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晶

古今画品，论之者多矣。隋梁以前，不可得而言。自国朝以来。惟李嗣真画品录，空录人名，而不论其善恶，无品格高下，俾后之观者，何所考焉。景玄窃好斯艺，寻其踪迹，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何者？前朝陆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固为难也。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且萧史木雁风俗浴神等图画尚在人间，可见之矣。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顾；又周昉次焉；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直以能画定其品格，不计其冠冕贤愚；然于品格之中略序其事，后之至鉴者，可以诋诃，其理为不谬矣。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其丽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丑。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岂止开厨而或失，挂壁则飞去而已哉？此画录之所以作也。吴郡朱景玄撰。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68 页。

一

朱景玄撰写的《唐朝名画录》，是中国画论史上的一部画论名著，也是最重要的画品之一。当然，它还是一部断代绘画史的名著。朱氏应该生逢中晚唐时期，吴郡人，而生卒年皆不可考。在“吴道玄”条内有“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之语，元和是公元806—820 之间，可见朱景玄活动的时期早于张彦远。朱景玄曾官翰林学士，这是有记载的。朱景玄以“神、妙、能、逸”四品评画，对后世画论影响至为深远。朱景玄对于绘画的功能与价值，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及批评标准，这在本文所引朱景玄为《唐朝名画录》所作序文中，有明确表述。从序文中可以看到，朱氏编撰《唐朝名画录》，一是重新修正画品的方式及写法，二是以“神、妙、能、逸”四品诠次画家，三是阐述了作者对于绘画自身审美功能的观念。

《唐朝名画录》的序文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除了阐述本书的以四品评画的原则与方法外，还表达了朱氏自己对绘画本质的认识。如其说：“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主张绘画最重要的属性并不在于摹仿，而在于由心灵所生的“万类之像”补自然之不足，可以纳千里于方寸之间，这就强调了绘画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作用。“万类由心”也是在画论史上首次提出来的美学命题。“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就是更为系统地将“万类由心”的命题进行绘画艺术语言的建构。“万类由心”虽则强调了主体对绘画的决定作用，但它并非是空洞抽象的，而是以绘画的艺术媒介加以展开的。“万类由心”，似乎很有哲学色彩，但它其实是从绘画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的。在挥笔作画之时，各种意象由心而生，并非仅是对外物的摹仿。作为艺术家的主体世界，可以涵容广大无边的外部物象，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呈现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移神定质，轻墨落素”，则是使“万类由心”这个命题得以表现的关键环节！通过画家的神思之运，形成绘画艺术形象的基本构形，再以笔墨呈现于绢素。没有艺术媒介作为创作的基本条件，无论多么美好的心象，也只能是幻想！“有象因之以立”，是说画中的形象以此而呈现；“无形因之以生”，是说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也必须凭借于此。从“万类由心”的本体论观念，到“移神定质，轻墨落素”的表现论媒介，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链条。

二

先看一下朱景玄关于画品的研究方法及写作方式的阐述。对于之前的画品书品，朱景玄既有传承，又有改进，形成了较为完备且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批评体系。如谢赫的《古画品录》，重在阐发“绘画六法”，对画家的诠次以六品排列，姚最《绘画品》有补充和修正谢赫《古画品录》的初衷。（见“评析”之四、之五）其对画家并无品第诠序。而唐代的张怀瓘作《画断》及《书断》，以“神、妙、能”三品品评画家和书法家，《画断》已佚，《书断》则存于晚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朱氏的序明确讲“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格上中下，以分为三”，说明了自己的四品说和张怀瓘书画品评的承续关系。李嗣真作有《画品录》，但其只录人名，并无品次高下之判断，因此受到朱氏的批评：“不论其善恶，无品格高下，俾后之观者，何所考焉。”这也表明了朱景玄作《唐朝名画录》的方法论立场，即对所论画家进行价值批判。“神、妙、能、逸”这四品本身，便具有明显的等差的价值范畴体系。其中“神、妙、能”是三个等级的划分，而每一品又分为上、中、下。这种划分也属于朱景玄的创造。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又有“逸格”，这就不是依次而降的排列了。“逸”并不是在“能”品之下的最后一品，而是不守常法的独特存在。故朱氏序中所说的“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

张怀瓘在《书断》中对“神、妙、能”三品的论述，对我们理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里的“神、妙、能”三品有很好的裨益。张怀瓘云：“右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工拙伦次，迨至数百。且妙之企神非徒步骤，能之仰妙又甚规随。每一书中优劣为次，一品之内复有兼并。”（《法书要录》卷八，卢辅圣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年第2 版，第86 页）这段论述对于书画批评领域对“神、妙、能”三品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内在机制上的理解，也使朱景玄深受启发。蔡晓楠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指出：“张怀瓘将美学范畴引入文艺品评中，开创了新的品评方法。从书家在‘神、妙、能’体系中的位置判断其优劣，高下立见。从直觉感悟中把握对象审美，这种把握导致了张怀瓘的‘神、妙、能’三品之间也难有明显的分界线。妙品具有神品的性质，而能品也可以体现妙绝，这之间具有品级交叉的微妙。张怀瓘的品评体系是建立在其书法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对书法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其书法理论形成了体系。以书法理论为根基进行品评画品，是张怀瓘品评体系区别于前人的一个显著特点。”（蔡晓楠：《中国古代绘画之品第嬗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19 年，第36 页）朱景玄又在此基础之上踵事增华，在每一品中又分上、中、下三等，这样就使其所品评的一百余位画家的成就和地位都有了相应的判断。在朱景玄的诠次标准中，又区分了每位画家在具体画材上的擅长，也提出这样的顺序，即“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画家所擅长的画材不同，高下也因之不同。有了这种具体的区分，《唐朝名画录》也大大增强了作为画史的价值。这种方法多被运用于具体的绘画批评之中。王世襄先生于此指出：“画家所习之门类不一，有专精一科者，有兼擅数门者。数门之中，造诣亦自不等。则是为定品格，将何据乎？景玄有鉴于此，是以论朱审以为其山水可居妙上品，竹木居能品。论韦偃以为其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而山水人物等居能品。于此亦可见批评之困难，更不得不谓景玄于品评方法上有新贡献。”（《王世襄集·中国画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63 页）指出了朱景玄区别不同画材门类的品评方式对绘画品评的方法论意义。

三

关于评述方法及标准，如余绍宋所说：“其本文则各为略叙事实，神品诸人较详，妙品诸人次之，能品诸人更略，逸品三人又较详，盖亦具有剪裁者。”（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浙江美术出版社2012 年版，第363 页）本文按次第约略述之。

关于神品。神品是朱景玄画品中的最高品级，其中“神品上”一人，即吴道玄（道子），这是代表唐代绘画最高成就的人物。这不仅是朱氏对他的定位，而且也是唐代画史的客观评价。吴道子当之无愧地体现了“神”这个审美范畴的最为全面的内涵。朱景玄所列“神、妙、能、逸”四格中的论画之“神”，可以视为盛唐审美气象的典范，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神之争的“神”。后者所说的“神”，是与形体相对的灵魂或精神。而在盛唐文学艺术领域中形容的“神”是那种光辉盛大、出神入化的境界。杜甫诗中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即是此意。朱景玄在序文中就先将吴道子标举出来：“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顾。”神并非刻意求取，而是有天赋的要素在其中。从创作方式而言，如吴道子之神，是一种在感兴的召唤之下，以高超的艺术技艺出之以激情的神来之笔，而不是那种精心结撰的产物。朱景玄神品之“神”，主要还是画家中的最高品级，与作为审美范畴之“神”，并非全然是一回事；但如说此神即非彼神，二者并不搭界，也未必客观。朱氏之所以用“神”作为最高品级的命名，还是有着神品的审美内涵的相关性的。《唐朝名画录》中记载了吴道子的几件轶事，是不难看出其“神”的审美形态的，如：

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授。谓旻曰：“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縗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尤为冠绝。

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归造化。故员外（甫）诗云：“森罗迥地轴，妙绝动宫墙。”

又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明皇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以上俱见于《唐朝名画录》，载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75 页，以下引用本书只注页码——笔者注）

吴道子被朱景玄置于唐代所有画家的最高品级，也即“神品上”，而吴道子的绘画艺术成就，堪称唐代画坛之冠。如朱氏所言：“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第75 页）就其创作方式来说，则与那种精心结撰、工笔刻画者颇不相同，落笔风雨，出神入化，是道子的画风体现。《宣和画谱》中的一段话颇能形容出“神”所在：“而道子解衣盘礴，因用其气以壮画思，落笔风生，为天下奇观。故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皆以技进乎道；而张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则草书入神，道子之于画，亦若是而已，况能屈骁将，如此气概，而岂常者哉！然每一挥毫，必须酣饮，此与为文章何异，正以气为主耳。至于画圆光，最在后，转臂运墨，一笔而成，观者喧呼，惊动坊邑，此不几于神耶！”（陈高华编：《隋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第185 页）吴道子的画，有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可说是“力”的画家（滕固语）。这正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神品中”，也是独一个，即周昉。周昉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己也很早进入仕途。在佛像、世俗人物、写真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成就。《唐朝名画录》记曰：

时属德宗修章敬寺，召皓云：“卿弟昉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昉乃下手。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又郭令公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后又请周昉长史写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真置于坐侧，未能定其分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人“何者最似？”对曰：“两画皆似，后画尤佳。”又云：“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曰：“后画者何人？”乃云：“长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段与之。今上都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时人又云：大云寺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绝当代。（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76 页）

周昉在唐代画坛上地位殊高，尤以佛像画、写真、仕女图著名。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周昉作人物画不是空得其状貌，而是能移其神气，可谓气韵生动。周昉所画仕女图，丰肥而有肉彩，也颇能体现盛唐时代的审美趣味。《宣和画谱》卷六指出：“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滕固于此谈道：“周昉系一贵家公子，所见的是贵族妇女。当时上流社会女性美的标准是‘丰肌’，这种情形反映到他的画面上，而成了独特的仕女形式。周昉的仕女的特色在一反古代以骨气为尚的平板的形式，即与阎立本所作的宫女，也很不同，所以他成了新的风格了。这也可说盛唐以后，人物画上示出技巧进步的又一面。”（《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86 页）

“神品下”，有七位著名画家，他们是：阎立本、阎立德、尉迟乙僧、李思训、韩干、张藻、薛稷。这七位画家在唐代画坛上都是光彩夺目的。阎立德、阎立本为兄弟二人，齐名于当世。立本在太宗官至刑部侍郎，后在高宗朝升为右相。立德、立本在绘画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成就，立本尤为突出。立本绘画题材颇为广泛，擅长人物、山水、释道画，尤为长于写真。尉迟乙僧，系于阗国人。其父尉迟跋质那亦是画家，在隋朝画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他的画，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象，因此，给唐代画坛带来奇特景象。李思训在唐代画史上地位极高，他是唐的宗室，开元中曾授左武卫大将军，封彭国公。李思训以山水画为主，曾与吴道子一同画蜀中山水，吴道子一天时间便画出来了，而思训则花数月工夫，可见工细谨严。他的画法是以金碧着色为特征。元人汤垕谈其父子二人的绘画地位时说：“李思训画著色山水用金碧辉映，为一家之法。其子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故时人号为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汤垕：《画鉴》，见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178 页）俞剑华先生颇为具体地介绍了“青绿山水”画法，说：“金碧山水亦曰青绿山水，创于李思训，金碧辉映为一家人法，后人所画著色山水往往宗之。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而细密，似仍未脱六朝雕琢之余习。其子昭道克绍箕裘，稍变父法，妙又过之。思训之弟思诲，思诲之子林甫，林甫之侄凑，一家五人，皆擅丹青。李氏生际盛世，出身贵族，观览所及，自然富丽。昭道皴石用小斧劈，树用夹叶。用绢之法，皆以热汤使半熟，入粉搥之如银版。后以青绿为质，金碧为文，当时画家多用此法。思训画大同殿壁累月始成，其细致工整可以想见。昭道尤为谨细，寸马豆人，须眉皆具。其笔墨之源，虽出于展子虔、阎立本而能别树一帜者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51 页）真乃知人之言！李思训父子的画风开山水画的金碧山水一派，为山水画北宗之祖。

韩干在前面评析杜甫题画诗时已有较为深入之评介，有名的掌故是以明皇厩中名马为师。在画马题材上，韩干最能体现盛唐气象。《唐朝名画录》中认为：“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干继之于后，写渥洼之在状，若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图上，故韩干居神品宜矣。”（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78 页）张藻名气颇大，尤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广为人知。张藻，也作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官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坐事历贬衡、忠二州司马。以山水松石著称，《唐朝名画录》称他：“张藻员外衣冠文学，时之名流。画松石、山水擅价。惟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法。尝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雨。槎枒之形，鳞皴之状，随意纵横，应手间出。生枝则惨同秋色。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若逼人之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所画图障，人间至多。”（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79 页）当时名画家毕宏也擅名于时，一见张藻的作品便为大惊叹，问其所授，张藻答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据说毕宏因此搁笔。张藻曾作《绘境》，言绘画之要诀，惜乎已佚。张藻的山水画格，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开文人画的滥觞。滕固认为：“山水画一步一步地往适合文人脾胃的方向走去了；朱景玄如此称扬张藻，也因他特别适合文人脾胃的缘故。依朱氏的话，他的画满是生气，满是诗意；不但和毕氏之余同具一种动人的泼辣性，且诗的蕴蓄较毕氏更为丰富。”（《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77 页）之后的文人画一脉，对张藻大加称扬，良有以也。

薛稷亦为画坛名家，武后时位至宰辅。善画人物杂画，尤发画鹤知名。“今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杜甫、宋之问都非常推重之。关于他的绘画成就，《唐朝名画录》中这样评述：“笔力潇洒，风姿逸秀，曹、张之匹也。二迹之妙,李翰林题赞现在。又蜀郡亦有鹤并佛像、菩萨、青牛等传于世,并居神品。”（第78 页）

《唐朝名画录》中的妙品，比神品要低一格，但所列亦为有名画家，而且有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大有变化，甚至飚升到一流画家的地位。王维是最为明显的。蔡晓楠博士对妙品有这样的阐释：“妙品画家画作要有传神的要求，但比神品及气韵生动的要求低，只须做到意趣有余。”（蔡晓楠：《中国古代绘画品第嬗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论文，2019 年，第39 页）妙品上有八位画家，分别是：李昭道、韦无忝、朱审、王维、韦偃、王宰、杨炎、韩滉。其中李昭道是李思训之子，前已论及。韦无忝在玄宗时以画鞍马、异兽独擅其名。画鸟兽能得其各异的性情，可谓妙绝。朱景玄评述说：“按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狎顺人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诚意其怒则张口，状其喜则垂头，未有展一笔以辩其情性，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惟韦公能之。”（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0 页）朱审乃吴郡人，画“得山水之妙”。朝野多藏其山水卷轴，家藏户珍。朱景玄论其画境：“其峻极之状，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裂，岳耸笔下，云起峰端，咫尺之地，溪谷幽邃，松篁交加，云雨暗淡。虽出前贤之胸臆，实为后代之楷模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0 页）值得注意的是，朱景玄以四品评画家，又从不同的画材方面予以区分，这里朱景玄将朱审的山水画评为妙品上，而认为他的人物画、竹木画只能居于能品。王维的情况在前面关于托其名下的《山水诀》《山水论》的评析中有所阐述，在朱景玄的视域中，王维虽然颇有造诣，但未必能称一流，因而居于妙品上，这与吴道子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也是唐朝当代画评对王维的客观定位。但是到了宋代则发生了很大的翻转。自文坛领袖人物苏轼提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兰田烟雨图》，见《东坡题跋》卷五），王维在宋代俨然成为开文人画先河的人物，超越了吴道子。在苏轼眼里，吴道子虽称唐代一流画家，但与王维相比，还只是“画工”而已。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表达了这种评价：“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东坡此诗，扬王抑吴的倾向十分鲜明。王文诰在注苏诗时认为：“道元（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通，此中极有区别。自宋元以来，为士大夫画者，瓣香摩诘则有之，而传道元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王维成了文人画的鼻祖。王冥、韦偃作为画家的成就，前面评析杜甫题画诗的时候都有介绍。韦偃虽是京兆人，然寓居于蜀地。他以善画山水、竹树、人物等著名，思高格逸。画马亦是其所擅长。朱氏云：“亦有图骐驎之良，画衔勒之饰，巧妙精奇，韩干之匹也。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山水人物等居能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1 页）王宰以山水画著称，朱景玄评介他说：“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也。故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1页）杨炎是唐贞元年间宰相，后出贬崖州。画松石山水，出人意表。朱景玄评之曰：“松石云物移动造化，观者皆谓之神异，后少有见笔迹者。”（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1 页）韩滉是唐德宗朝宰相，书画皆擅。尤以人物水牛为精。朱景玄评其云：“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议者谓驴牛虽目前之畜，状最难图也；惟晋公（韩封晋国公）于此二者能绝其妙。人间图轴，往往有之。或得其纸本者，其画亦薛少保之比，居妙品之上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2 页）

“妙品中”列有五位画家：陈闳、范长寿、张萱、程修己、边鸾。其中多有在画史上颇为著名者。陈闳是唐玄宗时期画家，善画人物士女。开元年间被召入供奉，令画皇帝御容，冠绝当时。韩干以画马为玄宗赏识，并让其以陈闳为师，韩干则以玄宗厩中骏马为师——此画坛逸事也。范长寿在唐前期为武骑尉，善画风俗田家景物。朱景玄评曰：“凡画山水树石牛马畜产，屈曲远近，放牧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微。张僧繇之次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2 页）张萱善画公子士女，名冠于时。朱氏评曰：“又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多幽思，愈前古也。画士女乃周昉之伦，其贵公子、宫苑、鞍马，皆称第一，故居妙品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3 页）程修己系唐后期画家，“自贞元后以画艺进身，累承恩称旨，京都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首冠于时，可居妙品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3 页）。边鸾是著名花鸟画家。朱评曰：“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4 页）

“妙品下”列十人，分别是：冯绍政、戴嵩、杨庭光、张孝师、卢稜迦、殷仲容、陆庭曜、蒯廉、檀智敏、郑俦。朱景玄对这十位画家做了简略的评介，此处录之：

冯绍政善鸡、龙水，时称其妙。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渴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诏少府监冯绍政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政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其状蜿蜒，如欲振湧。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与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龙自檐间出入于池中，风波汹涌，云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气而上。俄顷阴云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

戴嵩尝画山泽水牛之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故居妙品。

杨庭光画道像真仙与庖丁，开元中与吴道子齐名；又画佛像，其笔力不减于吴生也。

张孝师画亦多变态，不失常途。惟鬼神地狱，尤为最妙，并可称妙品。

卢稜迦善画佛，于庄严寺，与吴生对画神本别出体，至今人所传道。

殷仲容攻花鸟、人物，亦边鸾之次也。

陆庭曜画功德，时称第一。画天卿寺神，亦继踵于卢，抑亦次矣。

蒯廉性野，尝爱画鹤，后师于薛稷，深得其妙。

檀智敏时号檀生，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

郑俦屋木、楼台，师于檀生，可居妙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4 页）

这十位画家，各有擅长，皆有名于当世。其中尤以戴嵩画牛，在中国绘画史上能独树一帜。戴嵩是韩滉的属下，韩滉也以画牛著名。据说戴嵩其他方面并无什么大的成就，只有画牛“过滉远甚”。（《宣和画谱》）宋代著名画论家董逌在其画论名著《广川画跋》中有“书戴嵩画牛”一条，认为“戴嵩画牛，得其性于尽处”，也就是说，戴嵩所画的牛，最高程度地表现了牛的特性。

关于“能品”，各有上中下，朱景玄都做了概括的评介。在这四品中，“能品”地位相对较低，开创性也不大，在遵守画法的前提下，形似即可。“能品上”有六位画家，分别是：陈谭、郑虔、刘商、毕宏、王定、韦銮。这里把朱氏对他们的概括性的评介录此供读者了解：

陈谭攻山水，德宗时除连州刺史，令写彼处山水之状，每岁贡献。野逸不群，高情迈俗，张藻之亚也。

郑虔号广文，能画鱼水、山石，时称奇妙，人所降叹。

刘商官为郎中，爱画松石、树木，性格高迈，时有毕庶子亦善画松树、水石、时人云：“刘郎中松树孤标，毕庶子松根绝妙。”

毕宏官至庶子，攻松石，时称绝妙。

王定为中书，常僻于画。公政之外。生图像菩萨、高僧、士女，皆冠于当代。每经画处，咸谓惊人。

韦銮官至少监，善图花鸟山水俱得其深旨。可为边鸾之亚，韦銮次之，并画居能品。（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6 页）

“能品中”，朱景玄列二十八位画家，分别是：陆滉、李仲和、李衡、齐旻、李仲昌、李仿、孟仲晖、高云、卫宪、程伯仪、杨辨、王佗子、姚彦山、冷元琇、谭皎、钱国养、张遵礼、张正言、沈宁、刘罄、李伦、尹澄、尹林、侯造、赵立言、麴庭、郑珽、卢少长。对于“能品中”的二十八位画家，朱景玄也做了概括评介：

陆滉功德、李仲和、齐旻，俱能画番马、戎夷部落、鹰犬、鸟兽之尖，尽得其妙。又李仲昌、李仿、孟仲晖，皆以写真最得其妙。高云、卫宪、程伯仪，并师周昉，尽造其妙，冠于当时。然卫宪花木、蜂蝉、雀竹，以为希代之珍。杨辨、王佗子、姚彦山、冷元琇、谭皎、钱国养、张遵礼、张正言、沈宁、刘罄、李伦、尹澄、尹林、侯造、赵立言、麴庭、郑珽、卢少长，以上各负其志，并极其妙。程伯仪曾画东封图，为时之所宝。其余众手，皆有所能，不可具载，并称能品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6 页）

关于“能品下”，朱景玄列了二十八位画家，分别是：黄谔、曹元廓、韩伯达、田深、卢弁、白旻、萧悦、梁广、程邈、董奴子、卫芋、陈庶、梁洽、檀章、耿昌言、吴玢、乐峻、项容、陈庭、裴辽、僧道玠、陈省心、陈净眼、王胐、萧溱、张涉、张容、李凑。

对“能品下”这二十八位画家，朱景玄也做了概括性的评介：

黄谔画马独善于时，今菩提寺佛殿中有画，自后难继其踪。曹元廓、韩伯达、田深画马，筋骨气力如真。及卢弁猫儿、白旻鹰鸽、萧悦竹，又偏妙也。梁广、程邈、董奴子、卫芋、陈庶、梁洽，皆以花鸟、松石、写真为能，不相让也。檀章、耿昌言、吴玢、乐峻、项容、陈庭、裴辽、僧道玠，皆图山水，曲尽其能。陈省心、陈净眼、王胐、萧溱、张涉、张容，皆士女之特善也。（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87 页）

朱景玄以“神、妙、能、逸”四品论画，前三者可以认为是以其地位“降幂排列”，但“逸品”则不是。作为“逸品”的几位画家，其实都是不守常法的。对于“逸品”的彰显，可以说是朱景玄对绘画美学的一大贡献。“逸品”的问题较为复杂，也经历了发展嬗变，笔者将它留待于本文的下篇从容论之。