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漱渝

冯至先生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亦深；但我跟他却是因鲁迅研究而结缘。那是在四十四年前，我还在北京西城一所中学教书，但却对鲁迅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鲁迅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我读到了关于浅草社和沉钟社的几段文字——这是用散文诗的语言撰写的文学评论，深刻而精到，但在史实上又有一些疑点，于是我通过戈宝权先生联系到了冯至先生，写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冯至先生于1975 年12 月29 日和1976 年2 月15 日一一做了回复。后来我根据冯先生的意见并参阅了一些其他史料，写成了一篇文章，叫《鲁迅北京时期与文艺社团的关系》，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后收入拙作《鲁迅在北京》。今天读来，这篇文章幼稚之极，史料亦不充分。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研究文学社团和流派还没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点，所以多少有点拓荒的意义。

“浅草社”社名的由来在《浅草》季刊创刊号的《卷首小语》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尽接着沙漠，属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

是谁撒种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么鲜茂？地毡般的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

荒土里的浅草呵！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骄儿！

我们愿做农人，虽然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蹂躏，使你每一枝叶里，都充满伟大的使命。

由此可见，浅草社的同人是自比为农夫，希望能在现实世界的沙漠里播撒文艺的种子，祈盼能长出嫩绿的浅草，给这枯燥的人生增添新绿。关于浅草社成立的时间，有1922 年、1923 年、1924 年等多种说法。

鲁迅的说法是：“一九二四年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的作家团体。”此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田仲济、孙昌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70 年代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教材均从此说。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却把浅草社成立的时间说成是1923 年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此说。我函询冯至得到的答复，是浅草社筹备于1922 年。查证相关史料，冯至的说法比较贴近事实。

1923 年4 月2 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9 期刊登了一则《浅草社消息》，一开头就说：“我们这个小社，是在一两年前，由十几位相同爱好文学的朋友组织的。”1923 年的一两年前，即1921 年至1922 年。这种说法，同样得到了林如稷的印证，林如稷是浅草社的主要发起人。1962 年，林如稷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仰止集》，内收《鲁迅给我的教育》一文。他写道：“在一九二一年，我从北京转到上海读书，在那里认识同乡邓均吾和陈翔鹤，陈那年已在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也常爱写点东西，我们便在次年（按：即1922 年）不自量力地约集几个在北京求学的朋友陈炜谟、冯至等，创刊了《浅草》文艺季刊。”茅盾将浅草社的成立时间误为1923 年，估计是因为《浅草》季刊创刊号出版于1923 年3 月。鲁迅将浅草社的成立时间误为1924 年，估计是因为浅草社成员跟他通信并交往的时间始于1924 年六七月间。

关于浅草社和沉钟社的关系，也有不同说法。在鲁迅、茅盾眼中，这两个社团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表述是，1925 年，浅草社的中枢从上海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有人认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精神与趣味大相径庭。但冯至先生给我的信中却明确指出“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这种表述比较接近史实。因为就基本成员来看，原来长期为《浅草》撰稿的十七位作者中，成为《沉钟》骨干的至少有九人。主持《沉钟》前期编务的也是原浅草社成员。从文艺观和创作倾向来看，两个社团之间自然也有其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浅草社的核心人物是林如稷，沉钟社的核心人物是杨晦。《浅草季刊》重创作，而《沉钟》周刊和半月刊创作与翻译并重。

“沉钟”这一刊名和社名取自德国戏剧家霍甫特曼1896 年创作的童话象征剧《沉钟》。剧中的铸钟师亨利铸造了一口沉钟，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却被林中的魔鬼推入湖底。亨利在林中仙女罗登德兰的激励下决心另铸一座新钟，最终却因喝了魔浆被毒死。亨利为铸造沉钟而献身，沉钟社的同人希望能以足够的勇气，锲而不舍，为完成艺术家的理想献身。1925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沉钟社四位核心成员在北京北海公园聚会时，又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钟声。于是，由冯至倡议，其他人赞同，确定了沉钟社的刊名和社名。鲁迅赞赏《沉钟》周刊第一期刊头选用的英国作家吉辛的诗句：“而且我要你们一起都证实……/我要工作呵，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这句诗所体现的精神，就是鲁迅赞扬的“最坚韧，最诚实的”精神，就是“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的精神。当然，鲁迅在肯定沉钟社的同时也有期待和批评。鲁迅说他们“提取异域的营养”，包括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霍甫特曼、史特林贝尔格……内容未免庞杂，其中既有滋养也有“世纪末的果汁”。鲁迅还直接提醒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一些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

我向冯至先生提问时，很关心浅草社、沉钟社成员的状况。冯至回答得很简略：“……关于林、杨、二陈，也是一言难尽。林在川大、杨在北大，你知道的，他们都在中文系，都老了，不大能工作了。二陈已先后去世。陈炜谟死于五十年代，解放后也在川大教书，陈翔鹤在学部文学研究所，死于1969 年，曾编辑《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

林如稷（1902—1976），四川资中人，写过小说、诗歌，其小说《伊的母亲》和《死后的忏悔》是受鲁迅作品启发写成的。著有论文集《仰止集》、电影文学剧本《西山义旗》，译著有《卢贡家族的命运》。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杨晦（1899—1983），辽宁辽阳人，“五四”爱国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之一。1925 年与冯至、陈翔鹤、陈炜谟创立沉钟社，创作有剧本《谁的罪》《来客》《笑的泪》《楚灵王》《屈原》《除夕》《庆满月》《苦泪树》等，译著有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希腊悲剧《被囚禁的普罗密修士》、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著有文艺评论集《文艺与社会》《罗曼·罗兰的道路》等，1949 年后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

陈炜谟（1903—1955），四川泸县人。在《沉钟》周刊发表小说、论文、译作、诗作三十余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信号》《炉边》。先后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任教。

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 年后长期主编《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

附录：冯至先生来函两封

陈漱渝同志：

12 月8 日来信早已收到。迟迟未复的原因是由于我不知道158 中学在何区何街。后来请教戈宝权同志，才知道你的详细地址。现在我就按照戈宝权同志寄来的地址给你回信。现就来信询问的几点答复如下：

1.关于浅草社成立时间。浅草社最初的组织者是林如稷，他在1922 年开始筹备，《浅草季刊》第一期在1923 年出版。鲁迅先生说它“1924 年中发祥于上海”，不确切。当时出刊物不容易，一方面组织稿件，一方面跟书店老板打交道，第四期到1925 年2 月才出版。鲁迅在《野草·一觉》中提到的那本《浅草》是第四期。《一觉》中说“两三年前”，也不确切。《一觉》写于1926 年4 月，如果是“两三年前”的事，那么就会是1924 年或1923 年了，而第四期是1925年出版的。应该说是一年前的事。

2.关于沉钟社的成员。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浅草社的成员多半是在上海聚集起来的，而且四川人居多，如邓均吾、王怡庵、陈竹影、陈翔鹤、陈炜谟等人都是四川人，林如稷也是；我是1923 年夏才参加的。《浅草》第四期以后，就没有继续出，浅草社的成员也大半分散了。1925 年下半年，陈炜谟、陈翔鹤和我另成立沉钟社，后来又加上杨晦（即杨慧修），出《沉钟周刊》10 期，1926 年下半年起出《沉钟》半月刊。郝荫潭是在1928 年才从事写作的，那时《沉钟》半月刊已经停顿了。

3.鲁迅对于浅草社、沉钟社的评价太高了，我们是受之有愧的。那时我们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思想情感都很不健康。对于旧社会感到不满，由于觉悟低，又看不见出路，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于“为艺术而艺术”，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至于Poe 和Hoffmann，是西方颓废派文学的“祖师爷”，我们当时介绍这样的作家，是很错误的。鲁迅之所以对我们有所肯定，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作的态度比较认真吧。无论是创作、翻译，我们都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来。

4.1929 年4 月，鲁迅先生来北平，我和杨、陈、郝三人先到鲁迅家里，随后约他到中山公园午餐，餐后闲谈，一直谈到傍晚。鲁迅对我们谈的主要是他在广州、上海的经历，具体内容，我记不很清楚了。

5.我们跟鲁迅先生接触，主要是在1926 年前半年，这年暑假后，鲁迅就到厦门去了。在此以前，我听他的课，约有两年之久。回想当时听鲁迅讲课的情况，真是使人难以忘记的胜事。我们到他家里，他平易近人，总是鼓励我们写作、翻译。那时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或一条随感，我们都争相传诵。无论是口头上或是文字上，我们受到他的教益很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的。

此复即祝

教安！

冯至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漱渝同志：

1 月18 日来信，早已收到。就你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关于“沉钟丛刊”15 种，如你信中所说，出了四种，这四种都是北新书局印行的。剩下的十一种中，杨晦的独幕剧，在1929 或1930（？）年自费出版，改名《除夕及其他》，后来又加上多幕剧，改名《楚灵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代英雄》和《Prometheus》，也都是由杨晦译出出版，是哪个书局印的，我记不清了。高尔基的三部著作，我记得陈炜谟译出不少，但是没有译完，未出书。其余的，有的着手而未完成，有的根本没有着手。那时我们对于俄罗斯文学，是很爱好的。

北新书局除了出版过《沉钟》半月刊和沉钟社的几部书外，跟我们没有其他的关系。

赵景深不是浅草社的成员。在1923 年，浅草社编辑过若干期上海《民国日报》的《文艺旬刊》。说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则可，若说《文艺旬刊》是沉钟社的前身，则很不确切。

《沉钟》是同人刊物，很少有外来投稿。你信中提出的几个人都是我们当时比较熟悉的师友，并不是社员，如张定璜（凤举）那时在北大讲《文学概论》，他和创造社有过一些关系，葛茅姓顾名随，蓬子即姚蓬子，有熊是陈炜谟的笔名，冯君培是我，罗石君原是浅草社社员，搞《沉钟》时，他也送些诗来发表。

关于我的介绍，我没有注意过，我没有法子回答是否有失实之处。至于林、杨、二陈，也是一言难尽。林在川大，杨在北大，你是知道的，他们都在中文系，都老了，不大能工作了。二陈已先后去世。陈炜谟死于五十年代，解放后也在川大教书；陈翔鹤在学部文学研究所，死于1969 年，曾编辑《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

鲁迅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是在1924 年下半年。鲁迅随译随印随讲，他把校改后的校样抽印几十份发给听讲者作讲义。但是课程表上仍然写的是“中国小说史”。鲁迅是利用讲“小说史”的时间讲这本书。我还记得第一课开始时，鲁迅曾说：“《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印制成书了，你们可以去看这一本书，我不用再讲了。我要利用这时间讲厨川白村的一部著作。”当时听讲者不只是北大的学生，有许多校外的人都来听，课堂上挤得满满的。

我知道北京当时有个世界语专校，鲁迅在那里教过课，爱罗先珂也在那里教过世界语，至于集成国际语言学校，我没有印象，我查阅《鲁迅日记》，的确有不少地方提到这个学校，“国际语”当然也是世界语。

我近来很忙，回答很潦草，请你原谅。你钻研的精神，使我钦佩。关于鲁迅先生，你可以寻根究底，深入探讨；至于我们沉钟社的这些渺小的人物，是不值得你在这上边耗费精力和时间的。

此致

敬礼

冯至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