、老太史公、司马夫人、生者、未生者、死者、贤者、不肖者、酷吏、暴君，在为《太史公书》的催生上，似乎有什么君子协定，非常默契地从不同角度推波助澜，共同雕塑着司马迁这个幸福的不幸者，不幸的幸福人。这支合唱以公正的不公正与不公正的公正为对位法，除了太史公挥舞巨笔，谁能立在珠峰之巅，以江河为管弦，以时间的流逝为协奏，来指挥这伟大的合唱呢？”（第439 页）这既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内心的独白，又可以视作是千载下的作者对司马迁历尽劫难、愤然著史的激情礼赞！再譬如作者写司马迁著史之际的情形：“每到灵感激荡笔不暇书时，他或狂歌不休，或泪湿襟袖，悲人自悲，为自人生高峰沦入地狱的传主倾吐不平，为默默屠狗守城舍生取义的壮举而掷笔徘徊，向苍天发出许多疑问……”（第448 页）慷慨沉雄，一唱三叹。写受伤的“小黄骠”给司马迁之感受：“他模糊地感到它身上的创伤，正是坎坷生涯写成的‘列传’。那眸子里虽然乏神却亲切，充满着信赖。司马迁的肩头放了无形的重荷，怎忍心拂逆它的企望？同是零余的残生！”（第460 页）如泣如诉，凄楚温暖，最末一句，下笔镇纸！又譬如作者写历尽苦难的刑余之人太史公深夜舞剑：“他抓起长剑，唰的一声抽出，将鲨皮剑鞘扔在石上。这是古代巨匠铸造出来的稀世之宝，柄上镶嵌着三圈珠花，珠子发黄，失去了往昔的亮泽，似乎还残留着老友铁手的余温。那蓝莹莹的剑脊前部，七颗金星被磨得锃亮，两锷银光四射，寒气森森。它本身就是一条热汗、壮怀、幻想的小河，由无数瑰丽神秘的浪花编织而成。在入狱之前，剑与笔都是他寄托素志的知己。每当深宵，芸窗月落，万物入眠，他在院中舞剑一回，倦意全消，回到灯前，抓起笔来用杆子轻轻击节哼上一段《楚辞》。于是，神驰天外，心接万象，那呼吸是何等的酣畅啊！”（第518 页）这段话让我们看到愤而著史的司马迁，其内心冲荡着何等澎湃的豪情！《史记》的雄深雅健，正是由于太史公本人的雄深雅健，“抓起长剑”“抓起笔来”，是二而一，形神不二，在此，作者对司马迁其人其书的认识实已融为一体——《太史公书》之精神即是太史公之精神！

总之，在柯著《司马迁》中，沉郁浓重的诗性精神氤氲书中，琳琅烂漫，激人遐思，发人感慨，使人不自觉地置身于作者的千年浩叹之中。浓郁激荡的诗性精神之于《司马迁》一书，真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般，它既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对凿通古今、视通千载的艺术升华。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柯著《司马迁》正是一首反映杰出史家创作“绝唱”之历程的无韵史诗！

《史记》祖构《春秋》，是一部充满“微言大义”之书，阅读《史记》，必须将其中的很多情节前后顾盼、彼此印证，才能体察出作者遣词造句之微义，譬如《夏本纪》中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祀。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孝武本纪》则云“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两者比照阅读，不难发现，依司马迁之意，帝王事鬼神之淫祀，乃是国家衰亡、诸侯叛乱之兆。在此，司马迁巧借夏王孔甲以讥刺鞭笞汉武帝。再譬如《周本纪》中载“（周武王）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儒林列传》则云“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两者比照阅读，不难发现，依司马迁之意，礼乐之器所在的一方即具有权力合法性，失去礼器乐器，便意味着失去王权合法性。《史记》中类似例子不少，要之，它们都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成果，它们彼此顾盼、相映生辉，使《史记》充满着微言大义，耐人咀嚼。

柯文辉所著《司马迁》虽是一部小说作品，但是其中也多有微言大义在焉，是书中的不少内容，表面所述虽为具体人事，但实际可作“通鉴”观，充满着微言大义，耐人咀嚼。譬如作者在第二章《晨帆》中如此描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状况：“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盛世，外强中干，危机四伏。雄略的总导演刘彻，才华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去，他的自我崇拜，好大喜功，纵横捭阖地玩弄权术，都达到极至（恒按：应为“致”）。他本人就上承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能写出皇帝行列中第一流的好辞赋。好色、好货、好扩张疆土、好神仙的皇帝职业病，守法与残忍，纠缠在一起。委屈了不拘常调的一代风流人物，在半个世纪中演出了冗长重复乏味的第八流剧本。既推动着时代，又辜负了时代。左手走出屎棋，右手下出高招儿。可怜费尽千辛万苦，把大量社会财富与百姓一点可怜的生产积极性，全部投入皇帝欲望的血盆大口。刘彻是不把自己彻底弄臭就决不罢休，国库越空，粉饰升平的歌舞越狂热。留给后代浩叹的内容是神奇而又黯淡！”（第62 页）这一段固然是对汉武帝的激烈批判，但同时更是对历史上一切私心私欲强烈的封建君王之鞭挞，即使这些统治者如刘彻一样塑造了一个表面近乎“神话的盛世”，其虚骄自大、荒淫无耻之本性，其委曲、毁灭人才之恶行，其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己欲之残酷，也决然不能因之抵消，更不能美化！再如作者借汉武帝之口对历代史书伪饰之揭示：“实言告卿：皇帝乃被宠坏之凡夫，把史册圣贤之主想得过好是读书人寄望所在，朕不信传闻，未便指破。尧在位九十五秋，舜三十娶尧女，观察二十年，摄政二十八春，守尧孝三岁，登极六十一，在朝三十九年而禅禹，何必延宕至百岁再交玺印？禹若不仗势逼宫，舜何以去巡守苍梧，重病驾崩之日，娥皇女英皆未随行奉侍？想系惨遭放逐，史官讳言，未能自圆矛盾，善读古史者疑窦丛生。夏桀、纣王或荒暴无道，安知不是成汤周武王篡夺天下，夸大亡国者之失，久讹成真，后世但信笔录，无人证其真伪。卿文章不让左丘明，写高皇帝豁然大度，又似市井无赖。张良、韩信、彭越、英布早年不反，打下江山，偏要造反，一一被杀，张良饿死。功高震主，功即是过。卿有幸遇朕识才，得以成书；又不幸遇朕，书毁人灭。后世不见史料，生时或可考，亡年亡地成了万古大疑案。举世滔滔，仅你知我知，可怪耶？可笑耶？可悲耶？谁与评议？”（第662—663 页）以上这段话不啻揭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丑恶阴毒之本质，即便上古明王尧舜禹成汤周武亦所不免，作者笔力千钧，驱使史事如运诸掌，深微之见，体现出卓绝的识力，而借助汉武帝之口道出，则自然而然，益显真实。至于汉武帝所表露的终将毁灭《史记》，杀戮司马迁，则体现出封建专制者对舆论之畏惧，尽管他们也未尝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但是他们仍要尽一切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毁灭相关人证书证，以掩饰其奸诈阴毒之真面，费尽心机，用心险恶。作者借汉武帝之口以彰显封建专制者的罪恶，字字入木，令人惊悚，激人猛醒！又如作者写汉武帝对司马迁其人其书存灭之认识：“多少无言之痛皆在无奈何三字中！让卿人书俱存是圣君，朕想那样做，无自信，做不到；书在人亡，其实书在人即不朽，血肉之躯，无人不亡，此中上之策，弊在不知文字妙处，是为愚君；人在书亡为中下策，时时防之如虎，唯恐重写传世。以卿年事精力，尚能办到。人书俱亡，又不落杀贤者之恶名，是巧伪之举。朕一世以英雄自许，史书无害于社稷，今日必行下下策，只恨书非朕所著，忌才害才胆怯，朕不得不全输与历史，也就是败于史家之笔！”（第663 页）这一段将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封建专制者害怕遗臭万年的虚弱内心和盘托出，尽管汉武帝还在故作自信乃至自负地说着“以英雄自许”，但是面对司马迁，面对千秋史笔，其内心是极度懦弱、不自信的，而这正是一切封建专制者本性使然。质言之，以上所举三例，其实都可以视作一种“通鉴”，而不必局限在西汉武帝之世、西汉武帝之人，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将其卓绝的史识渗透其中，使这些文字充满着经久不灭的辉光，能够令读者产生持久的精神震荡，意味无穷。

在笔者看来，柯著《司马迁》中贯通百代、视通今古的“微言大义”至关重要，有此“微言大义”，则柯著之意义并不局限于司马迁其人其书，而是具有“给人类的遗嘱”（第552 页）之意味，无此“微言大义”，则柯著只是文学性较高的小说，思想之深度和广度会显得薄弱。

成书历程、疏误及其他

据作者《代后记》中自述：“这部小说的写作为时约五个月。从动念到草拟这篇札记，前后竟达二十年”（第730 页），各章创作过程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借住在大慧寺友人梁智开弟找的小屋，约在二十天内草成《出狱》《焚史》《杀庙》《宦海》四章。接着在南京古林公园南边小土山上写完《晨帆》。”（第730 页）“一九八八年春，智开弟慷慨让出孩子住的房屋，劝我安心笔耕。得以续写成《历险》《骡魂》《郎中》的下段。因为无法解答汉武帝用什么方法让司马迁死得不留只字史料，只好搁笔。以上手稿全存放于好友李少文兄家，迅速忘记了，手边仅有个复印稿，改得自己也难辨认。”（第731 页）“次年春节陆陆续续写完全书，反复审读，深感乏味。处于对自己绝望的心情，把稿子一卷卷地烧去，决心抛开力不胜任的工作。”（第731 页）“一九九四年偶住天坛……我草完《郎中》前半章，无奈积习难改，又搁下了。”（第731 页）“一九九八年春天，我蛰居在墨尔本郊区，与当地居民语言不通，很少借到合乎胃口的名著，闲极无聊，每晚十时，外孙小蹄子小尾巴入梦，万籁俱寂，多年难题，迎刃而解。便用二十多个长夜，写出《廷辩》《璧沉》《尾声》（恒按：小说中作《余响》）。迁到维多利亚学院附近，儿子儿媳白天上班，我把自己锁在屋内，草出《宫刑》。”（第731 页）外访一周后，“回到儿子寓所，顺利地写了《壮歌》”（第732 页）。观此，则作者于太史公所注入之心力之大。

不可否认，如上所述，由于作者撰著此书并非联章而下，而是在各章完成后再将其连缀一处，故此书在情节上，有些地方衔接薄弱，需要在阅读时瞻前顾后才能在头脑中产生连贯、清晰的印象。然而，笔者认为作者笔下浓烈澎湃的情感惊涛足可冲淡读者对若干细节的“锱铢必较”，书中情节设置是巧妙的，人物形象是饱满的，更何况，该书目录中对每章主要内容的提示以及《代后记》中对成书历程的交代已经起到弥缝之作用，各部分之间彼此辉映互彰，又互有趋避，正似《太史公书》之“互见法”。

此处，附带记下笔者阅读时发现的若干处缺字、误字、讹字、衍字以及标点疏误，以备再版修订之参考。第4 页，“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送客之前缺“衰兰”二字；第62 页，“极至”，当作“极致”；第101 页，“夫乏驾之马”，“乏”当作“泛”；第132页，“当炉女”，“炉”当作“垆”；第195 页，“管豁”，当作“管辖”；第198 页，“游闾阖”，当作“游阊阖”；第208 页，“下巴伸过足尘三寸，抵着胸口”，“足尘”或为“足尖”之误，但作“足尖”与下文“抵着胸口”不合，或为“嘴唇”之误耶？第221 页，“但李夫人得罪不起吗”，依前后语境，当作“但李夫人得罪得起吗”；第223 页，“大巧着拙”，“着”当作“若”；第241 页，“单人踹营死冲”，“踹”当作“闯”；第267 页，“恭喜禁小哥”，“小”当作“子”；第268 页，“边寨小镇”，“寨”当作“塞”；第346 页，“当炉市井”，“炉”当作“垆”；第347 页，“六成男声”，“六”当作“变”；第397 页，“想像”，当作“想象”；第399 页，“易有太极，足生两仪”，“足”当作“是”；第402 页，“白金”，当作“百金”；第412 页，“太公忠告诉司马迁”，“诉”字衍；第416 页，“向太史一扬”，当作“向太史公一扬”；第423 页，“故天降大任”，当作“故天将降大任”；第425 页，“四海飘篷”，“篷”当作“蓬”；第444 页，“弩劣之材”，“弩”当作“驽”；第451 页，“一架看不见的古琴”，古琴前的量词，一般用“张”或“床”；第458 页，“观卦第六十四爻：‘观中之光’”，当作“观卦之六四爻辞：‘观国之光’”；第459 页，“他伤残的耳朵”，“他”当作“它”；第473 页，“佳人再难得”，当作“佳人难再得”；第476 页，“创作的冗奋期一过”，“冗”当作“亢”；第483 页，“《北国有佳人》”，“国”当作“方”；第508、511、527、530 页，“夷安公主”，“安”当作“平”；第525 页，“为江山、”，顿号“、”当作逗号“，”；第602 页，“还有文章住书里添”，“住”当作“往”；第697 页，“项藉”，当作“项籍”；第711 页，“徜不”，当作“倘不”；第712 页，“问众公卿何处置”，“何”前缺“如”字；第726 页，“何文辉”，“何”当作“柯”。另外，书中有三处叙述似不准确，第4 页“半跽半躺在龙榻上”，“半跽”的动作犹“跪着”，“半跽半躺”是无法完成的动作；第62 页注释1，作者引录《汉书》文字在“相如”之后加括号云“也还应当包括班固自己”，误！作者引录的这段《汉书》文字，所述重点是汉武帝时期得人之盛（“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不是说整个汉代之得人，作者误解文意，所加括号及括号中语，无的放矢；第5 页、第200 页，两次叙及飞将军李广之死，但是彼此矛盾，前者谓李广被敌兵包围自刎，后者则严格依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谓李广不愿向刀笔吏乞怜而自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周素子在一篇记述柯文辉的文章中叙及：“柯文辉在打成‘右派’后，夫妻离异，数十年孑然一身，他有子女各一，均随着他住京。后来女儿出国赴澳洲。他的经济情况是以工资度日，生活也很俭朴，但他却能调动大笔钱财接济朋友。嘉兴吴藕汀先生，以近九十的高龄，蛰居于浙江湖州南浔，其道德学问当今鲜匹，有《词名索引》行世，目前又有巨著《词调名辞典》正待出版，于诗词、书画造诣均属上品，但生活艰难，景况萧条。柯文辉自结识藕老后，对藕老极为推崇、礼遇，每南下，必拜访其南浔‘画牛室’，时时予以接济，一九九二年间曾资助给藕老以万元，说这是他让友人向藕老买画之资。”周氏的以上记述，不仅和柯著《司马迁》之《代后记》中部分内容可以相参，而且由此可见柯文辉是一个虽历坎坷艰辛却能“固穷”并且爱才、慷慨之人。而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特辟专节对太史公之“好奇与爱才”进行揭示。据此可说，由坎壈、爱才之柯文辉写坎壈、爱才之司马迁，则作者与作品主人公在人生体悟、思想境界上必能高度一致，这当亦是柯著《司马迁》极为成功的重要原因。著名学者苏渊雷先生以“萧条异代真知己”激赞柯文辉所著《司马迁》，可谓知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柯文辉先生所著《司马迁》是一部以皇权与史权之激烈冲突斗争为主线，并据此以设置情节、安排人物，它是对《史记》成书历程的一种文学性、艺术化探索，同时也凝注着作者对太史公其人其书的深刻认知与理解。柯文辉先生所著《司马迁》中融注着磅礴充沛的诗性精神，不仅提升了该书的文学价值，更增加了人物的悲剧色彩，书中的诗性精神是作者对太史公其人其书的激情礼赞。柯文辉先生所著《司马迁》亦渗透了作者深入思考历史的识见、感悟，这些识见、感悟表呈于书中，使该书多处具有“微言大义”，思想内涵深邃，需要读者反复体味，深长思之。柯著《司马迁》虽亦略有校勘疏误，但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柯著《司马迁》之成功，亦有赖于作者与作品主人公在精神境界上的高度契合。

①恒案：李长之对司马迁生年的考证见诸其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一章《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之附录。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18 页。

②③⑤⑥⑦⑧⑯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 页，第89 页，第162 页，第163 页，第162 页，第99 页，第72—75 页。

④恒案：笔者在此绝非是低估著者对司马迁其人其作的认知水平，而只是根据《司马迁》一书内在线索，借助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来提供一种解读《司马迁》的视角。

⑨⑩⑪⑫〔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106 页，第575 页，第157 页，第3786—3787 页。

⑬恒案：柯著《司马迁》定稿后的十三章顺序是：《焚史》《晨帆》《郎中》《历险》《廷辩》《宫刑》《出狱》《杀庙》《骡魂》《宦海》《壮歌》《璧沉》《余响》。据上引柯氏《代后记》，诸章实际完成先后次序为：《出狱》《焚史》《杀庙》《宦海》《晨帆》《历险》《骡魂》《郎中》后半章、（中间经历焚稿）《郎中》后半章、《廷辩》《璧沉》《尾声》（《余响》）、《宫刑》《壮歌》。

⑭周素子：《情感线索》，花城出版社2013 年版，第97 页。

⑮柯文辉：《司马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彩页第2 页，张禹《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